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光臨失敗博物館！這裡陳列著人類最想抹去的恥辱
文／奧利佛．柏克曼；譯／林予安
「你不可能把母豬的耳朵變成奧爾洛夫小牛肉。但你可以用母豬的耳朵做出很好的東西。」
──茱莉亞．柴爾德（Julia Child）
失敗，以及我們與它之間充滿矛盾的關係，一直是本書至今貫穿始終的主題。正向思考的文化竭力避免失敗，因此，它成為另一種幸福觀的核心也就不足為奇了。斯多噶學派的「負向視覺化」技巧，正是要我們直面失敗的可能性。而「目標設定」的批評者，其實也在提出一種全新的失敗觀，因為即興、反覆嘗試的做法，必然意味著願意經常承擔失敗。至於艾克哈特．托勒與艾倫．華茲的靈性沉思，則指向一種更為深層的失敗：「自我」企圖維持其獨立與安全的努力最終失敗，而這種失敗最終會帶來解放。
但我們也值得直接思考失敗這個主題，看看「樂觀崇拜」為了避免失敗所付出的種種努力，為何往往適得其反，以及我們為何或許更應該學會擁抱它。首先，我們應該正視失敗，因為我們試圖迴避失敗的做法，會嚴重扭曲我們對成功所需條件的理解。其次，坦然面對失敗帶來的情感體驗，可以成為通往更豐富幸福的墊腳石，而這種幸福遠非只專注於成功所能企及的。在某些圈子裡，「擁抱失敗」的重要性似乎已成為一種風潮：任何知名企業家、政治家或發明家的自傳，幾乎都會有幾段文字，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勇於失敗的精神。（理查．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在這方面尤其明顯。）但真正的擁抱失敗，所需要的視角轉變，遠遠深刻於多數這類人物口頭上致敬時的說法。無論如何，只聽成功者的建議，本身就是很大的問題。
鑑於失敗無所不在，我們對思考失敗的如此抗拒就顯得特別奇怪。經濟學家保羅．奧莫羅德（Paul Ormerod）在其著作《為什麼多數事物會失敗》（Why Most Things Fail）一開頭就寫道：「失敗是企業生活的顯著特徵。」但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生活不過是整體人生的一個縮影。演化本身就是由失敗所驅動；我們往往把它視為生存和適應的問題，但將其視為無法生存和適應的問題，同樣說得通。或許這樣理解更合理：歷來存在過的所有物種，如今仍然存活的不到百分之一，其餘的全都失敗了。在個人層次上亦然。不論你一生中經歷過多少成功，你最終的故事（無意冒犯）都會是一個失敗的故事。你的身體器官會衰竭，而你會死去。
然而，儘管失敗無所不在，心理學家早就注意到，我們對這個概念感到恐懼，並會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去想它。這種對失敗的恐懼，在病態的極端情況下被稱為「失敗恐懼症」（kakorrhaphiophobia），其症狀可能包括心悸、過度換氣與頭暈。真正承受如此劇烈症狀的人並不多。但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這或許只是因為我們天生擅長「抹去」自己的失敗，以保留遠比現實更光鮮亮麗的記憶。就像把失敗塞進臥室衣櫥的產品經理一樣，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講述一個以成功為主軸的人生故事。這導致了許多後果，其中就包括一種有趣的心理現象，即「虛幻優越感」。這種思維上的偏差可以解釋，舉個例子，為何絕大多數人都告訴研究人員，他們認為自己是前五十％安全的駕駛──儘管這顯然不可能成立。
