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專欄：「我沒有那個意思」——台灣人的歧視盲點
吾爾開希／維吾爾人、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落籍台灣中國民運人士
台灣人為什麼總覺得自己沒有歧視問題？
我移居台灣三十年，這是我一直觀察到的一個台灣特色：台灣人有相當普遍的歧視習慣而不自知。
首先，台灣人不懂歧視的含義。如果你批判台灣的歌手，比如玖壹壹的歌詞裡對外籍人士有明顯的排斥、對女性有明顯的貶抑，台灣人很會用一句話來回應：「他沒有那個意思啦。」
就拿玖壹壹2015年那首〈歪國人〉來說。光是歌名，就是拿外國人講中文的腔調開玩笑，把「外國」故意唸歪、寫歪，本身就是一種嘲弄式的模仿。歌詞裡塑造的外國人形象，幾乎被壓縮成單一樣板：來台灣就是為了搭訕台灣女生，滿口破中文，滿腦子只想著上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人格、背景、動機可言。這不只是對外國人的貶低，同時也物化了台灣女性——彷彿只要對象是外國臉孔，台灣女生就會失去判斷力，任人擺布。這首歌把「外國人」整體化約成一種扁平、帶著性慾符號的刻板印象，而這正是歧視最典型的操作方式：不需要罵人，只需要把一整個群體，簡化成一種可笑、可鄙、可以被拿來取樂的樣板。
當年爭議爆發後，玖壹壹的回應，正是「他沒有那個意思」的教科書版本——他們強調歌詞裡沒有攻擊、挑釁的字眼，這首歌只是「陳述事實」、「用不同角度看世界」。但一段描述是否構成歧視，從來不在於它有沒有用髒字攻擊，而在於它是不是建立在把一整個群體簡化成單一刻板印象的基礎上。用「事實」當擋箭牌，恰恰是迴避了最關鍵的問題：那真的是事實，還是被反覆傳唱、因而被誤認成事實的偏見？
說的是唱的人沒有惡意，只是玩笑式的表達。但一個作品是否構成歧視，要看的是有沒有人因此感到被歧視，而不是創作者有沒有歧視的初衷。台灣人這種寬容，即使出於善良的本性，其實也顯現出對「歧視」這個概念本身的不理解。
善意不能消除傷害的存在
「他沒有那個意思」，這句話背後藏著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邏輯：把歧視的認定權，交給了施加歧視的人，而不是承受歧視的人。
這在世界上大多數已經歷經多元社會辯證的國家裡，是一個早已被推翻的觀念。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是否成立，關鍵從來不在於說話者「有沒有那個意思」，而在於受衝擊的一方是否因此感受到自己被貶低、被排除、被物化。
一句玩笑話，可以完全沒有惡意，同時又構成歧視，這兩件事並不矛盾。台灣社會之所以很難接受這一點，我認為根源在於，台灣長期以來是一個相對單一族群構成的社會，缺乏一個真正需要被迫直視自身偏見的歷史過程。
三個台灣人常見卻不自知的歧視盲點
第一，對外籍移工與外配的歧視。
「外勞」這個詞本身，在使用上早已帶有階級意味——沒有人會把來自歐美的白領工作者稱為外勞，只有來自東南亞的勞動者才被這樣稱呼。這種語言上的差別待遇，反映的正是台灣人心裡一套隱形的種族與階級排序，而多數台灣人對此毫無自覺。
第二，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
台灣人很少會直接辱罵身心障礙者，但在公共建設、職場機會、婚姻市場上對這個群體的排除，卻是結構性、常態性的，而社會鮮少把這種排除稱為「歧視」，只當作一種「不方便」或「現實考量」。
第三，對女性的物化與厭女文化。
流行文化裡，物化女性身體、羞辱性汙名化女性性自主，往往被包裝成幽默、直率、接地氣，於是批評者反而被貼上「玻璃心」「不懂欣賞」的標籤。這正是「他沒有那個意思」邏輯的延伸版本——把承受傷害的人，反過來變成問題的來源。
當「沒有那個意思」遇上歷史
這個邏輯走到極端，會是什麼樣子？
新竹某高中的學生，在校運會上決定打扮成納粹軍官。出發點應該很單純——他們大概只是覺得納粹軍服好看。班上的導師也沒有阻止。
事件曝光後，引起全社會激烈的回響與討論，最後的處理結果，是學生認錯，同時向以色列代表處表達歉意。而他們認錯的內容，是「不知道自己的作為傷害了其他民族的感情」。
這裡面藏著一個問題：穿戴納粹服飾，遠遠不只是傷害了猶太民族的感情這麼簡單的事。老實說，這也傷害了我的感情——因為這些高中孩子所缺乏的，是對歷史最基本的認知，以及這份認知背後應該內化的道德教育：納粹與希特勒所傷害的，絕不只是猶太民族一個群體。這些學生真正該被台灣社會嚴厲批評的，不是「傷害了某個民族的感情」，而是缺乏最基本的是非觀念。
而顯然，台灣社會，也就是這些高中生的父母與師長，同樣沒有這個基本的是非觀念。
