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多城迎戰租金狂飆 各地解法大不同

（德國之聲中文網）西班牙一名87歲退休婦人瑪麗卡門（Maricarmen）本周三因遭強制驅逐離開居住了70年的舊家，引發全國關注與抗議，也再次凸顯了歐洲日益惡化的住房危機。在德國首都城市柏林，住宅市場的壓力同樣巨大，當地居民甚至希望嘗試一場歷史性的實驗：大約五年前，柏林選民通過公民投票，要求柏林的參議院制定法律，以終結大型房地產集團的支配地位。按此倡議，擁有超過3000套住房的營利性企業應被強制以優惠價格向柏林州政府出售這些資產。然而，該計劃至今仍未落實，而柏林新簽租約的平均價格在此期間又上漲了約一半。

在9月20日舉行的柏林州議會選舉中，左翼黨（Die Linke）成為最大贏家。該黨在競選期間承諾將堅決落實這項公投結果，把大型企業的住房收歸公有（競選中常被稱為“沒收”）。柏林是否會踏入這一法律新領域，目前仍取決於組閣談判。不過，這一選舉結果已經在全歐洲再次引發了對大都市區嚴重住房危機的關注。德國之聲為您介紹其他大都市目前已采用的精選模式。

維也納與巴塞爾的經驗

維也納模式被視為歐洲遏制租金暴漲的示範方案之一。奧地利首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曾經歷極端的住房危機——當時床位嚴重不足，工人不得不倒班輪流睡覺，狹窄的空間甚至導致結核病蔓延。

當時采取的應對舉措至今仍在穩定住宅市場：據官方數據，維也納市自身出租約22萬套公營住宅，並另外維護約20萬套受資助住房，使得約60%的維也納居民居住其中。這也對自由租房市場的價格起到了穩定作用。

許多城市居住成本不斷走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區位吸引力直接推高了土地價格。因此，多地都在探討如何將租金與地價剝離。其中一種做法是：市政土地不出售，而是出租給合作社或面向公益的投資者。市政部門因此無需承擔建築費用，而開發商也不必將高昂的地價計入成本並最終轉嫁給租客。

瑞士巴塞爾是該模式在歐洲的先行者之一：在這座瑞士城市，約有40%的合作社住房建在公共土地上。巴塞羅那和裡斯本等城市多年來也在大力推廣這一模式。

巴黎優先回購與布拉格定向供給

如果土地和建築物已長期屬於私人所有，干預就會變得更加困難。在巴黎，市政部門自2014年起擁有優先購買權，希望以此在面臨嚴重排擠效應的街區提高社會住房的比例。其目標是到2035年達到30%，不過目前的增幅主要仍來自市政新建項目。

與此同時，法國首都巴黎及其周邊的都會圈市鎮也在加大力度收購商業辦公建築，並將其改建為住宅。在周邊的法蘭西島大區，當局已確定了61個相關項目，總計可創造多達8200套新住房。

捷克首都布拉格則開辟了另一條路徑，以確保那些城市運轉不可或缺的人群留在城內，包括護理人員、警察、教師或環衛工人。相比銀行家或律師，這些人通常可用於支付房租的收入更少。布拉格目前已建成了約660套專門保留給公共部門雇員的住房。

該項目的承辦機構是一家捷克銀行的子公司，憑借歐洲資助和一項長達40年的測算，力圖將租金控制在常規市場價格的八折左右。誰能入住這類高能效公寓並非由銀行決定，而是由醫院和政府機構通過簽訂框架協議來分配，公共機構也能借此用優惠的租賃條件吸引新員工。下一批此類住宅目前已經在規劃中。

都柏林的非營利成本租房

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同樣難以留住中低收入人群。2000年代末金融危機爆發後，外國投資者購入了大量房產。隨後，由於低稅率吸引眾多大型科技企業將歐洲總部設在都柏林，居住需求出現激增，租金也隨之飆升。由於社會住房供應嚴重短缺，都柏林的輪候名單非常漫長。

都柏林於2021年推出的“成本租房”（Cost Rental Housing）關注了一個常被忽視的群體：年收入低於6.6萬歐元的申請者可以提出申請，這一群體收入高到不符合申請社會住房的資格，但又難以承擔自由市場的租金。在這一計劃下，公益機構和公共實體提供不以盈利為目的的租賃住房。根據社會研究機構ESRI的最新研究，其起步租金明顯低於市場水平，平均低了近30%。

愛爾蘭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提供1.8萬套此類住房。去年的需求情況體現了該計劃的緊迫性：在都柏林東南部的庫利瓦利（Coolevally），104套住房吸引了超過4200人申請。

在歐洲最受追捧的大都市中，若要讓住房供需重新恢復平衡，顯然還需要大量的新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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