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記者遭驅逐逾30年重返中國！律師老友被國安登門禁見面、女兒秒喊「爸你閉嘴」

曾遭中國驅逐的《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希金斯，時隔30多年重返中國，驚嘆高鐵與城市發展，卻也見證更加無孔不入的監控與嚴密審查。從國安阻止老友與希金斯會面、民眾避談政治，甚至妻子帶的筆因為被疑有紅墨水，就被天安門安檢攔下。他感嘆，這個國家從未如此富裕，為何如此草木皆兵。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希金斯（Andrew Higgins）曾於1980至1981年在中國研習古典漢語，1987至1991年擔任駐中國記者，經歷天安門事件，後來因取得中共絕密的內部文件，揭露當局鎮壓內蒙古的蒙古族文化自覺行動，於1991年遭驅逐。他去年9月重返中國，展開為期6個月的採訪工作。

希金斯11日在紐時發表重返中國的觀察文章《每棵樹後都藏著「敵人」：我如何見證中國的疑懼日益加深》。期間，他在中共英文喉舌《中國日報》的安排下到山西省參訪寺廟與工廠，同行者大多是想要增加粉絲、拿到中國免費招待的外國網紅，主辦單位要求參訪人在長布條後方排隊站好，對鏡頭齊喊「了不起的中國，了不起的山西」。

希金斯見狀皺著眉頭一聲不吭，拒絕加入。他回房間後，才覺得自己或許太不給面子了：畢竟這不過是無傷大雅且意圖明顯的大外宣，更何況當地建於11世紀的古寺和新建公路，確實都相當了不起。

然而，當晚他收到北京一名律師老友的微信訊息，心情頓時沉重。兩人30多年未見，原本約好隔天碰面，不料中國國安人員不知如何事先得知會面計畫，直接找上老友住處，命令他取消約定。

這名老友在訊息中以「草木皆兵」來形容中國國安體系疑神疑鬼的程度。中國的監控體系，不僅大規模擴張以干預更多，而且拜微信和無所不在的監視器與人工智慧（AI）技術所賜，監控幾乎所有人的一舉一動。

希金斯很快就意識到，透過微信進行任何聯繫，都可能讓老朋友成為國安體系的監控目標，因此避免聯絡他們。微信和其他在中國可使用的應用程式，雖然都承諾保障隱私，但依照網路安全及其他法律，這些應用程式必須與中國當局分享使用者資料。這讓當局更容易窺探民眾，至少在許多外國記者眼中，帶有數位反烏托邦的色彩。

上海街頭137公尺逾30支監視器　公園告示牌標「反奸防諜」

希金斯以自己駐上海期間為例，他常和妻子在週末到虹口區的一座公園，那裡有許多年長中國人聚在一起唱歌，而他們最愛唱的是愛國歌曲。這些人都是自發前來，其中包括一名穿著、化妝都模仿查理卓別林的維吾爾族男子，而且他們的情誼與民族自豪感，看起來完全發自內心。

然而，附近的告示牌內容卻讓這份無憂無慮的氣氛蒙上陰影：「反奸防諜，從我做起」，並附上「舉報間諜活動」的電話號碼。

不僅如此，他在上海住處附近，從公寓步行到最近的地鐵站，短短137公尺有超過30支監視攝影機對準行人。地鐵站內不僅所有乘客必須接受安檢，警衛身後的櫃子則塞滿黑色警棍、頭盔和其他鎮暴裝備。

從不提習近平到叫父親閉嘴　記者揭中國監控下的自我審查

希金斯指出，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掌權以來，抓捕間諜的行動便急劇升級，不僅開始收緊境內外的資訊流通，也加強網路防火長城，來阻止中國民眾瀏覽許多外國網站，這讓一般中國人在言行舉止上也開始進行自我審查。

而且希金斯在中國與數百人交談後發現，沒有一個人曾大聲說出習近平這3個字，有些外國人甚至只敢指著天花板暗示習。而且他遇到的中國人往往避開政治話題，只有一次例外：當時，希金斯在山西偏遠山區的大寨，參訪毛澤東時代模範公社時，遇到了一位狂熱的愛國者，對方一邊讚揚中國領導層、嘲諷美國與歐洲，一邊大喊，「中國和美國哪個好？說實話！」

