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從戰狼變「反戰者」！俄烏戰火下「中國臉孔」，赴俄軍參戰後的血淚覺醒之路
德國慕尼黑，一名曾在中國官媒知名記者鏡頭前公開批判俄烏戰爭的中國籍前俄軍士兵，正面臨被遣返回中國的命運。化名「馬卡龍」的徐曉仁，30歲，曾在俄烏前線親歷戰火。2025年3月，他接受獨立記者柴靜專訪，採訪後，徐曉仁遭俄軍拘禁，隨後逃亡俄羅斯境內逾一年，期間據稱其在中國親友亦受騷擾、警告甚至拘留。
今年初他冒險離境，輾轉抵達德國尋求庇護。然而，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以「明顯無理由」為由駁回申請，認定其返回中國後受迫害的風險「不足以成立」，並將柴靜提交的長達八頁書面證人陳述，定性為「流言與無依據的斷言」。
徐曉仁：從中國退伍軍人到戰場「覺醒者」
徐曉仁，30歲，中國籍，網名「紅色馬卡龍」（化名馬卡龍），是據稱唯一一名自願公開身份並在前線批評俄烏戰爭的前俄軍中國士兵。
他坦承受中國《亮劍》《戰狼》等國家主義宣傳影響，誤判戰場為「英雄舞臺」，結果發現「每一寸土地都是靠用鮮血拿下來的……沒有人性，沒有道德」。他呼籲其他中國人勿輕易捲入戰爭。據其自述，他2013至2018年間曾在中國軍隊擔任無線電技師。從這個經歷看，是共軍退役軍人赴海外參加局部熱戰的一個公開案例。
但是按照中國法律的規定，即便是赴海外以工作簽證或者其他為由出境，但被遣返回中國，也將會面臨刑事指控。有關徐曉仁的個人資料在互聯網上難以得到一一證實，尤其是來自中國現有的軍事資料，一般而言，這起案件很大程度上會引起中國國安方面的注意，為外國軍隊打工還是效力，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從目前中共國安法的角度看，他的舉動很可能以「偷越國境（邊）罪」或「投敵叛變罪」、「間諜罪或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進行定論，若被認定為「投奔敵方營壘」或危害國家安全，雖是加入的是俄軍（中俄關系密切），但後續公開批評、逃亡並在西方平臺發聲，可能被解讀為背叛或損害國家形象/利益。其次，即便是正常合法手續的出境，「赴外目的不純」則是官方扣上口袋罪的最有效的理由。
在俄烏衝突爆發至今，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官方對這些內容的管控逐漸加深，一些時常活躍在Bilibili上的類似博主們都不同程度遭到中國網信部門的警告，有的則是在中國的家人收到當地政保部門的上門談話。
中國官方不太承認自己鼓勵自己的公民赴外參戰，本身這在中國對外關系上是一個負面信息，更多的情況是「不承認、不認可」。
柴靜：從央視調查記者到海外獨立聲音
原本活躍在烏克蘭和俄羅斯地區的中國人近來逐漸增加，但是若是接受被中國方面認為的「反對者的聲音」採訪則是一種「錯上加錯」。但從柴靜的採訪本身來看，沒有任何問題，問題在於徐曉仁找錯了「採訪者」。在採訪曝光後，徐曉仁遭俄軍拘禁一個月，隨後成功逃脫，在俄羅斯境內逃亡超過一年。其在中國境內的親友據稱也遭受騷擾、警告甚至拘留。今年初，他冒險離境，輾轉多地後抵達德國申請庇護。
對於柴靜的背景，絕大多數人都是從其在中國央視的記者工作開始。1976年生於山西，畢業於湖南，曾是中國央視知名調查記者與主持人。她以2003年SARS疫情「零距離」報道成名，後在《新聞調查》《看見》等節目中專注底層議題與公共事務，2015年《穹頂之下》霧霾調查更掀起巨大社會回響。2014年離開央視後，她轉為獨立媒體人，現居海外，繼續以視頻、文字記錄敏感議題。
面對BAMF裁決，柴靜於X平台公開表態，強調她依徐本人請求，於4月28日提交詳細證人陳述，包含視頻、音頻及十餘萬字調查筆記，並提供個人身份與聯繫方式供核實，卻未獲任何回應或審閱。她指出，這是其30年調查記者生涯中首次為受訪者做此保護性記錄，足見情勢嚴重。
德國法律邏輯：反戰，不等於符合難民條件
事件的關鍵在於最終德國政府願意收留徐曉仁，收留後中方對此會作出何種舉動？
BAMF強調，所有申請均採「嚴格個案審查」，需申請人提供具體、可信的迫害事實，並參考多方情報評估風險。對中國申請人，BAMF通常要求證明個人面臨「嚴重、針對性」的政治迫害，而非普遍的社會或經濟因素；多數漢族申請人因難以滿足此門檻而遭駁回。
