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藝術賞玩專刊〉淺談明代窯務的發展與民窯瓷器

李祐任

作者簡介：李祐任（Nicolas Lee)，「吾懷淡室主人」，現為台南文物協會會員，平日熱心協助會員解答瓷器相關疑問，收藏方向主要為古代陶瓷。

中國瓷器的發展到了明清兩代進入了進入了最輝煌、鼎盛的時期，景德鎮生產出來的瓷器品種眾多，產量巨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代初期開始，宮廷在江西景德鎮設立御窯廠便極力開發各種各樣的瓷器樣式、釉色，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我們常能看到這個時期的精品，例如釉下彩青花、釉上彩五彩、鬥彩以及各種單色釉，這樣也就奠定了爾後中國瓷器發展的基礎。

明一朝歷經多位皇帝，官窯瓷器也有多種不同時期的樣貌，永樂、宣德朝的青花、單色釉，成化朝的鬥彩在陶瓷史上都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一直到16世紀中晚嘉靖、萬曆時期，景德鎮生產的瓷器精品多是出現在官窯或是藩王用瓷，一般民間百姓用瓷卻是相對粗糙；由於明初御窯廠的匠籍管理組織，官窯佔用了多數的熟練工匠，優先使用了最好的泥料、釉藥，並且也限制了民窯瓷器的樣式、品種；《明英宗實錄》記載，正統十二年十二月「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督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資，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告者，連坐」，這樣嚴格禁止民間燒造官樣青花瓷器、色釉瓷器，違者正犯必須處死；所以在很長的時間段，見到的明代民窯都是粗糙的青花瓷。

上述的情況從御窯廠的設立延續到了神宗萬曆，明代宦官當道，在御窯廠也是以宦官督陶，萬曆二十七年便發生太監潘相督陶榨取窯工，發生了多次民變，更有窯工童賓憤而投窯自焚的情事；這個時期政治延宕，國力衰退，萬曆三十五年（西元1607年）朝廷便下令停止燒造官窯。

明清之際景德鎮瓷器窯務的變動可說是陶瓷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明代晚期御窯廠的經營不善甚至關門大吉，使得窯工四散至民間，將最好的工法、技術帶往民間交流，這使得原先不在民窯瓷器所見的工藝開始拓展起來。明代晚期政治腐敗，文人仕紳不願關心國事，在意自己的生活，對瓷器工藝品味有自己的看法，對民窯器物有了不同的見解，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清代。

景德鎮民窯瓷器到了晚明時期再度的蓬勃發展，現代歐美學者提出的過渡期瓷器（Transitional period)，指的就是1600-1700這一百年的期間，這時候景德鎮民窯瓷業繁榮是在歷史上前所未見，外銷與內銷市場的增長對製瓷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根據佛爾克T. Volker所著作《瓷器與荷蘭東印度公司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書裡頭記載，東印度公司在1602-1682年這期間，從中國運出多達1600萬件瓷器，可以想像這樣的產量幫助了民窯在燒造、製作等技術的提升與改進，清代早期十七、十八世紀的瓷器便是在這個時空背景下生產。

清代創立之初並沒有官窯的設置，鑑於明朝御窯經營不善的前例，便以官搭民燒，「官有需，民來做」官窯設計樣式讓民間作坊來承做，清代瓷器有了很好的開始。筆者在推廣瓷器的概念中經營，畢竟華人是喝茶五千年，許多器物都相當美麗，尤其青花、粉彩在民窯瓷器中更是絕倫，甚至不輸於官窯瓷器的製作。雍正、乾隆時期的民窯的製作燒造基本上是同步發展，品種大致相同，儘管質量上不能與精緻化生產及嚴格控管的官窯瓷器相提並論，由於匠人遊走在官、民作坊之間就把技術、工藝傳播開來，不時出現相當具有水準的作品，相較制式化的官窯品種，民窯表現較為活潑，甚至吸取官窯的吉光片羽開發出不同的瓷器品種。

台北故宮博物院常年展出雍正、乾隆時期的琺琅彩與軋道，民窯裡頭也有軋道瓷器；軋道又稱為耙花，清代宮廷在活計檔裡頭稱作「錦上添花」，是乾隆時期創燒的釉上彩裝飾技法的一種，而景德鎮當地則是一直習慣用「耙花」這個詞，感覺更能夠與匠人或工手正常溝通；「軋道」聽起來似乎像是比較偏向學術的名詞。

清代民窯瓷器中亦有不少粉彩軋道錦上添花瓷器，在乾隆民窯的什錦杯盤中就有藍釉、綠釉、黃釉、白釉等錦上添花品種，從現今資料研究這些軋道品種瓷器在當時要價昂貴，精品絕非一般民間老百姓所能負擔消費。軋道瓷器一直到晚清民國時期甚至現代皆有製作生產，但是質量美感不同於初創之時，雖偶有佳作但不及前朝精美。

筆者常年關注古董市場、瓷器拍賣，明、清兩代官窯不論是何時何地都能維持高價，要讓一般人能收藏擁有並不容易，既然是推廣藝術生活，便開始往民窯瓷器的方向做推廣，從歷史、工藝，甚至是與茶文化結合讓周遭友人也開始進入收藏，能有自己的第一件古瓷，再者傳世民窯作品歷經三、四百年傳承、摩挲今天還能夠完整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們的歷史、藝術價值也不亞於窖藏在宮廷裡的官器，希望能以這個概念繼續推廣藝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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