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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破壞神之國昌老師—從黑暗三角人格談起

鏡報

更新於 2025年10月19日22:40 • 發布於 2025年10月19日22:40 • 鏡報
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被爆指揮狗仔集團偷拍政敵,隨著案情不斷發展,更多隱藏的黑幕被公諸於世。攝影李智為

倪世傑/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一個幽靈,政治極化的幽靈,在台灣…喔,不,在全世界上空盤旋。

許多論者將政治極化歸諸於社群媒體的必要之惡。齊特林 (Jonathan Zittrain) ,美國哈佛大學國際法與電腦科學教授就曾指出,他希望「看到社群媒體公司嘗試截然不同的線上交流形式,並建立不傾向於無休止衝突和憤怒的商業模式。」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則是語重心長地指出,政治極化是當今我們制度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他從制度層面入手,將美國嚴重的政治極化歸咎於美國單一選區選制不利於第三股政治勢力的出現,且黨內初選制度助長了政治極化與政治極端主義的發展。

以上的說法,不能說錯,但往往只捕捉到問題的表象。如果美國的選制有問題,那麼,福山就難以解釋為何在普遍採取比例代表制以形成多黨制的歐洲,以及當前國會擁有三個有效政黨的台灣,同樣面對政治極化的威脅;另一方面,並非每一個社群網路的參與者都會成為激怒他人行動(trolling behavior)的發動者。法國政治心理學者馬立(Antioine Marie)的研究發現,具有強烈追求地位動機以及高度犯險精神的人,不僅是最容易在網路上就政治議題與他人發生衝突並表現出敵對行為,也最有可能在線下的面對面討論中表現出攻擊性或是惡意。這種人格特質與支配傾向相對應,即傾向於通過各種手段(例如:恐嚇)讓他人屈服於自己的意志。換言之,僅從政治制度設計與平台經濟解讀極化,往往止步於檢討外在環境,而忽略了更深一層的驅動力,不多不少,正來自個體的人格與動機差異,而人格特質提供了觀察政治極化現象的微觀基礎,究竟具有何種人格特質的個體,能夠頻繁地製造衝突?有鑒於一般民眾與KOL的擴散效應受限,矛頭也因此指向政治人物,尤其是具有全國知名度的政治人物身上。畢竟,她/他們的一言一行,動見觀瞻,而且其支持容易受到政黨領導人的指示與暗示,進而建構了社會信任感持續下降的機制。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奈(Alessandro Nai)副教授等學者大膽地推測,擁有「黑暗三角人格」(dark triad)的政治人物有助於加劇支持者群體情感的極化,尤其是與「感覺上」與黑暗三角特質政治人物較為親密的支持者中,情感極化程度最高。暗黑三角人格係由加拿大心理學者保盧斯(Delroy Paulhus)與威廉斯(Kevin Williams) 於2002年提出的觀念。他們認為,自戀、馬基維利主義與精神病態等三項特質構築出黑暗人格三角。自戀表示過度關注自我,馬基維利主義提供策略性操控、資訊選擇性暴露以及欺騙,精神病態(psychopathy)則是情感冷漠,缺乏同理心,表現為以刻薄的話語攻擊對手,展現出強大的負面情緒能量場。奈博士直言:「尤其是那些馬基維利式的政客——他們策略性強、善於操縱與目標導向——似乎更容易引發情感兩極分化:他們會加深支持者與其他人之間的情感分歧。」