大多數人不會公開表達政治上的異議，但也有例外。希金斯在上海一座紀念早期革命人士的博物館外，遇到一名外地黨員和他的女兒，這名黨員拍攝入口時，警察說禁止拍攝，接著便推擠並辱罵他，該黨員氣得破口大罵，稱他們是「穿制服的流氓」。

希金斯我問他出了什麼事，他引用毛澤東時代的一句口號回答，黨和替黨辦事的人「應該為人民服務，卻常常忘了這一點」。不過，他的女兒注意到這條狹窄街道上裝設的監視器，叫他閉嘴。

紐時記者赴中被跟蹤　對方假裝講電話鏡頭卻一路對準他

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轉型非比尋常，而西方媒體展現出中國官員眼中的「反中偏見」，讓他們十分惱火。所謂「反中偏見」，簡單說就是報導著重於人們憂鬱中國經濟成長速度開始放緩，以及任何偏離中國成就與魅力的事物。

希金斯舉例，他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時在中國擔任記者，而中共在此事過後，經常指控外國記者散播「資產階級自由化」，煽動「反革命動亂」。2名美國記者因「以非法手段取得國家機密」遭到驅逐。

2026年3月去世的《紐約時報》資深駐外記者伯恩斯（John Burns）1986年騎摩托車深入中國內陸展開長途旅行後，遭到逮捕並被控從事間諜活動。這些指控後來被撤銷，他則被遣返出境。

就連希金斯自己也不例外，於1991年遭中國驅逐，原因是他取得了標註為最高機密的共產黨內部文件，裡面詳細記錄了當局如何打壓一些團體，這些團體被指控在中國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人之間，煽動「分裂主義」情緒。

希金斯回憶，1980年代擔任記者時，經常遭攜帶隱藏式攝影機的男子跟蹤。如今，監視仍在，只是方式變成智慧手機和智慧眼鏡，而且AI系統還能偵測被當局視為潛在麻煩人物的通訊活動，向安全機關發出警示。

像他這次到山西毛澤東時代模範公社採訪，仍有大批神情冷漠的男子步行或開車尾隨。在海南島，有一名男子一路跟著希金斯到一處海灘，這名男子假裝講電話，卻始終將手機鏡頭對準他。

中國科技進步、說話卻更難　記者赴天安門卻因紅墨水被阻攔

希金斯坦言，中國40年來的經濟轉型確實非凡，但與繁榮並存的，卻是脆弱的不安全感。

希金斯第一次以學生身分前往中國時，就讀山東大學，當時該校對外開放，但如今卻和中國其他大學一樣，由警衛封鎖出入口，並遍布監視器。而該校一棟由德國人興建得天主教堂，後來經過大手筆整修用於宗教禮拜，但僅限願意登記並出示護照或身分證的基督徒參加。

他第一次從北京搭火車到濟南時，旅程花了整整一夜，現在只要不到2小時。

他也遇到一名昔日同窗，記憶中，他是個頗有自己想法、不太隨大流的人。如今，他在上海經商，販售私人飛機。這名同窗懷念起那個除了共產黨的權威之外，什麼都還能拿出來討論的年代，如今雖然必須時時忍住不說心裡話，令人遺憾，但為了中國其他許多變好的改變，這算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代價。

希金斯也提到天安門廣場的變化。他上次造訪是1989年6月3日至4日軍隊血腥鎮壓學生的夜晚，1991年離開中國時，廣場已恢復民眾放風箏、帶孩子遊玩的景象，如今卻成了必須事先預約、層層安檢才能進入的場所。

如今，他與妻子透過微信申請許可，於2026年1月再次造訪天安門，排隊2小時、經過3道安檢關卡，最後竟因妻子攜帶一支筆遭到攔阻。警衛堅稱筆內裝有禁止攜帶的紅色墨水，直到主管親自試寫，確認墨水其實是棕色，才准許通行。

希金斯指出，1989年天安門學運期間，曾有人朝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潑灑紅漆，這或許解釋當局對紅墨水的忌憚。如今再次離開中國，他仍不禁反問，「一個以自身實力為傲、擁有核武的世界強權，怎麼會害怕紅墨水？」

在這次中國停留期間，希金斯始終難以將2種現實放在一起理解：一方面，這個國家前所未有地富裕，看似充滿希望；另一方面，卻又有一種脆弱的不安全感，彷彿每一株草、每一棵樹後面，都藏著潛在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