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佑宗獨家專欄】破除「沉默螺旋理論」的迷思
每當候選人民調支持數字低迷時，「沉默螺旋理論」（spiral of silence）就常被拿來作為解釋的理由、這是一種「鴕鳥心態」完全不願意面對選舉的困境。最正確的作法，應該要先檢視各種調查方法與抽樣技術的問題與偏差，而不是直接導入「沉默螺旋」的框架。以台北市或高雄市為例，不同民調機構對國民黨候選人的支持度，呈現「劇烈高低的落差」，這不就推翻「沉默螺旋」基本的假設。各種民調數據的浮動與差異，與「機構效應」、「調查方法」（市話、手機或網路），以及母體清冊（sampling frame）有關，不要推向選民集體心理的恐懼。
台灣套用沉默螺旋理論的盲點
Elisabeth Noelle-Neumann於1974年提出的「沉默螺旋理論」，描述一種社會的心理現象，當個體感知到自己的政治觀點，屬於社會的少數派時，出於害怕被孤立與被社會排斥的心理，會選擇隱藏真實態度或保持沉默。因此，沉默螺旋理論成立的前提，是受訪者在面對民調訪問時，有一種普遍性（universal）、跨工具心理的隱藏行為（cross-instrument psychological hiding behavior）。根據國內各調查機構公布的數據，可以發現不同機構對國民黨候選人支持度，呈現極劇烈的高低分歧。有的調查機構數據顯示，藍營支持度已陷入谷底，但有的調查機構數據顯示藍營支持度佔據優勢。因此，如果藍營選民真的害怕社會孤立，集體選擇「沉默」，那麼這種心理隱藏應該反映在所有民調之中，具有普遍性與一致性。所以問題並非出在選民「不敢說出真話」，而是在「機構效應」、「調查方法」，以及與母體清冊有關。
台灣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的政治生態，藍綠白陣營高度極化，各陣營擁有社群媒體同溫層、社群關係網絡與在地社會參與系統。國民黨支持者在其生活圈與同溫層內，不會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所以不符合「沉默螺旋理論」的假設。
產生調查偏差的來源
要釐清民調數據落差的真相，必須區分「無回應偏差」（unit non-response bias）與「意見隱藏」（opinion concealment）的不同。沉默螺旋假設受訪者願意接聽電話並完成訪問，但在投票傾向題目中刻意隱瞞或說謊。然而，目前台灣民調實務界都體會到，民調的成功率越來越低，打100通電話出現空號、拒答或沒完成訪問的比率越來越高，失敗率可能高達98-99％（在美國調查成功率只有1％）。由於受訪者「選擇性拒訪」造成樣本具有「系統性偏差」，之後加權的結果會更擴大偏差。尤其當政黨陷入「醜聞」、「人設崩解」而導致選情受挫時，該黨支持者並不會在電話中「假裝支持對手」，而是更傾向於直接掛斷電話或婉拒訪問。它源自所屬政黨選情不看好，導致參與熱情降溫，並非害怕社會排斥的沉默螺旋。
其次，現代通訊習慣的改變，讓傳統調查方法（市話）遭遇嚴峻考驗。「純市話」民調與「市話加手機調查」或「市話加網路調查」之間的數據落差，背後代表的是母體涵蓋率（coverage rate）的偏差。純市話民調嚴重遺漏龐大的「唯手機族」，這類族群以中青年、高教育程度及都會通勤族為主。相對地，純手機或網路調查，則容易流失不熟悉數位工具的高齡與在地居住人口，他們反而是投票率最高的群體。更重要的，「純市話」、「市話加手機調查」或「市話加網路調查」不僅是接觸到的人不同，他們在不同的政治傾向差異也很大。
第三，在台灣「機構效應」問題越來越顯著。機構效應並非單指民調機構，是否有特定的政治立場而已，而是包括機構的訪問員訓練、問卷發設計，過去累積調查成功的樣本庫及數據，甚至訪問時採用的語言等因素。當受訪者接獲特定民調機構的訪問開場白時，機構品牌本身就會對受訪者產生自我篩選機制。政黨傾向鮮明的受訪者在面對不同立場的機構時，受訪意願會有顯著降低，直接導致不同機構所蒐集到的原始樣本（raw sample），在政黨支持比率上產生系統性的傾斜。
第四，在調查過程中，通常會有20%至30%的受訪者，回答「無意見、未決定或拒答」或「無政黨傾向」。不同民調機構對這群龐大「未表態族群」的處置方式有天壤之別。有的機構將樣本直接剔除，有的機構則透過以前的相關資料（獨門秘方）進行「政黨傾向差補」（imputation）。
將民調數字的低迷簡單歸咎於「沉默螺旋」，這是一種鴕鳥與怠惰心態，也是一種「政治自我安慰劑」。民調必須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依據嚴謹抽樣理論、問卷設計原理、標準化調查過程，以及精確的統計推論。各政黨在不同民調機構中，呈現出來支持度的落差，不能簡化為印證「沉默螺旋理論」。當評論者與選戰團隊能夠跳脫「沉默螺旋」的迷思，回歸科學的調查方法，才能精確掌握真實的民意脈動。
作者：張佑宗／臺大社會科學院院長、臺大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本專欄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LINE TODAY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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