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發子彈過後，我們開啟對話了嗎？《九槍》導演蔡崇隆專訪

文字：Mion

2022年，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頒給了《九槍》，歡聲四起。這是台灣的移民工議題首次進入主流觀眾的眼中。

但在掌聲之外，是網路上一波波的罵名與負評，認為該片袒護吸毒惹事的犯罪者、批評依法行事的警察，然而當時《九槍》僅僅在金馬影展及司法影展放映了五場——許多給予負面評價的網友，在尚未觀賞、了解電影內容前，已在心中宣判《九槍》有罪。

「未審先判是最糟糕的，你要判人家有罪，你要先審。他（未審先判的網友）自己一面倒地說我們做這個片子不中立，其實他自己先不中立了，但他不知道。」《九槍》的導演蔡崇隆說他不想在網路上跟網友戰，但對於在電影官方Facebook上所有的留言質疑，他總盡可能地回覆，不厭其煩。有話要說可以，但請先看過電影，了解詳情。

九發子彈，兩方悲劇

2013年，24歲的越南籍移工阮國非（Nguyen Quoc Phi）借了貸以支付仲介，來到台灣工作，卻遭遇雇主及仲介的層層剝削，選擇逃離，成為「失聯移工」（過去稱作逃逸移工，甚至會有人將其誤認為非法移工）到處打著黑工，期望某天能付清貸款，存夠家鄉所需的錢。

但事與願違。2017年8月31日，他被舉報偷車，全身赤裸、神情異常，在竹北溪旁與年僅22歲的陳姓員警對峙時遭開九槍，身上17個彈孔，失血過多，送醫不治身亡，而開槍的陳姓員警則因「過失致死」遭判刑6個月，緩刑3年。

事發當年整個社會激烈討論，移工及人權團體抗議警察執法過當、歧視移工；支持警察的則認為陳姓員警開槍具正當性不應受刑罰。爭議的聲浪聚焦在阮國非與陳姓員警身上，最終和解、賠償、緩刑，結局沒人滿意，堆疊出這場悲劇的體系問題卻被掩埋在二元對立輿論下。

這起事件對蔡崇隆來說是場「神秘」的悲劇。那時的他與同樣身為導演的妻子阮金紅，已製作出《再見 可愛陌生人》等關注移民工的紀錄片，以他對議題的瞭解，追查失聯移工不大可能發生命案，面對赤裸且未持任何武器的嫌疑人也不該開出九槍。為了探究，他跑了幾次法庭，追尋唯一能追溯現場的客觀證物「秘錄器」。

但秘錄器裡最駭人的，不是九發槍響的剎那，而是在那之後的25分鐘。

視角是陳姓員警的第一人稱，看著中彈後的阮國非依然赤裸，半身被鮮血包裹，掛在警車門旁，兩人間六步之遙，是恐懼的距離。當救護車前來，載走輕傷的民防，任由阮國非繼續原地失血；當較資深的學長、副所長抵達，卻只是一旁觀望；當警察撿起了彈殼，破壞事發現場，不知如何是好⋯⋯一切荒誕、不合理，讓人無法思考。

蔡崇隆將完整的秘錄器的內容放入《九槍》，不經刪剪是為了讓觀眾好好注視、觀察；拆分成三段則是因為內容太過詫異、痛苦，不該讓觀眾在毫無脈絡的狀態吃下這一切。

陳姓員警的悲劇——來自體制

「痛苦的部分除了秘錄器怎麼處理之外還有一個，就是對陳姓員警要怎麼看待。」蔡崇隆說。

對於電影，最多人詢問的，是為什麼不直接採訪當事員警，讓他有陳述自我的機會。「我其實可以想像他大概會講什麼，所以除非我是要修理他，不然我不想去訪。他不是檢察官或法官可以對抗我，他只是個基層員警。」

作為基層且經驗不足的陳姓員警可能無法清楚點出背後體制的問題，流於覆述當下的狀況，成了故事裡唯一存活且可責備的「反派」、輿論發洩的出口，使得議題的探討再次落入二元對立的回圈。為了大局著想，蔡崇隆寧可大眾的困惑、不解指向他，在電影中已有陳姓員警的姑姑為其述說立場的前提下，讓大部分的討論空間留給背後更深層的問題。

「我在都市當了12年得警察，也沒有遇過（用槍狀況），更何況是一個鄉下地方，22歲當警察沒幾年的人（陳姓員警）？」一資深員警在電影映後中說道，在台灣實際警械使用的狀況甚少。另一位資深員警，同時是《九槍》受訪者的王惀宇則提到，警察的用槍教育訓練僅止於靶場，經費不足、缺乏應用訓練，也沒有用槍程序的SOP。開了槍後，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錢建榮法官指出，每一個案例發生後都應當有警械使用鑑定委員會，檢討背後制度需要改進之處。然而直到2022年「台南雙警遇襲命案」，立法院才修改《警械使用條例》，總得等到警察付出生命後，才能邁出了進步的步伐。

