韓國瑜掏空「獨裁」二字承載的歷史血淚
2026年深秋，台北城的天空或許依舊澄明，但國慶大會上的政治氛圍，卻宛如一場荒誕的超現實戲劇。在象徵國家團結與憲政延續的典禮上，身居國家最高民意機關首長的立法院長韓國瑜，竟以脫稿演出之姿，在致詞中痛批執政團隊是「假民主、真獨裁」，甚至直指行政院拒絕副署相關法案，是總統賴清德有「政治潔癖」所致。
這幅景象，充滿了歷史與政治學上的雙重弔詭。身為立法院長，韓國瑜理應是調和鼎鼐、維繫議事中立與憲政運作的關鍵樞紐。然而，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造成國會內部激烈衝突、以多數暴力碾壓少數權利，甚至屢屢破壞程序正義與朝野協商機制的，正是韓國瑜所屬的國民黨及其黨團。當國會議事槌一次次落下，為失序且缺乏實質辯論的法案背書時，這位院長並未展現出捍衛民主程序的樞紐高度；反之，他卻在國家慶典上，將行政與立法的憲政摩擦，全數簡化為執政者的「獨裁」。無怪乎，當時現場會有民眾按捺不住情緒，高聲吶喊：「衝突就是你引起的！」
當「獨裁」這樣一個充滿血淚與歷史重量的詞彙，被輕易地從一個手握國會多數權力、且不斷擴權的政治人物口中吐出時，我們面臨的已不只是政治口水的交鋒，而是一場深刻的語言危機與憲政迷惘。這不禁讓人想起二十世紀英國哲學思想泰斗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的深沉警告：當政治語言被浮誇濫用，乃至「自由」與「民主」的定義被任意扭曲，社會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撕裂與迷失。
語言的失溫與歷史的倒錯：當「獨裁」淪為廉價的政治咒語
在探討以撒．柏林的哲學觀念之前，我們必須先凝視當前台灣政治語境中，語言是如何被粗暴地「武器化」。
歷史的記憶是有重量的。對台灣這塊土地而言，「獨裁」從來都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學名詞，而是長達三十八年戒嚴體制下，那段不能說母語的歲月、那些在深夜被帶走的異議份子、以及在各種整肅清鄉中無聲消逝的青春與生命。真正的獨裁，是國家機器的全面碾壓，是統治者對人民思想與肉體的絕對控制，以及不容許任何異音存在的政治寒冬。
然而，在韓國瑜的國慶致詞中，所謂的「真獨裁」，竟是指涉行政院對於立法院通過的爭議法案拒絕副署、提起覆議或釋憲等合乎《憲法》規範的制衡機制。這種將「權力分立下的憲政摩擦」直接等同於「獨裁統治」的修辭，本質上是一種「歷史的倒錯」與「語言的失溫」。它不僅掏空了獨裁二字所承載的歷史血淚，更是以極其輕佻的態度，褻瀆了昔日那些為了對抗真正獨裁而犧牲的先人們。
柏林曾敏銳地指出，政治概念的混淆，往往是極權主義萌芽的溫床。當代議士將自己的意志無限上綱，宣稱自己代表「絕對的多數民意」，並將一切合乎憲政程序的行政制衡都抹黑為「獨裁」時，這背後隱藏的，其實是一種唯我獨尊的權力傲慢。國民黨陣營一邊在國會內部破壞程序正義、壓縮少數派的發言空間，一邊卻在外部高舉「反獨裁」的大旗，甚至將民間公民團體醞釀的「大罷免」浪潮，定型為民進黨的「政治獵殺」，試圖強行鞏固深藍與泛藍選民的仇恨值與危機感。這種作法，正是將崇高的民主價值，降格為挑動陣營對立的廉價咒語。
消極與積極的永恆辯證：柏林筆下的自由雙面刃
要剖析這場荒謬的政治修辭，我們有必要重新翻開以撒．柏林於1958年在牛津大學發表的那場著名演說——「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柏林將自由區分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與「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這兩道哲學的光芒，至今仍精準地照亮著台灣憲政運作的幽暗角落。
所謂「消極自由」，指的是「免於他人干涉的狀態」（Freedom from）。它畫出了一道神聖的界線，界定出一個不受政府或任何多數群體侵犯的私人領域。憲政民主的基石，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財產權的保障，乃至於少數派在國會中不被多數暴力直接噤聲的程序正義，皆是消極自由的具體展現。
相對地，「積極自由」則是指「做自己主人」的渴望（Freedom to）。它關乎個體或群體能否自主決定自己的命運。在國家層次上，這體現為民族自決、人民主權；在代議政治中，則表現為由民意選出的代表來制定法律。
