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思書軒】病毒總會再來，我們總需要有人《ON CALL 隨時待命》
今年七月中，我又得了COVID-19。說「又」，是因為四年前我曾經確診過一次，只是這回來得莫名其妙。我一向潔身自愛、深居簡出，生活半徑小得可憐，平常既不熱中聚餐，也很少往人擠人的地方鑽，想破頭也不知道究竟在哪裡被誰傳染。
去年和前年初，家人確診COVID-19，我近距離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居然都能全身而退。加上前前後後打了五劑疫苗，又有一次確診留下的免疫記憶，我還一度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大概已經練成某種「金剛不壞之身」，就算病毒殺到門口，也只能摸摸鼻子離開。結果病毒顯然不吃我這套，該來的還是來了，而且來得毫不客氣。
幸好，這次症狀比四年前輕得多。沒有高燒燒得昏天暗地，也沒有嚴重到讓人懷疑人生，大致只有低燒、喉嚨癢和咳嗽。偏偏人算不如天算，真正把我整得七葷八素的，竟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一陣咳嗽。我咳到嚴重拉傷肋間肌，那種痛，現在想起來仍然心有餘悸。
翻身痛、坐起來痛、咳嗽更痛，連從床上撐起身體，都像有人拿著鈍刀在肋骨縫裡來回割。我平常自認還算能忍痛，那幾天卻真的痛到欲哭無淚，差一點連起床都辦不到。人生有時很會開玩笑，原本以為只是「小感冒等級」的感染，最後卻被一塊拉傷的肌肉折騰得死去活來。
隔離結束、病毒退場，我原以為總算雨過天青，沒想到身體似乎沒有那麼快買單。到現在，腸胃仍然時不時鬧脾氣，整個人也特別容易疲倦。以前做完一件事還能興致勃勃接著做下一件，現在有時忙了一會兒，就像手機忽然從百分之六十掉到百分之十五，明明沒做多少，電量卻莫名其妙蒸發。我不敢斷言自己是不是長新冠，只能懷疑多少沾了點邊。
COVID-19走到今天，對很多人而言彷彿已經成了昨日黃花，口罩收進抽屜，快篩不知道塞到哪裡，新聞也很少再把疫情擺在頭條。可當它重新鑽進自己的身體，才會發現這個病毒根本沒有陪著新聞熱度一起消失。它只是從聚光燈下退到日常生活的陰影裡，偶爾冷不防伸出手來，提醒你它還在。
也就在我「出關」沒多久，看到美國免疫學家安東尼・佛奇（Anthony S. Fauci，1940—）醫師又被押上美國政治鬥爭的擂台，我心裡格外不是滋味。2026年7月29日，已經八十五歲的佛奇被傳喚到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暨政府事務委員會作證，面對共和黨籍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al Paul）主導的質詢。
佛奇在律師建議下，一百多次援引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問題。8月6日，共和黨掌控的委員會依黨派立場表決，認定他藐視國會，並將案件送交司法部。到了8月15日，佛奇又拒絕自願出席另一個由共和黨主導的參議院小組委員會，其律師直指，反覆要求這位退休醫師作證，已構成以政治目的羞辱和騷擾他的行動。
我看到這些新聞時，第一個念頭就是：何苦來哉？一個八十五歲、早已退休的老醫師，曾經把將近六十年人生交給美國公共衛生體系，到了晚年仍被拖進一輪又一輪的政治審判。當然，佛奇不是聖人，COVID-19期間的任何防疫決策都可以檢討，口罩政策、學校停課、疫苗溝通、病毒起源、研究經費，只要有疑點，就應該攤開資料，一五一十地追究。