走筆至此,聰明如妳/你的讀者腦中是否浮現了一個清晰的面容?Bingo,在當前台灣政壇,國昌老師幾乎就是暗黑三角人格行走的教科書。沒有之一。

作者指出,黃國昌幾乎就是暗黑三角人格行走的教科書。沒有之一。攝影鄒保祥

瘋狂的自戀人格:自我中心、英雄敘事與道德高地

浮誇的自我宣傳和自我中心的特權感是自戀人格的特徵。國昌老師自我塑造為「改革者」、「揭弊英雄」,以「伸張正義、揭發民進黨政府弊端、制衡蔡英文—賴清德」為自我定位的核心主軸。國昌老師無論在直播還是記者會中常使用類似「我最了解真相」、「媒體都在抹黑我」等語句,在言論帶有強烈的自我肯定色彩,不時地轉移焦點與反批評策略,顯示出高度自我價值感,突出道德優越感(moral grandiosity)與亟須公共關注的需求。然而,若遇到挑戰,國昌老師傾向激烈反擊、貶抑批評者以保護自我形象。像是在這一次狗仔政治跟監事件被《鏡報》揭發後,國昌老師即刻攻擊《鏡報》「我又不是像鏡一樣搞狗仔…全台灣最大狗仔集團是鏡傳媒在養」。

擁有自戀人格者慣常性地設立「非黑即白」的語境,使自己成為「正義世界」的唯一代表。國昌老師在這方面的例證實在族繁不及備載,茲舉兩例簡單說明:

A. 當政治狗仔跟監集團案爆發後,國昌老師表示《鏡週刊》報導「張冠李戴、虛構故事、胡說八道』。」在面對媒體指控時,他回應並非逐一澄清,而是批媒體「用這些隻字片語編故事」 。這樣的話語傾向把媒體報導定性為整體偽造,形成「媒體全錯 Vs. 我完全清白」的對立敘事。

B. 國昌老師因兒子美國籍議題成為媒體焦點嗆記者「說什麼白癡問題」,同時怒斥爆料者四叉貓「這種肉搜未成年小孩的違法變態行為,我根本懶得理他」。這類粗暴用詞造成強烈對比:提問記者蠢爆+變態的爆料者 Vs.自己合法,國昌老師永不回應質疑,而是以製造對立、簡化議題一筆帶過。

在「我俊俏的臉龐」下,政治衝突被他鋪陳為「我 Vs. 他們」的正邪對決,強調一個清清白白的自我對照出他者的不義與邪惡;在回應外界質疑時每每以「唯一說真話/唯一揭弊者」的高姿態,否定質疑者的動機與能力。這類「中心化自我+高道德確信」的人設,容易為「小草、小蔥們」提供道德授權,放大「國蔥」支持者厭惡他者的情感。

馬基維利附身的國昌老師:策略性操控與訊息管理

馬基維利型人格重視手段勝於道德,透過操控資訊流、形象管理達成目標,該構面亦與政治權謀型領導風格相符,其特徵是控制控(control freak)的傾向。

國昌老師長期經營個人情報網絡,對國內政治人物進行廣泛、無差別式的監控,並在媒體界建立人脈管道,已經曝光的包括原中央社記者謝幸恩和央廣資訊工程師吳政勳,還有「凱斯國際」以及在2024總統大選中名噪一時的「求真民調」,再加上「民報」,如不知國昌老師的立委、黨主席身份,還以為他是台灣的梅鐸(Rupert Murdoch)。姑且不論其潛在的國安風險,這個監控網絡蒐集具有高度關係性連結的情資,在經過精心挑選的時機點將政治對手負面資料通過民報、已經歇業的芋傳媒以及張斯綱、侯漢廷、九百芯與王奶奶等政治人物的現成管道「公諸於世」,藉此操控輿論走向,鞏固其「揭弊英雄」的公眾形象。

建立攻擊性的語境是國昌老師顯著的言說風格。除了眾所皆知的「咆哮式質詢」對支持者形塑「戰力超強」的形象以外,他慣常性地以攻擊性的語言攻擊敵人。像是針對北檢,黃國昌就夸夸其詞「台北地檢署要沒有下限到什麼程度,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預料的。」國昌老師質詢法務部長的「示範帶」事件更是精心設計的政治操作:播放疑似偵訊錄音並包裝為「示範帶」,目的導向地以假稱呼掩飾其為真實偵訊內容,藉立委質詢特權與言論免責作為工具,公開偵查資訊、牽動輿論。即便可能涉偽造文書或洩密風險,國昌老師仍選擇進行政治操作以換取政治利益,體現「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策略性操弄。