柏林雖然肯定這兩種自由的價值，但他對「積極自由」提出了極其嚴厲的警告。他觀察到，歷史上無數的暴政，往往是打著「積極自由」的旗號而來。當某個政黨或統治者宣稱「我代表了真正的民意」、「我代表了國家未來的方向」時，他們很容易將這份「積極自由」的執念無限上綱，進而以「為了整體的利益」為由，理直氣壯地去踐踏個人的「消極自由」，摧毀憲政機制的制衡界線。
如今國民黨在立法院內挾多數席次，無視程序正義強行通過法案的亂象，正是柏林筆下「扭曲的積極自由」的當代翻版——以「代表多數民意」之名，行「剝奪少數權利與程序正義（消極自由）」之實。
當這種國會亂象引發民間強烈反撲，醞釀出「大罷免」的聲浪時，國民黨又迅速將其包裝為社會的「撕裂」與執政黨的「政治獵殺」。對此，回顧不久前沈伯洋在《少康戰情室》專訪節目裡的一番話，無疑是從憲法層次給出了一劑清醒的對照。沈伯洋直言：「罷免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不太可能說賦予權利就是撕裂台灣社會。」因當時國會亂象叢生，故而他贊成大罷免。
沈伯洋的論述，精準地踩在「消極自由」與憲政體制的防線之上。罷免權的設計，本就是憲法賦予人民的一道防線，用以制衡那些背離民意、破壞體制的代議士。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罷免），是在合法的框架內進行權力校正；反之，在國會內無視法理、強行破壞議事規則（多數暴力），才是真正對民主憲政的「撕裂」。韓國瑜與國民黨陣營將合憲的罷免權抹黑為「獨裁獵殺」，不僅是政治邏輯的錯亂，更是刻意混淆視聽、將「自由與權利」的概念隨意揉捏的權力遊戲。
民主的防衛與公民的修練：拒絕讓仇恨獻祭了我們的自由
在這場充滿算計的政治喧囂中，我們必須冷靜地叩問：身處2026年狂飆之秋的台灣，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民主素養？
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曾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當韓國瑜在台上高聲指控別人獨裁時，我們不能也不應患上歷史的失憶症。你可以不喜歡民進黨，但請不要懷念那個帶來長達三十八年戒嚴的國民黨；不要懷念那個在馬場町恣意殺害異議者的國民黨；不要懷念那個在校園裡強迫崇拜唯一領袖、在生活裡嚴厲禁止人民講母語的國民黨。那些是實打實、血淋淋的，對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雙重扼殺。
時至今日，你依然可以不喜歡民進黨的各項施政，但請不要支持一個在國會殿堂上杯葛憲政運作、無視程序正義的國民黨；不要支持一個為了一黨之私，濫刪國家安全與建設預算的國民黨；不要支持一個沈溺於負面選舉、以製造社會仇恨為樂的國民黨；更不要支持一個在面對外部極權威脅時，態度傾向紅統卻又不受社會監督的國民黨。
柏林的思想告訴我們，自由從來不是一種純粹的完美狀態，而是必須在各種互相衝突的價值中，做出痛苦而清醒的抉擇。民主制度最寶貴、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它賦予了我們「討厭執政黨」的權利，並允許我們在投票所裡用選票狠狠教訓他們——這是我們無可剝奪的消極自由。
但同時，身為這個國家的主人（積極自由的體現），我們手中的選票更是沉甸甸的責任。我們不能因為單純的「討厭」某個政治人物，或是基於一時的「情緒宣洩」，就盲目地將國家的最高權力，交給一個可能破壞憲政根基、癱瘓民主運作，甚至在國家主權與安全防線上存在致命疑慮的政黨。
在當前台灣這座島嶼上，我們除了得要面臨內部政黨極端化的政治紛擾之外，更時刻處於外部極權國家認知作戰的夾擊之中。在這樣的時代裡，我們最不該做的，就是讓「仇恨」蒙蔽了理智的雙眼，甚至是將前人流血流汗、歷經牢獄與死亡才爭取來的民主自由，當作懲罰某個政黨的廉價陪葬品。
民主的存續，並非在於領導人華美的修辭，抑或國慶大會上廉價的政治攻防，而在於每一個平凡的公民，能否在各種喧囂與煽動中，保持清明的心智，學會「負責任地行使自由」。這毋寧是台灣社會當下，乃至於未來世代，最迫切需要修習的公民課。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