一整套校運會的造型策劃，從構思、討論、製作到出場，需要時間，需要材料，需要學生互相商量，甚至需要向班導師報備、爭取核准。在這整個過程裡，沒有一個大人喊停。班導師沒有阻止，這不是失職而已，這代表著，在那個當下，連負責教育這些孩子的成年人，都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而回頭去看這些孩子的父母，恐怕也是一樣——如果家庭教育裡對這段歷史、對這個符號的重量，曾經有過哪怕一次清楚的討論，這些孩子也不至於覺得，這只是一套「好看的軍服」。
孩子的無知，從來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被教出來的，或者說，是被沒有教而放任出來的。當我們把批評的箭頭全部指向這群高中生，卻不去問，教他們的人、養他們的人，是不是同樣對這段歷史毫無感知，我們其實是在迴避真正該負責的一方。
當一整個社會的道德教育體系，把「納粹是壞的」窄化成「傷害了猶太人感情，要跟以色列道歉」，而不去講清楚納粹主義本身作為一種種族優越、集體滅絕思想的邪惡，我們教出來的，就會是一群把加害者符號穿在身上，卻完全無法理解那符號重量的孩子。這不是這群學生的錯，這是我們沒有把最基本的事情教清楚。
當歧視出自政治人物之口
如果連一般民眾、青少年學生的歧視盲點，都值得我們花這麼多篇幅去拆解，那麼當同樣的盲點出現在一位掌握公權力的政治人物身上，問題就更嚴重了。
2021年七月，台灣正值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時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在防疫記者會上分析北市當前最頭痛的「廣義家戶感染」來源時，將「同志團體」與「聚在家裡打麻將」「合租公寓」相提並論，列為感染風險類別之一。
這番發言立刻引發同志團體與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彈。彩虹平權大平台批評，病毒不會挑性別、挑性傾向，柯文哲卻獨獨把「同志」拉出來標籤化，這無異於在同志族群長年承受的污名之上，再添一筆與傳染病的負面連結，也可能讓本來就不易公開身分的同志，在疫調過程中更不敢說實話，反而增加防疫的困難。
面對批評，柯文哲的回應，又是那句我們早已熟悉的台詞：他沒有使用任何污名化或歧視字眼，只是「平舖直述疫情現況」，是一種「善意的提醒」。
這正是本文開頭那套邏輯，原封不動地被一位市長級的政治人物複述了一次。差別在於，一般人說「他沒有那個意思」，頂多是私人言論的免責聲明；但一位掌握公權力、決定防疫政策方向的市長，用同一套邏輯來為自己的發言辯護，代表的是，連應該具備最高敏感度、最該理解「歧視認定權在受衝擊者手中」這個原則的公職人員，都對這個概念毫無認知。
如果柯文哲真的只是在陳述防疫事實，他大可以說「打麻將的異性戀親友團也是問題」，但他沒有這麼說。他特別把「同志」單獨挑出來命名，這個挑選本身，就已經洩露了一種潛藏的預設——同志的生活方式，本質上比異性戀更危險、更需要被特別點名。這不是陳述事實，這是選擇性放大一個群體的可見度，讓這個群體背負原本不該由它單獨承擔的污名。
一位政治人物的公開發言，影響力遠遠超過一首流行歌曲、一群高中生的服裝選擇。當這樣的發言出自一位曾經治理台灣最大城市的市長之口，而他事後的反應，仍然是熟悉的「我沒有惡意」，這正說明了，台灣對於歧視的無知，並不只是市井小民的問題，而是從上到下、貫穿整個社會的共同盲點。
這種寬容，其實是一種逃避
台灣人的這種寬容，我相信絕大多數出於善良，不願把人往壞處想，也不喜歡把氣氛搞得太緊張。這是台灣厚道的一面，我一直很珍惜這一點。
但厚道跟縱容，是兩件不同的事。
當一個社會把「他沒有那個意思」當作終點，而不是討論的起點，它其實是在迴避一個更困難、也更重要的問題：我們願不願意去正視，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娛樂、我們習以為常的玩笑，正在對某些人造成真實的傷害？
願意面對這個問題，不代表要動輒得咎、人人自危，而是願意承認，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對多數人多麼溫暖，而是看它對少數人、對弱勢者、對容易被忽略的群體，多麼願意傾聽。
從自己開始，而不是等別人先改變
我來自一個把「歧視」制度化、甚至用國家機器執行種族清洗的地方，我看過歧視走到極致是什麼模樣。也正因為如此，我格外能分辨，台灣今天所面對的，還不是那種赤裸裸的仇恨，而是一種更隱微、更難察覺，卻同樣真實的傷害——來自善意包裝下的無知，以及來自對歷史一知半解卻從未被真正糾正的教育。
台灣人不需要被說成是一個充滿惡意的社會，因為它真的不是。但一個善良的社會，如果拒絕正視自己的盲點，善良本身，也會變成縱容的溫床。
看見歧視，不是苛責，而是尊重；承認自己曾經無心傷害別人，不是示弱，而是成熟。
台灣值得走到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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