此外,國昌老師相當鍾意設立「非黑即白」的語境,讓自己成為正義專賣店的負責人。然而,在非黑即白的語境下,馬基維利主義者其實最擅於操作「灰色地帶」作戰,他們精於算計,知道世界充滿可利用的模糊空間並會靈活變換立場以達目的,「示範帶」與總統官邸的走讀事件中游走法律邊緣的作風堪稱當中的代表作。

黃國昌經常透露出不屑、冷酷、不耐、嘲諷的表情,更以反問來面對媒體的提問。攝影董孟航

精神病態:冷酷與衝動

精神病態(此處非臨床診斷,而是指低共情、高攻擊語彙與衝動控場的語用傾向)常見表徵是:對質疑採羞辱式反擊、忽略他人感受、情緒強度高而反省語言稀少;這種冷酷/衝動的風格在支持者眼中易被解讀為「果決」「敢戰」,進而推升情感極化。就此而論,面對遭媒體爆料的「政治跟監/狗仔」爭議,國昌老師以「我沒有什麼要解釋的」一語帶過,既不說明也不嘗試澄清。

更經典的是,國昌老師在直播時call-out給仍在交保狀態中的柯文哲,並詢問他「民進黨說我跟監你,你聽到了以後有沒有很生氣?」翌日柯文哲僅以仰頭苦笑說了一聲「哎唷」回應。國昌老師為了展現自己的權力,不惜公開羞辱受害者,而且在直播的無時差場合中,讓被跟監的受害者在手機、電腦螢幕前眾目睽睽下被迫回應,顯示「我」可以跟監你,更有權力公開審問你。一般來說,當跟監此等陰私苟且之事遭當眾揭發,正常人應該,至少對當事人感到羞愧,但國昌老師反倒是主動挑釁被害者,缺乏羞恥感(俗稱,禮義廉)。此外,國昌老師跟柯說「民進黨說我跟監你,你有沒有很生氣?」隱含的是,你應該生氣,但你該生氣對象應是民進黨而不是「我」,試圖讓柯文哲公開表示「沒有生他的氣」是意圖為自己開脫,同時,國昌老師早看準了柯保釋中的身份且需要國昌老師在法庭外的政治支持,迫使柯配合演出,呈現出殘酷無情的高張力控管風格。

冷酷之餘,國昌老師也常顯衝動。2023年「林杯好油」事件中,他在直播力挺林裕紘、要求監督農業部,事後證實係林自導自演;雖曾簡短致歉並下架影片,但此後國昌老師在類似爭議已不再道歉。總統官邸走讀也是一例,其強闖禁制區、強扼住維安頸部,凸顯其衝動的性格;尤其當他的立場被質疑時,國昌老師更時時常抑制不住他衝動的一面—咆哮、怒罵,你我都不陌生。伴隨著咒罵記者為「白痴」、週刊報導為「科幻小說」、「又笨又蠢」等刻薄的語言風格,集人身攻擊、嘲弄、貶抑與羞辱熔一爐而冶之,以及從不正面回答提問與實質說明的風格,在台灣民主政治史上堪稱前所未見。

擁有黑暗三角的人格特質政治領導人操作的是引爆衝突、擴散衝突,使支持者認知穩定化的一條龍產業鏈,從「亂」中破壞穩定以攫取政治利益的手法似乎在獨裁者和民粹主義者中尤為普遍,情感兩極分化背後體現的是民主倒退。國昌老師炮製戒嚴國家的監控手段業已說明一切,其「臭不可聞」的揭弊手段堪稱一株大毒樹,所結成的毒果自然更不可能更有效率的監督,而是敵意的日常生活化、民眾對政治制度與人際信任的塌陷,法治最終被低級的政治表演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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