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專欄】自動駕駛輔助 風險難逃

有些電動車主為了在啟用輔助駕駛系統時解放雙手，竟在方向盤旁擺放塑膠小公仔，或在駕駛座前方架設閃爍LED螢幕，藉此欺騙車內監控鏡頭，讓系統誤以為駕駛仍在專注看路。這批道具在網路社群悄悄流通，形成一個奇特的地下市場。消息一出，安全專家譁然，萬一出了事，誰來負責？

這件事表面上看似荒誕，但背後其實有一條清晰的邏輯鏈。Tesla的FSD（監督式全自動駕駛）系統在今年5月正式於亞洲市場大規模開放，售價換算新台幣逾28萬元。買家付了這筆錢，自然對「全自動」四個字抱有極高期待。但現實是，這套系統的完整名稱是「監督式」，駕駛必須隨時準備接管，雙眼不得離開路面。期望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造成部分車主萌生「自己想辦法」的念頭。

問題的根源，其實是產品名稱帶來的認知錯位。「全自動駕駛」這個詞彙自問世以來就爭議不斷，加州車管局多年前即以「誤導性廣告」為由提出質疑，Tesla後來在部分市場改以「智慧輔助駕駛」稱之，但消費者的想像恐怕早已先入為主。當一輛車被稱為「全自動」，大腦對它的期待就會是如此，監控設計再精密，也抵不過使用者主觀認知所帶來的行為偏差。

從技術面來看，Tesla的監控架構並非毫無章法。Tesla近期已透過軟體更新強化車廂鏡頭的眼神追蹤精準度，改善在低光或各種眼鏡情況下的辨識能力。這說明廠商清楚知道現有系統的弱點，正持續修補。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旦攝影機監控成為主要防線，閃爍的LED螢幕就能模仿視線移動，靜態公仔輔以輕微震動就能騙過壓力感測器。監控技術和破解手法之間的軍備競賽，從未有停止的一天。

更值得警惕的是責任歸屬問題，依照目前各主要法制的設計思維，駕駛人永遠是法律上的主體，車輛只是輔助工具。德國於2017年修正《道路交通法》時，即明文規定駕駛有義務在特定時機重新接管，並要求車輛配備事件數據記錄器以釐清事故責任。所以現行法規以「駕駛人」為規範對象，一旦駕駛以道具欺騙監控系統並因此釀成事故，很難主張自己已善盡注意義務。換言之，花大錢買了系統、又花心思騙過系統，出了事卻可能一毛賠償都拿不到，還得面對刑事責任。

有人或許會說，這只是少數極端用戶的行為，不足為慮。但這個邏輯站不住腳。一輛時速100公里的轎車在高速公路上自動行駛，駕駛座上卻只有一個搖晃的塑膠公仔陪著鏡頭，不是「少數行為」的問題，而是每一次發生都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公共安全事故。公路上從來不是個人實驗室，危機從不因為「我只是個案」就自動縮小。

監理機關的腳步，明顯跟不上科技的速度，這是全球普遍困境。台灣在自動駕駛尚待監管審核的當下，這道問題倒可以先行思考。未來若要核准此類系統上路，是否應要求廠商在技術層面達到一定的防破解標準？是否應強制車輛行車記錄器涵蓋車廂內部影像，以便事後舉證？監理法規如何從「規範人」過渡到同時「規範系統行為」，恐怕需要更積極的立法內容。

科技進步是人類共同的福祉，輔助駕駛系統確實能降低事故率、減輕長途駕駛的疲憊，這一點毋庸置疑。但科技帶來的便利，從來不能抵銷使用者的責任。把一個塑膠頭放在方向盤旁邊，然後雙手離開、眼神渙散，這不是在享受科技進步，而是把自己的命與旁人的命，一起押注在一套尚未完美的自動駕駛系統上。這筆賭注，沒有人輸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