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面下架成為最後選項：中聯油案如何讓科學逐漸退出風險管理決策？

採訪・撰文＝林玉婷

中聯油脂大豆沙拉油驗出苯駢芘（BaP）超標事件，2026年4月至6月共生產約2.9萬公噸、30批大豆沙拉油，流向泰山、福壽、福懋三大油脂業者，再分裝、調和製成至少50項以上油品，並進一步供應食品加工、餐飲及零售通路，影響範圍遍及上游油脂加工、食品製造、餐飲及零售等整體食用油供應鏈。

自中聯於6月30日通報食藥署後，事件發展過程中，食藥署的處置原則歷經數次重大調整，最終造成大規模油品及加工食品預防性下架，超過千家食品業者受到波及。然而，回頭檢視整起事件，真正值得討論的不只是下架規模，而是主管機關的風險管理決策如何一步步改變。

每一次風險管理決策的轉變　都讓下游業者疲於奔命

中聯苯駢芘超標事件延燒近一個月，主管機關的管理措施至少歷經四次調整：從第一層產品下架；訂定使用20%以上產品須預防性下架；取消20%門檻、全面預防性下架；到最後逐批檢驗、分批恢復上架。每一次政策調整，都伴隨新的爭議，也讓餐飲與食品業者疲於重新追溯、封存、送驗與回收。

社會最常提出的質疑是：「回收下架標準為什麼一直改？」但如果把食藥署歷次新聞稿、專家觀點與產業第一線經驗攤開來看，真正值得追問的，其實不是政策改了幾次，而是：為什麼原本應該由科學主導的風險管理，最後卻只能走向最保守、成本最高的治理方式？

如果一場重大食安事件最後只能走向「全面預防性下架」，真正值得檢討的，很可能不是最後一次決策，而是前面每一次風險管理決策，是否都能持續以同一套科學原則作為依據。

下架範圍不斷擴大　真正改變的不是苯駢芘風險，而是決策依據

事件發生初期，衛生福利部依據毒理資料與暴露評估，認為問題主要集中於第一層受污染油品及其分裝產品，因此要求第一層產品下架，而第二層加工食品因使用比例有限、整體暴露量較低，並未要求全面回收。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蘇南維也指出，台灣設定苯駢芘限量標準為2.0 ppb是行政管理標準，而非健康危害的絕對分界線，風險評估應考量的是暴露量、攝食量及長期累積，而不是單一檢驗數字。因此，即使短期吃到超標產品，也不代表會產生健康危害。

甚至根據WHO資料指出，吸菸是一般民眾暴露於苯駢芘的重要來源之一。IARC所分類的一級致癌物只是危害分類，不代表吃到就一定致癌，加工肉品、酒精性飲料與苯駢芘皆被IARC列為第一級致癌因子，但分類代表的是證據強度，而非危害程度。目前社會把苯駢芘超標油品直接等同「毒油、致癌油」，是不正確的風險理解。

雖然事件初期的管理措施，仍建立在科學風險評估之上。但是主管機關後續提出「使用問題油比例超過20%產品需預防性下架」，本質上是一項行政管理工具，希望在風險與執行效率之間取得平衡。然而，由於20%門檻的科學依據、管理目的及適用方式未能充分向社會說明，因此，原本屬於風險管理工具的行政門檻，反而被社會誤解為安全與否的界線。

真正的轉折，不是在苯駢芘突然變得更危險，而是在事件快速延燒後，科學評估已不足以單獨作為行政決策依據。當科學語言沒有被充分轉譯，社會看到的便只剩下一個20%的數字，而不是背後完整的風險評估。

此時，主管機關需要回應的，已經不只是食品安全本身，也包括快速升高的社會焦慮、地方執行壓力及市場信心。

一句沒有定義清楚的行政文字　放大了整場危機

如果說20%門檻代表的是風險管理的困境，那麼真正讓事件快速擴大的，則是行政執行的一致性問題。

食藥署後續公告要求「油品及其相關製品（衍生產品）」預防性下架，但「相關製品」究竟涵蓋哪些產品，公告並未進一步定義。大豆沙拉油是食品工業的「基礎原料」，使用範圍廣泛，在無法確認哪些製程產品會被歸類進去的過程中，據食品業者反應，各地方衛生局對公告內容解讀不一致，有的要求立即全面下架，有些則要求提供不同佐證文件，有些甚至直接要求產品銷毀；同樣一項商品，在不同縣市可能面臨不同的行政要求。業者每天面對不斷公布的政策，以及緊迫的下架時間，只能不斷確認到底哪些產品要下架、哪些可以販售，耗費大量行政溝通成本。而直到取消20%門檻並陸續公布預防性下架清單後，才知道只要使用到受影響油品，不論比例皆納入預防性下架。

