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可以從「世界第一大學」學到什麼？
在近日剛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3）中，牛津大學連續 7 年被評為世界第一。在領域排名中，筆者所屬的「藝術、表演藝術與設計」（art, performing arts & design）領域排名中，牛津大學同樣位居世界第一。
與此同時，台灣的大學共有 43 所學校入榜，排名最高的台灣大學位居第 187 名，比起去（2021）年的第 113 名大幅滑落。這樣的結果或許可以提供台灣讀者什麼省思呢？
本文將以筆者過去幾年在牛津大學攻讀音樂學博士的經驗為例，提出一些個人觀察，希望能拋磚引玉，引發更多後續討論。
歐美音樂學術體系
在進入正文之前，筆者有必要先對歐美大學音樂系／音樂學院之間的不同背景，提出概要說明。
簡而言之，一般讀者比較熟悉的「以樂器演奏作為主修」的教育體系，在歐美屬於音樂學院（Conservatory）的範疇，例如以培養傑出演奏家而聞名於世的皇家音樂學院（Royal College of Music）即屬此類；但在大學的體系中，音樂系（Department of Music／Faculty of Music）是以培育音樂相關知識領域和作曲的人才為主，牛津、劍橋的音樂系均屬此類。
雖然上述兩者之間的分野並非涇渭分明，但在教育目標上仍有明顯的區隔。舉例而言，牛津大學音樂學系的碩士學位仍有主修樂器演奏的學生；但到了博士階段，錄取的學生則都是主修音樂學研究或作曲的學生。
緊扣英國傳統的音樂研究與出版
在之前於《換日線》專欄發布的文章中，筆者曾經分享過牛津音樂系的「選才標準」與「上課方式」，歡迎有興趣的讀者前往閱覽。本篇文章則將分享筆者對於音樂系「研究方向」的一些觀察。
雖然牛津願意接受相當創新的研究路線，例如筆者討論的題目：「古典音樂在東亞地區接受史」，但根植於英國／歐洲音樂傳統的研究選題依然是較為主流的方向，例如，當代英國作曲家研究（艾爾加、戴流士），就一直是筆者的指導教授所進行之主要研究路線之一。
筆者曾在音樂系的系館與同學閒聊，問到她的研究題目時，同學順手指向筆者背後的一幅肖像畫，說道：「我就是在研究這個人（John Malchair）的音樂思想與生平。」一般而言，在台灣學習西方音樂史時，通常不會太過於著墨馬切爾（John Malchair）；但在牛津的脈絡中，研究馬切爾在牛津當地所留下的音樂遺產，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個足以構成博士論文的題目──換句話說，牛津的音樂研究固然放眼全球，但「在地人研究在地事」依然是其中不可動搖的根基。
在出版方面，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同樣肩負著重要且獨特的任務：當代作曲家作品的出版，並且以英國作曲家的曲目為大宗。
英國對當代作曲家有一套培育系統，著名的倫敦交響樂團每年有固定的機制，提供青年作曲家發表作品；而對於發展成熟的作曲家，則由牛津大學的力量介入，將這些樂譜付梓出版。這些管道不只保障了當代作曲家作品展演的機會，樂譜的出版更有助於作品的流傳，從而建構當代音樂文化。
因此，用出版的力量維護英國當代作曲家的創造力，同樣是牛津大學不可或缺的使命。
大學排名對台灣的啟示：接軌國際，立足在地
提到牛津大學，相信許多讀者的心中都會聯想到牛津的研究應該是「胸懷世界」，涵蓋所有領域和題材。這的確也是部分的事實，但筆者這幾年透過求學經驗卻感受到：在看似無所不包的研究主題中，奠基於英國傳統和社會議題的研究才是牛津學術成就中最無可取代的一部分。
這與《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又有什麼關係呢？別忘了，在該排名之中，牛津大學這些完全強調「英國」、甚至專攻「牛津」在地議題的研究主題，同樣會被納入評比項目中。換言之，牛津排名第一的結果，不僅來自那些「放眼世界」的研究，也同樣包括了「立足在地」的部分。
回到台灣，每當大學排名公布時，不論名次高低，許多討論往往聚焦於該如何「更加接軌國際」，讓台灣的研究能在世界的舞台上發光發熱。但牛津的經驗卻引發了筆者另一個思考方向：如何讓台灣的研究回應台灣的問題。
筆者認為，先找到自己的立足點，意即在「接軌國際」之前思考如何「接軌在地」，讓台灣的研究展現出屬於自己的特色，應是同等重要的發展方向。與其不斷追求排名的數字，牛津的經驗與大學排名的結果，深切提醒著筆者：或許一所大學的在地認同，也應該是大學價值評比中不該被忽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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