民主社會的公共官員本來就必須接受監督。可監督和追殺之間，終究有一條線。當質詢的目的愈來愈像先射箭再畫靶，當有人多年來公開主張要把他送進監獄，當調查的氣氛從釐清責任一步步變成秋後算帳，我很難再把它當成單純的國會監督。佛奇在7月的聽證會上直接指控蘭德・保羅對他展開一場近乎失控、以讓他坐牢為目的的行動，而保羅多年來確實持續主張佛奇曾在COVID-19相關議題上誤導國會。
讀完佛奇的回憶錄《ON CALL隨時待命：佛奇醫師回憶錄，一段改變美國與世界公共醫療的關鍵旅程》（On Call: A Doctor’s Journey in Public Service），再看今天這一幕，感受尤其五味雜陳。因為只要稍微拉長歷史鏡頭，就很難把佛奇塞進今天美國政治最愛使用的紅藍二分法。他在1984年至2022年間擔任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NIAID）所長，從雷根一路服務到拜登，橫跨共和、民主兩黨七位總統。
哪一黨執政，佛奇就跟哪一屆政府處理眼前的傳染病。病毒不會先填黨籍，愛滋病也不會看選舉結果決定感染誰。他真正長期效忠的，至少從他這本自傳呈現的人生軌跡來看，是公共衛生、醫學研究以及他深信不疑的科學方法。
尤其令人唏噓的是，佛奇與共和黨兩位布希總統的關係，遠比今天許多人口中的「民主黨佛奇」複雜得多。老布希與佛奇有深厚的私人情誼，甚至曾希望他出任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院長，佛奇卻婉拒了，因為他捨不得放下傳染病研究。
到了小布希任內，兩人又共同推動全球抗愛滋病工作。佛奇是「美國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的重要規劃者之一，這項計畫後來在開發中國家挽救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換句話說，佛奇的職業生涯裡，最耀眼的一頁，有相當大一部分正是和共和黨總統並肩寫下的。
所以今天看到共和黨在川普時代的政治氣候下，把佛奇一步步塑造成疫情的頭號罪人，我實在很難不感到寒心。在我看來，甚至有幾分恩將仇報的味道。當年需要專業人士處理愛滋病、炭疽攻擊、生物恐怖主義、流感和其他新興傳染病時，他是政府倚重的專家；小布希政府要推動全球愛滋援助時，他是重要推手；等到COVID-19造成龐大傷亡、社會撕裂，政治上需要一張臉來承受民怨，他卻逐漸被變成最方便的箭靶。功勞可以集體分享，災難最好找一個人背鍋，古今中外的政治，大概從來不缺這種戲碼。
川普與佛奇的關係在COVID-19期間急轉直下，這已是眾所周知的政治往事。更讓我不舒服的是，川普2025年重新上台後，取消了政府提供給佛奇的安全保護。佛奇多年來因疫情角色持續面臨死亡威脅，最後只能自費聘請私人保全。前總統拜登卸任前還特別預先赦免佛奇，理由正是擔心他遭到出於政治動機的起訴。到了2026年，這場恩怨顯然沒有隨疫情結束而落幕。
我當然知道，有些人一看到「佛奇」兩個字就火冒三丈。他在疫情期間的確犯過錯，也做過值得爭辯的判斷。科學家既然參與政策，就不能要求人民只許歌功頌德，不准事後檢驗。當年的口罩建議為什麼改變，封城和停課是否過度，病毒從哪裡來，美國政府資助的研究和武漢病毒研究所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都可以問，而且應該問。直到今天，COVID-19起源仍沒有一個能讓所有證據塵埃落定的答案，天然溢出和實驗室意外外洩的爭論依舊存在。
可我愈讀《ON CALL隨時待命》，愈覺得我們應該學會區分「一個人在危機中做錯判斷」和「一個人存心作惡」。2020年初的世界，說穿了就像在濃霧裡高速開車。病毒怎麼傳、無症狀感染有多重要、口罩效果如何、死亡率多高、免疫能維持多久，所有資訊都在迅速變動。今天坐在2026年的沙發上回頭挑錯，當然容易得多。好比看完球賽重播後，人人都能指著螢幕說「這一球早就該傳了」，可真正站在球場上時，防守者就在眼前，計時器只剩三秒，觀眾還在山呼海嘯。決策者當時沒有重播可以看。
