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趙少康、陳水扁到李洋的「人民至上」新局

在台灣高度張力的政治環境中，「政黨認同」與「理性客觀」往往被視為兩條平行線。選戰一到，動輒以統獨意識形態劃分陣營，似乎「顏色」成了唯一的標準，而「人民的福址」反而退居次要。然而，近期幾則看似不相干的社會新聞，卻共同點出了當前台灣民主發展中值得深思的課題：當政黨立場與個人客觀評價出現落差時，我們該如何回歸「人民至上、政黨其次」這個最高指標？

客觀評分與投票傾向的切割：政治現實與民主理性

近期，資深媒體人趙少康在一週內兩度專訪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並在滿分10分中給予其7至8分的高評價。然而，趙少康同時明確表示，在未來的市長選舉中，他依然會投票給國民黨的蔣萬安，且絕非「含淚投票」。

從政黨政治的角度來看，身為國民黨員與「戰鬥藍」發起人的趙少康，在民主競爭的體制下選擇政黨認同，這種「表現歸表現，立場歸立場」的現象，在台灣選舉史上並不陌生。

歷史數據顯示，陳水扁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1994－1998年），推動降低戶政櫃檯、微笑奉茶、雷厲風行掃蕩黑金電玩與特種行業，並在法商馬特拉撤走時高喊「馬特拉不拉，我們自己拉」，順利通車台北捷運。其臨近卸任前施政滿意度衝上近八成的歷史高點，甚至在新台灣國策智庫與台灣民意基金會歷年的「回顧式民調」中，始終高居歷任台北市長滿意度第一名。然而，1998年的台北市長選舉，陳水扁依然在藍綠高度對決與棄保效應下敗給了馬英九。

這段歷史與趙少康的客觀評價相互呼應，共同驗證了政治學上的經典命題：「施政滿意度或客觀表現，並不必然直接等於投票意向。」當政黨本位與統獨框架過度凌駕一切時，好的施政與客觀的表現往往被抹煞。但台灣的民主若要成長，就不能讓「政黨競爭」演變為「只看顏色、不問是非」的盲目惡鬥。

超越藍綠的務實典範：李洋與運動部的「有感政績」

如果說趙少康的訪談展現了客觀評估的可能性，那麼首任運動部長李洋在剛落幕的2026日本愛知名古屋亞運及亞帕運中的表現，則為台灣提供了一幅「超越政黨、適才適所」的理想藍圖。

李洋的父親李峻淯曾任前總統蔣經國「七海官邸」的近身內衛，家庭背景被外界視為深藍色彩；而賴清德總統執政後，延攬無黨籍的奧運金牌國手李洋入閣，這項跨越黨派的人事任命，本身就具備突破傳統政治框架的意義。

在名古屋亞運期間，李洋憑藉「選手出身」的同理心，破天荒將停用的「御園小學」改造成專屬的一站式中繼站，整合體能訓練、醫療防護與台灣美食補給，並提前實地走訪各大場館加訂備用飯店，完美解決場館分散的交通與住宿痛點。賴清德總統更在亞帕運授旗典禮上高度讚揚李洋，因為運動部將這套成功的後勤模式將複製並優化至亞帕運，針對身障選手打造無障礙中繼站與專業防護量能，真正落實了「體育平權」。

李洋的例子證明：當政黨退後一步，讓專業、效率與同理心走到前台時，受益的是全台灣的國手與全體國人。體育本該團結國家，這種「把事情做好」的務實風格，贏得了不分藍綠的一致口碑。

不能只有政黨與統獨：回歸「人民至上」的核心價值

健全的政黨競爭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政黨代表了不同的理念路線與監督力量，能防止執政者濫權。然而，如果台灣的政治永遠只剩下「統獨操弄」與「政黨利益」，如果政客與選民眼裡「只有政黨、沒有人民」，那麼國家發展示必陷入無休止的停滯與撕裂。

政黨只是定期選舉、實踐民主的工具，「人民至上，政黨其次」才是民主政治永恆不變的真諦。當我們將「台灣人的福利與大眾幸福」提升至高於政黨利益的層次時，政治才有了正確的指南針：

建立非零和博弈的共同目標：在純粹的意識形態與統獨對立中，政治往往演變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對抗；但若聚焦於體育、長照、托育、社會住宅與民生經濟等實質福祉，政黨競爭就應轉化為「比拚政策效率與可行性」的良性循環。

以實質體感打破顏色濾鏡：對一般百姓而言，政黨口號與統獨動員太過遙遠，但路網的便利、身障無障礙設施的完善、國手在國際賽事獲得的尊榮照顧，都是真實有感的。能切實提升幸福感的政策，才能迫使朝野回歸理性討論，而非盲目地以立場抹煞努力。

創造跨黨派合作的最大公約數：歷史證明，凡是牽涉到「百姓幸福與弱勢照顧」的議題，朝野都應該且能夠坐下來達成共識。只要政黨願意將人民的利益放在自身黨利之前，冰山就有融化的可能。

民主政治的最終目的，絕不是為了成就任何一個政黨或統獨，而是要讓這片土地上的百姓過得更好。無論是媒體人在監督之餘給予對手的客觀肯定，還是政府在用人與施政上展現超越黨派的務實同理，都揭示了一個簡單卻深刻的道理：心中有人民的幸福，政治才有共同的底線。

不能只有政黨，不能只有統獨，擺脫政黨本位、堅持人民至上，台灣的民主才能展現出溫暖、成熟且真正具備韌性的力量。

※作者為公衛學者／國家韌性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