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辯護人番外篇】被辯護的死刑犯們（上）

**「你要怎麼評論我，是你的報導自由，但是談案件，我會擔心這些資訊造成影響。」採訪過程中，黃致豪談自己的成長時沒有保留。但一談案件細節，他便將自己切換成演講模式，以學術口吻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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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願意為罪證確鑿的死刑犯辯護？他解釋，辯護律師的職責就是維持司法的公平、正直、誠信，即便辯護的對象，是犯下重大罪刑的殺人犯，也必須保障辯護對象的權益。「這類案件其實是測試一個國家民主化跟基本法治的底線。一個國家怎麼樣對待最底層、最弱勢的那些人，也可以說明這個國家的信念到什麼地方。如果你的法律程序有兩套標準，你對馬英九開庭特別禮遇，你對王景玉開庭特別機歪，那你是不是在說明這個國家對人是用階級來區分？生病的人、做工的人、酒癮的人，他們是可以被踐踏的，他的權利跟其他人不一樣，就像《動物農莊》講的：『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生病的人，指的是龔重安、王景玉、蔡京京、翁仁賢。

王景玉自認是四川皇帝，認為自己若要傳宗接代，必須殺死一個女童，於是買刀，於國小旁隨機砍下女童的頭顱。王景玉會有這樣的妄想，來自於罹患思覺失調症。

黃致豪說：「我認為，不管是龔重安、王景玉，他們的背景很多時候可以類型化，例如，他們都來自於社會地位、經濟不佳、知識水準、教育水準都不太好的環境，那這兩點造成日後他們需要援助的時候，欠缺經濟資源，也無法建構『病識感』。」

何謂病識感？意思是這個人能不能發現自己生病了。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一直不被社會大眾了解，甚至貼上標籤、汙名化，也造成即便患者（或家人）感受到異常，也不願承認，甚至會認為是撞邪、或是裝瘋賣傻。

龔重安也如此，他長期受思覺失調症造成的幻聽所影響，幾度嘗試自殺不成，最後選擇潛入國小廁所，隨機殺害一位女童，希望讓國家司法判他死刑，結束自己的生命。

黃致豪說：「以龔這個事件，你會看到他的社會背景、早期發病的痕跡、醫療記錄都有，他不是第一次就這樣子。證據顯示，他是在思覺失調症跟大量妄想症驅動的痛苦底下，幾次嘗試結束自己的生命。」

與龔重安的對話過程裡，黃致豪著重於他嘗試自殺的動機與過程。「以他舉過的例子，例如說他在士林的租屋處，隔壁有個大學生，他透過牆壁，會聽到那個大學生在批評他，說他這麼沒有用、沒有女人喜歡你、你的生活就是很爛，之類的。」龔重安的生活，是每天24小時裡，無時不刻聽見有第3個聲音在罵他。

「他一邊覺得很痛苦，一邊覺得對方怎麼可能聽到我心裡在想什麼？他怎麼可以這樣講我？所以他也曾經拿這件事情去對質過，那對方當然一頭霧水。例如說，我們也討論過，他聽到路邊小女孩回頭批評他，或者他當快遞員，停車在士林夜市，（他也覺得）在路邊的人，回頭罵他。」

黃致豪說，「這個情況對我們來說很難想像，但對他們來講，他們的世界是千真萬確的感受，也就是主觀跟客觀世界是完全脫離。在那段時間裡面，他自殺的慾望是很強烈的，但是試過中止，所以希望透過犯罪，讓國家把他們的性命帶走。」

龔重安自殺怕痛，但他沒有意識到他割了女童的喉嚨，女童也會痛嗎？「你講的是同理心，龔重安是嚴重的精神病患，他的同理心很有可能因為病理的原因，而受到遮蔽，或者淡化。」所以在痛苦中無法感受別人的痛？「我認為不容易感受，這個病對他造成的苦痛，已經超越其他事情了。」

鄭捷同樣想透過殺人，得到死刑，來結束自己的生命。「鄭捷的部分，以我後設的猜測，一開始行凶的時候，他感覺自己進入解離的狀態，意思是，他感覺自己從高處，在進行這樣的動作。其實這樣的情況，在很多犯罪的例子裡，我們都聽過類似的報告，這不是一種疾病，是心理歷程。這是人類在不能接受自己做的事情裡，他會想把自己抽離出來。但他不會否認犯罪。當你問他感受是什麼？這些人多半會茫然的看著你，他會說：『我不知道有什麼感受，當時的感受就是很遙遠。』」

「我們後來也想說，鄭捷他在板橋中學的經驗，可以複製到大學，不要那麼疏離的話，或許他不會這個樣子。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他自己其實也講：『我或許不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感受到鄭捷的改變？「其實大概在一審後半，我就感到鄭捷改變了，那時候我們討論非常多次關於被害者的家屬，我告訴他，他是如何毀掉26個家庭。」

給他看受害者照片時，他的反應是？「沒什麼表情，但後來他有說：『我對於造成他們的痛苦，是真心的感到抱歉。』但是他又堅持說，如果讓我重來一次，我可能還是會這樣做，因為那是我跟自己的誓約。」

你也質疑他誓約的對象搞錯了？「關於這個部份我們還在探究，沒有一個很完美的解釋，因為我跟鄭捷探究的過程中，鄭捷也說，他沒辦法給你一個解釋，它（誓約殺人的對象）是怎麼移轉的，他沒辦法解釋，他就覺得他必須要這樣做，否則他的存在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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