我喜歡這本《ON CALL隨時待命》，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佛奇沒有把自己寫成一尊毫無裂痕的銅像。他的人生從布魯克林開始，父親開藥局，他小時候騎腳踏車替街坊送藥；高中打籃球，身高只有一百七十公分，卻當上先發控球後衛和隊長。他很早就看清自己不可能成為職業籃球明星，收起夢想，轉身往醫學跑。暑假為了賺學費到工地搬磚，他穿著髒靴子、安全帽走進自己嚮往的醫學院，被警衛攔下時還告訴對方，有一天自己會成為這裡的學生。幾年後，他真的坐進那棟大樓讀醫學。這種故事若出現在電影裡，我大概會嫌編劇太煽情，可偏偏是他親身走過的人生。
真正讓我對佛奇刮目相看的，是愛滋病年代。1980年代初期，愛滋病像一頭沒人看過的怪獸闖進醫院。醫師不知道病因，不知道怎麼治療，病人一個個迅速衰弱、感染、死亡，社會還把恐懼和偏見一股腦倒在同性戀者身上。科學還沒找出答案，眾人已經急著找罪人。這種景象今天看來何其熟悉。人類一旦害怕，很容易先把石頭撿起來，再問該往哪裡丟。
佛奇當時有一段經歷，我讀了久久難忘。愛滋病社運領袖拉里・克萊默（Larry Kramer，1935-2020）曾經猛烈攻擊他，公開把他罵成「殺人犯」，指責政府拖拖拉拉，眼睜睜看著愛滋病人死亡。換成我，被人公開罵到這種程度，八成恨不得把對方電話直接封鎖。
佛奇卻沒有從此把克萊默當仇人。他慢慢理解，那些聲嘶力竭的抗議者天天都在替朋友辦喪事，他們的憤怒有現實的血肉。後來佛奇甚至把病人團體和社運人士帶進政策討論，改變愛滋病臨床試驗制度。兩個曾經劍拔弩張的人，最後竟然成為朋友。克萊默2020年去世前，最後一次和佛奇通話，對他說「我愛你，東尼」，佛奇也哭著回答「我也愛你」。
這一段對我觸動很深。和喜歡自己的人合作，人人多少做得到；能和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的人坐下來，把共同想解決的事情完成，才是真功夫。我甚至覺得，光憑這一點，今天很多只會在社群網站上封鎖異議者、把不同意見一律打成敵人的政治人物，就該好好讀讀佛奇。公共事務本來就充滿摩擦，真正重要的是吵完以後，事情有沒有往前走，病人有沒有多一條活路。
佛奇這一生也讓我重新思考「專業」究竟是什麼。我們常以為專業就是懂很多，會看數據，發很多論文。佛奇當然具備這些條件，但他更少見的能力，是可以在不同世界之間翻譯。他進實驗室要跟科學家談免疫學，走進病房要面對垂死病人，到國會得解釋預算，進白宮又得在極短時間內把一場可能席捲全球的疫情講給總統聽。他還要面對記者、社運人士、官僚，以及焦慮得快要失去理智的大眾。科學語言如果只留在論文裡，就像一座蓋在孤島上的醫院，設備再好，病人也走不到那裡。
書名《ON CALL隨時待命》尤其讓我有感。看過醫師值班的人就知道，On Call聽起來只有兩個英文單字，背後卻可能是一整夜睡不安穩。電話沒響時也不能真正放鬆，因為心裡知道下一秒可能就有人出事。佛奇把這種狀態活了將近六十年。從愛滋病、炭疽攻擊、SARS、禽流感、伊波拉、茲卡到COVID，一場又一場危機像海浪接連撲來。他的人生很少真正風平浪靜。一次撐過去叫熱血，十年撐下來叫毅力，六十年都守在電話旁，我只能說近乎一種宿命。
還有兩段經歷，也讓我對佛奇所謂的「隨時待命」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一般人想到政府高階醫療顧問，很容易聯想到白宮會議室、簡報、記者會，好像工作主要就是坐在冷氣房裡看數據、給總統建議。佛奇卻真的把自己送進過危險現場。
伊拉克戰爭期間，他曾親自前往戰區，在安全風險極高的環境中了解當地情況。那不是什麼象徵性的「到此一遊」，而是一個已經身居高位的醫師，明知道前方可能有槍火、爆炸與各種不可預測的風險，仍選擇親自去看、親自去聽。我讀到這裡其實頗受震動。官位做到那個程度，大可坐在華盛頓等報告送上門，他卻還願意把自己丟進第一線。嘴上說公共服務很容易，真的把命押上去，分量就完全不同了。