全面下架，不一定代表最好的風險治理

站在消費者角度，全面下架似乎最安全；但站在風險治理角度，全面下架也代表，前面的管理已無法再精準區分真正的風險。

下游餐飲與食品業者在事件中必須立即封存原料、重新追溯流向、尋找替代供應來源；更多業者則面臨回收、物流、銷毀及重新生產等龐大成本。一位食品業高階主管坦言，真正沉重的負擔並非檢驗，而是當所有產品都必須暫停流通時，整條供應鏈都必須為不確定性付出代價。

預防性下架本來就是行政管理工具，其目的在於爭取調查時間，而不是取代風險評估本身。

然而，當前端資訊不足、行政命令不夠明確、風險溝通無法持續建立社會理解時，行政機關最終只能不斷擴大管理範圍，以降低治理風險；企業則只能接受愈來愈高的經營成本，換取市場信任。

這並不代表全面預防性下架本身是錯誤決策。在資訊尚未完全釐清、風險仍待確認時，擴大管理範圍有其必要性；真正值得檢討的是，主管機關是否有機會透過更完整的風險評估、資訊揭露與一致的行政執行，避免事件最終只能走向成本最高的治理方式。

風險治理不是追求零風險　而是讓科學主導決策

國際食品科技聯盟（IUFoST）首任全球大使、現任國立清華大學永續學院的羅揚銘教授表示「預防性下架是必要工具，但不能成為常態行政手段」。

美國FDA強調的是風險導向（risk-based），不是零風險導向（zero-risk）。羅揚銘解釋，不是因為「不知道」，就全部下架；而是根據現有證據，評估：危害有多嚴重（Severity）、暴露機率多高（Likelihood）、暴露族群有多少（Exposure）、是否已有供應鏈流向證據（Traceability）。只有當整體風險超過預先設定門檻時，才會擴大回收或下架。換言之，真正決定下架範圍的，不是是否來自同一家工廠，而是是否能透過可追溯性（Traceability）確認產品確實使用受影響批次原料。

羅揚銘認為，此次事件造成恐慌的最大問題不是下架，而是風險評估沒有公開，民眾不知道主管機關到底依據什麼判斷要下架？因此社會就容易形成一種氛圍：「是不是所有產品都有問題？」，造成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的失敗。

此外，日本在2003年於內閣府（即台灣的行政院）成立食品安全委員會，正是希望把科學風險評估與行政管理分開，由獨立機構負責科學判斷，再交由行政機關決定管理措施，其目的並不是讓行政失去彈性，而是避免科學判斷因外部壓力而改變方向。

回頭檢視中聯油案，可以發現事件初期確實依循這套邏輯，但隨著危機升高，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及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三者之間原本應有的界線，開始逐漸模糊。

真正需要修復的，是讓科學重新站回決策最前面

中聯油案留下的，不只是一次苯駢芘超標事件，也不只是一次預防性下架爭議。

它暴露的是，當重大食安事件發生時，如果風險評估無法持續成為決策核心，風險管理便容易一步步受到資訊落差、行政解讀差異與社會壓力擠壓；而當風險溝通未能及時說明科學依據，社會便會用「下架多少產品」來判斷事件有多嚴重，而非真正理解風險本身。

真正成熟的食品安全治理，不是永遠選擇最嚴格的措施，而是在最大的社會壓力下，仍然能讓每一次行政決策，都建立在同一套公開、透明且一致的科學原則之上。唯有如此，才能同時守住食品安全、供應鏈穩定與社會信任。整個供應鏈也才不必一次又一次，用最高昂的代價，替制度的不確定性買單。

審稿編輯：童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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