少數民族（如維吾爾族、藏族）因官方認定的系統性迫害，有較高通過率。但對普通中國公民，特別是涉及「自願」行為後反悔的個案（如加入俄軍後公開批評），審查更為嚴苛。德國在平衡人權承諾與國內政治壓力（選民對移民的疑慮）間，傾向採取務實保守立場，導致許多中國政治敏感個案面臨較高駁回風險。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歐洲曾大量接收烏克蘭難民；但對於來自第三國、尤其具有復雜背景的申請者，各國審查明顯趨嚴。像徐曉仁這樣的案例，同時牽涉：曾參與俄軍作戰；非直接烏克蘭難民； 中國公民身份； 涉及潛在政治異議； 這在德國行政體系中，本就屬於高敏感類別。
德國為何開始對中國申請者更謹慎？
徐曉仁事件之所以引發巨大爭議，還因為它碰上了德國整體難民政策「右轉」的時間點。
德國現由保守派主導的政府持續收緊移民政策，2025年全年首次庇護申請降至約11.3萬件，較前一年減半。2026年6月起實施的新《庇護法》將進一步加快邊境審查、引入歐盟統一篩查程序，並強化遣返力度。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政府強調，「沒有保護資格者不應入境」，而德國社會內部對移民問題的不滿情緒，也正在推動政策進一步收緊。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申請者開始成為德國庇護體係中的一個新現象。
近年來，隨著中美關系緊張及中國國內管控加強，中國籍人士赴德申請庇護的數量顯著上升。2025年前11個月，已有約1600名中國公民提出庇護申請，創近年新高，在全球庇護來源國中位列第八。然而，通過率偏低：同期約2000宗中國籍案件中，過半數遭拒。整體而言，中國籍申請人的保護率遠低於來自戰亂國家的申請者。
這背後有幾個明顯趨勢：
第一，「走線潤歐」開始出現隨著美國邊境政策趨嚴，不少原本計劃赴美申請庇護的中國人，開始轉向德國、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
德國由於福利制度完整、華人社群擴大，加上相對寬松的人道保護機制，一度被視為「新避風港」。
第二，北京與柏林關係正在微妙變化德國近年雖然對中國採取「去風險化」政策，但與美國不同，德國經濟界仍高度依賴中國市場。
因此，在涉及中國異議人士、流亡者、敏感政治案件時，德國官方往往比外界想像更謹慎。德國社會輿論可能同情他，但德國行政體系未必願意為他開「政治先例」。
第三，德國開始強調「證據化庇護」德國2026年即將實施的新庇護法，也進一步強化「快速審查」與「邊境程序」，並要求申請者在初次聽證中完整提出所有證據。
對於中國申請者而言，這成為一個現實問題：中國國內許多政治施壓，本來就難以留下正式證據。像「被警告」「被約談」「家屬被騷擾」等情況，在德國行政系統中，往往難以達到「足夠可信」的標準。
徐曉仁案件，其實正暴露了德國庇護制度面對中國威權現實時的一種結構性困境：德國需要「證據」；而中國很多政治壓力，偏偏最難留下證據。
類似的問題在歐洲其他國家也是十分普遍，像是在意大利，一位來自意大利的華人秦先生告訴我，最近他就遇到一個從北京跑到這裏的「請病假」的公務員郭先生，郭先生至今還在拿著國內的工資，但是官方似乎也默許這種行為；秦先生說，這位郭先生目前正等待入籍意大利，因為他已經來這裏十余年了。
秦先生表示，對於這種現象，顯然歐洲國家在審核移民真實背景上還有待欠缺，同時也造成一個問題，那些真正需要保護的中國人則很難拿到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一名來自臺灣的前烏克蘭軍隊士兵潘文揚也公開聲援。潘文揚同樣接受過柴靜採訪，他與徐曉仁因共同經歷建立聯系，曾在徐逃離俄羅斯時親赴波黑送行。潘文揚表示，徐是「唯一一名自願公開身份並在前線批評戰爭的前俄軍中國士兵」，兩人曾約定遠離戰爭、為兩岸和平努力。他對德國當局未聯繫證人、逕行駁回的做法感到震驚。(推薦閱讀)變相進大學「抓壯丁」？俄軍端出200萬年薪搶人，利誘學生當無人機駕駛免赴前線
這起事件猶如一面鏡子：一邊是歐洲標榜的人權與法治，一邊是難民審查的官僚現實與地緣政治考量；一邊是個人從宣傳迷霧中掙脫的代價，一邊是威權長臂如何延伸至海外。在德國收緊整體庇護政策、優先處理戰亂來源國申請的背景下，「馬卡龍」的故事凸顯了中國籍反戰個案的特殊困境——公開發聲雖獲關注，卻未必轉化為法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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