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伊波拉疫情。那是一種光聽名字就令人頭皮發麻的致命傳染病，醫護人員接觸患者時必須全副武裝，層層防護，一個脫卸裝備的疏忽都可能付出慘痛代價。佛奇卻曾穿上防護衣，親自走到伊波拉病人身邊接觸、照護與了解病情。
對一個已經可以只做政策決策的人來說，這其實完全可以交給別人，但他偏偏還是走進去了。這也讓我想到，真正有重量的專業，往往不是站得多高，而是到了最危險、最骯髒、最令人害怕的地方，你還願不願意靠近病人。佛奇一生最打動我的地方，正是這種近乎固執的身體力行。他不是只在會議桌上談風險，有些風險，他真的親自承擔過。
我這次感染COVID-19，不過低燒一天、喉嚨癢，外加一場倒楣透頂的肋間肌拉傷，就已經讓我疼得叫苦連天。也因為這段親身經驗，我讀佛奇的書時，對「病人」兩個字忽然有了更具體的感覺。我們談疫情時太容易談成數字，多少人感染、多少人住院、死亡率幾個百分點，可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躺在床上翻不了身的人，是一個喘不過氣的老人，是一個守在急診室門口的家屬。公共衛生最終保護的，從來就是這些活生生的人。
也正因如此，我看到佛奇今天的遭遇才會特別不值。有人要檢驗他的決策，我贊成；有人找到證據證明他違法，當然依法處理。可如果只是因為他在川普面前曾經說了政治上不討喜的話，就要把一位服務過七任總統、歷經半世紀公共衛生危機的老醫師一路追殺到八十五歲，我無法認同。佛奇真正得罪某些人的地方，或許恰恰在於他太習慣把「資料怎麼說」擺在「總統想聽什麼」前面。說真話本來不稀奇，對握有權力的人說真話，而且隔天還得回到同一間會議室繼續工作，就沒那麼容易了。
我也不願意把佛奇捧成神。把一個人神化，和把一個人妖魔化，其實都偷懶。前者拒絕看他的錯誤，後者拒絕看他的貢獻。佛奇值得敬重，不必因為他永遠正確，他顯然沒有永遠正確。真正讓我佩服的是，他在一個錯綜複雜、眾聲喧嘩的體制裡，幾十年如一日守著一套如今顯得有點老派的東西：證據、紀律、責任、服務、專業。這些詞放在社群網站上不太吸睛，做成短影音大概也沒什麼流量，可真到大難臨頭時，人類最後還是得回來找它們。
COVID-19最讓我難忘的一課，就是人類非常容易高估自己的記憶。疫情正猛烈時，大家都說以後一定要強化公衛、儲備物資、投資疫苗、尊重科學。幾年過去，口罩摘了，餐廳滿了，機場又擠得水洩不通，很多人恨不得把那幾年從記憶裡整段刪除。我的身體偏偏在今年七月又提醒我一次，病毒沒有興趣配合人類的遺忘。下一場大流行也遲早會來，只是不知道姓甚名誰、何年何月報到。
到了那一天，我們還是會需要一些人守在電話旁。
我合上《ON CALL隨時待命》後，腦中一直不是白宮橢圓形辦公室，不是總統，也不是佛奇站在記者會講台上的畫面。我想到的反而是一條凌晨的醫院走廊，慘白的燈亮著，一名剛被電話叫醒的醫師匆匆穿好衣服往病房走。四周沒有人鼓掌，也沒有攝影機，更沒有網路聲量，只有一個病人在等。
人在最脆弱的時候，其實沒有太多奢求。我們只是希望電話那頭有人接，病房裡有人來，出了事情有人願意負責。
佛奇接了六十年的電話。
今天的美國當然有權追問他過去做過的每一個決定，也應該追問。可若一個國家最後給一位八十五歲老公僕的退休禮物，是無止境的政治報復、國會羞辱和「把它送進監獄」的叫囂，我想受到傷害的恐怕不只有佛奇本人。下一代最優秀的醫師和科學家也會看在眼裡。他們會問自己：如果有一天國家再碰上大疫，我究竟要不要走進政府？要不要站到第一線？要不要把名字和臉交出去？
這才是我最擔心的地方。
因為下一次電話響起時，我們仍然需要有人願意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