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專欄：解NCC僵局需要韌性　不要任性

NCC七席委員全數出缺。這句話乍聽像是官僚體系的一項技術性故障，實際上卻是台灣民主韌性正在流失的警訊。

廟堂之上，開口閉口高談韌性的人，恐怕有不少正是耗損這份韌性的當事人。他們念茲在茲的「韌性」，落到政治行動上，往往只剩下任性。

韌性從何而來

「民主韌性」（democratic resilience）指的是民主體制面對慢性侵蝕時的抵抗力與復原力。當代民主的崩壞，往往不再經由政變或廢除選舉，而是沿著另一條路徑發生：制度一點一滴被掏空，機關逐漸失去功能，程序仍在，實質卻已變形。

韌性不是消極忍耐，也不是一味退讓。它要求制度本身具備吸收衝擊、維持運作與自我修復的能力，而不能只寄望掌權者自制。

政治學者常以「否決者」（veto players）描述類似困境：握有否決權的行動者愈多，制度改革與正常運作所需跨越的門檻就愈高，僵局也愈難化解。真正的考驗在於，當民主體制遭遇威權滲透、資訊操弄、民粹動員、政治極化或憲政僵局時，能否守住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並透過制度調適持續運作。

NCC「團滅」危機

負責通訊傳播監理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眼下正陷入一場遠比政策落後更根本的制度危機。

自二〇二四年十二月起，七席委員僅剩三人視事，低於法定開會門檻。二〇二五年十一月，立法院又以多數反對票否決行政院提名的四位人選，補實再度落空，十項須經委員會決議的法定業務全面停擺。三位留任委員的任期於二〇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屆滿後，NCC正式「團滅」，七席委員全數出缺。

類似僵局並不只發生在NCC。監察院同樣接近「團滅」；公共電視第八屆董事會遲遲無法順利產生；司法院大法官人事也陷入僵局。

這些事件暴露的問題，早已超出單一提名案失敗或朝野對抗升溫。真正的根源，是台灣的民主制度缺乏足以化解人事僵局、維持機關基本運作的備援能力。

任性，才是真正的風險

執政黨握有提名權，理應提出兼具專業能力與跨黨派公信力的人選；正式提名前，也有責任進行實質溝通，不能把國會同意權視為例行背書。

在野黨握有審查與同意權，同樣應逐一檢驗候選人資格，提出可受公共檢驗的反對理由，不能把否決人事案當成癱瘓機關、迫使執政黨讓步的政治工具。

提名權不代表執政黨可以片面決定人選；同意權也不代表在野黨可以無限期封鎖機關運作。

把制度運作綁在政黨意氣之上，說到底就是一種任性：只顧眼前的政治盤算，不顧政府機關能否正常運作，也不在意國家功能是否因此癱瘓。

民主當然容許衝突，甚至需要衝突。但一個有韌性的民主，必須把衝突控制在制度可以承受的範圍內。朝野可以激烈競爭，卻不能以摧毀共同制度為代價；可以拒絕特定人選，卻有責任共同找出維持機關運作的替代方案。

這類僵局並非台灣獨有。從波蘭憲法法庭的人事鬥爭，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名案的政黨對決，程序性否決權被當成政治武器，向來是民主倒退的常見手法。這一次，戰場換成了通訊傳播監理機關。

任性的代價

政治任性的代價具體而且實在。

NCC全面停擺，意味著國家通訊傳播監理能量實質歸零，承擔後果的卻是每一個仍在使用網路、電信與媒體的公民。更值得警惕的是，當人工智慧、深偽內容與演算法操弄開始影響選舉和資訊環境，台灣負責通訊傳播治理的核心機關，恐怕連起跑點都還沒有站上。

NCC的困境也不是憑空而來。它在二〇〇六年參照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的合議制模式設立，卻從成立之初便背負司法院釋字第六一三號解釋留下的憲政爭議。此後，人事任命始終是朝野角力的焦點，機關獨立性也不斷受到質疑。

不少民主國家的獨立監理機關設有最低運作門檻、任期延續或臨時遞補機制，即使部分席次出缺，仍可維持基本功能。NCC卻缺乏足夠的制度備援，一旦委員全數出缺，整個監理機關便形同凍結。

平台時代來臨後，NCC還面對另一層更根本的職能落差。它的法定工具主要為廣播電視與電信時代設計，面對跨境社群平台、演算法權力與生成式人工智慧帶來的新型傳播風險，幾乎無從著力。

因此，NCC今日的處境同時呈現三重危機：人事任命機制失靈、朝野缺乏維持制度運作的共同責任感，以及監理體制與數位平台時代嚴重脫節。

若只把問題理解為哪個政黨杯葛哪個政黨，便低估了事情的嚴重性。

留給誰的考題

韌性需要耐心、妥協與制度責任；任性往往只需要一句「不」。

當提名權與同意權都被當成政治籌碼，受損的不只是NCC一個機關，而是整套民主制度自我修復的能力。等到真正需要韌性撐住局面時，我們可能才發現，這份韌性早已在一次次政治算計中被消耗殆盡。

台灣朝野其實都沒有玉石俱焚的本錢，因為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再繼續惡鬥下去，崩壞的是同一個國家，也是我們共同生活的國家。

到了那一天，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會是贏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將是輸家。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