和許多關心我們為何不願面對失敗的評論者一樣，羅伯特．麥馬斯喜歡主張，我們應該「更像科學家一點」。這言下之意是，科學家與我們其他人不同，他們必須學會更坦然地面對失敗。不出所料，職業科學家往往也認同這種令人受寵若驚的觀點。每個優秀科學家的目標都是發現真理，因此他們不能在意實驗結果是否證實或推翻了他們的假設。科學研究就包括提出假設、檢驗假設，然後面對所有結果──即使這些結果會粉碎你獲得突破性進展的希望。對吧？實際上，也許並非如此。愛爾蘭裔研究員凱文．鄧巴（Kevin Dunbar）對一線科學家進行的一系列引人入勝的研究，呈現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並證實了逃避失敗的傾向是多麼根深柢固、普遍深植於人性之中。事實證明，科學家可能跟其他人一樣糟。
鄧巴取得四間頂尖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研究許可，開始觀察其中進行的工作。數個月來，他錄下訪談，並記錄研究人員每週討論研究成果的實驗室會議。（這種對科學家日常工作實況的檢視相當罕見，其中一個原因是科學家本身經常認為這類研究無關緊要。）鄧巴的第一個發現是：研究人員幾乎無時無刻不在遭遇失敗。他後來說：「如果你是科學家，而且在做實驗，你所做的實驗大約有一半最終都會是失敗的。」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流程有誤或假設本身有缺陷，得到的結果都與科學家們自認正在推進的結論不符。正如鄧巴的一位研究對象，在會議中描述又一次失敗時所說的：「我看到那些結果，真想從橋上跳下去。」
當鄧巴進一步檢視研究人員如何回應這一波接一波的失敗時，事情變得更有趣了。正如他在接受《連線》（Wired）雜誌訪問時所說的，他們的反應遵循一個可預期的順序。首先，科學家會怪罪設備或技術，懷疑某個測量儀器出了問題，或是自己犯了愚蠢的錯誤。如果問題沒那麼容易解釋，研究人員就會重做實驗，有時甚至重複好幾次，希望異常情況能自行消失。如果還是行不通，他們往往就把那個實驗擱置一旁。實驗室本就繁忙，科學家工作過量；潛在的研究方向遠超過實際能夠探索的範圍，因此研究人員必須選擇下一步要把心力放在哪裡。鄧巴一再發現，他們選擇忽略那些無法解釋的結果，專注於成功的研究，並避免在失敗上多作停留。
鄧巴透過腦部影像技術，研究了人類大腦中與「篩除失敗」最密切相關的區域：背外側前額葉皮質（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這個區域在過濾無關或不想要的外來資訊時扮演關鍵角色──如果你想在吵雜的雞尾酒會上專注於一段對話，這樣的功能就不可或缺。（DLPFC 受損的人，應付這類任務往往會有困難。）但當我們接收到違背自身預期的資訊時，即便資訊並非無關緊要，似乎也會觸發類似的過濾機制。在一項實驗中，鄧巴向一群物理系學生播放影片：兩個大小不同的物體從高塔頂端落下，卻以不同速度下墜，看起來違背了重力定律。物理系學生知道現實並非如此，而他們的DLPFC活動顯著增強，程度遠高於那些不熟悉該物理定律的觀眾。鄧巴的推測是，當面對這種不受歡迎、明顯難以解釋的資訊時，物理系學生的大腦正試圖把它從意識中「刪除」。
回到安娜堡的失敗產品博物館，不難想像，這種面對失敗的類似心理，如何促成了陳列在層架上的眾多產品。每一樣產品，想必都曾通過一連串會議，卻沒有人意識到它注定失敗。也許沒有人願意去想失敗的前景；也許有人想過，但不願意提出來討論。正如麥馬斯所解釋的，即便產品很可能失敗，負責行銷的人也很可能選擇投入更多資金。當一項產品看起來注定會失敗時，這種反應相當常見，因為只要投入夠多的行銷預算，行銷經理至少還能保證一點銷量，替公司避免徹底的恥辱。麥馬斯在《他們在想什麼？》中指出，等到現實真正浮現時，很可能「那些高階主管早已升遷到另一個品牌，或跳槽到別家公司」。由於大家集體不願面對失敗，更多資金被投入那款注定失敗的產品，而幾乎沒有精力用來檢討究竟哪裡出了問題。所有相關人員都心照不宣地（或許連他們自己都沒意識到）決定，永遠不再想、也不去談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