「他們（警方）其實滿抱怨的，背後的體制不支持他們。」錢建榮繼續說，而若警察因用槍不當遭到起訴，大多都孤立無援，得不到好的律師，連賠償也得自行負責。曾擔任阮國非家屬律師的邱顯智舉例道，該起事件的賠償費用警政署、竹北分局等機關便不願協助，最終是由警友會伸出援手，支付200多萬元，達成雙方和解。

到頭來開不開槍，所有的風險都落在基層警員的身上。

阮國非的悲劇——來自歧視

電影裡與秘錄器相對的，是阮國非的靈魂視角。製片李佩禪說，這個想法是啟發自紀錄片《行過天堂之火》裡實驗性的鏡頭，以第一人稱的畫面體感落海難民的狀態。而在《九槍》則讓視角遊走在阮國非生前待過的河畔、回到家鄉的庭院，搭配移工阿尊所詮釋他生前遺留在Facebook上的獨白，使觀眾能瞥見阮國非的無奈與憂愁。

台灣人對於外籍移民工的歧視來自於忽視、不去認知他們同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所以東協廣場所立的牌子，不寫中文，而是以各式東南亞語言寫著「這裡禁止飲食」；當《九槍》團隊領取「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製片阮金紅代替阮國非家屬致詞時，會有觀眾因為她也姓「阮」，便誤認她為他的家人，卻不知道有近四成的越南人都姓阮；而當「超商浩克」被警棍打破頭會出現執法過當的討論，但當阮國非被打死在地上，質疑執法尺度時卻被抨擊是包闢吸毒罪犯。

「我們（勞工）最怕的就是自稱奉公守法的人。『依法辦理』在我們眼裡是髒話，因為法本來就朝著某些人偏心。」映後座談會上，工人作家林立青如是說，當他帶著員工出去工作時也經常遭到警方盤查、針對，「因為他們（警方）就是一群被訓練來以貌取人的人，不然『形跡可疑』這怎麼來的？」

而相較起失聯移工或逃逸移工，林立青更希望稱呼他們為「白牌移工」——他們的工作不合規，但不是在犯罪。作家顧玉玲說所謂的白牌移工只是缺少了一張合法的工作證件而已，她進一步舉例當白領老外在台的居留逾期忘記更新時，會被定義為「undocumented」（無證的）狀態，與白牌移工相同，「警察會把他抓去關嗎？不會。會給他三千塊罰單，叫他把滯納金繳清而已，因為這是行政法。」隱隱的歧視總躲在字裡行間，小心翼翼，不願被發現。

「我有點期待我這樣的片子可以去挑戰台灣社會的意識形態，讓大家去反思你對東南亞移工的心態是不是有問題。我們是黃種人，為什麼一直在歧視黃種人？」蔡崇隆說，或許過去從未意識到，但可以從此刻開始。2019年同婚法通過，是因為有台灣整體的的社會力所推動，而如今要改善移民工的弱勢與歧視，社會力也不能缺少，「不然光靠移工NGO是不可能的。」

有了煙硝，才能匯集對話

《九槍》以「阮國非事件」為引，實際所呈現的，是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和移工處境。有網友質疑，既然是以移工議題為核心，希望進行理性的對話及探討，又為何將片名取作「九槍」並以激烈作為符碼，將完整的秘錄器內容作為主打。

蔡崇隆想拍出的《九槍》，是連只看漫威電影《復仇者聯盟》的觀眾都能看得到，且看得懂的紀錄片，在盡量使內容客觀易懂的同時，能夠博取眼球的獵奇可看性也是必須，因此將其包裝成犯罪類型的紀錄片的樣子，下了一句slogan：「殺死他的真的只是子彈嗎？」

觀影過後的疑問及困惑許多，蔡崇隆早有預期，因次他認為映後的座談、討論有其必要性，「能不能每場都是我去（參與）我不知道，所以未來可能是製片阮金紅、李佩禪，或我們在中正大學做移民工議題的實習生，將他們培養成青年講員團。」

為了能在映後與觀眾有所討論，《九槍》將於9/1全台院線上映，更以群募搭配教材，即將巡迴校園及放映。未來也計畫要有越語版本，讓話語權不只停留在中文，而是更多群體及語言。這個計劃能走多遠，還不一定，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對話正在被開啟。

作為台灣首位新住民導演的阮金紅這些年走來十分有感，過去以越南新娘身份嫁來台灣的她，曾經歷段痛苦的婚姻。但離婚後，她學習製片，找尋自己的聲音，不但與丈夫蔡崇隆合作於2012年拍出了紀錄片《失婚記》，探討在台的異國婚姻；在嘉義成立的「越在嘉文化棧」也從原本小小的新住民聚會場所，慢慢長成了移工、新二代及台灣人溝通照應的據點。

「十幾年來，我覺得我各方面都有成長，也觀察到整個台灣、新住民的大家其實都一直不斷地成長，學歷也好、推廣文化也好、自己出來做公益也好，蠻有進步的。」阮金紅說。

台灣近年也越來越能見到以移民工為命題的影視作品，如探討新住民婚姻的紀錄片《阿紫》（2019）、劇情片《徘徊年代》（2021）；今年（2023）則將有更主流的影集《八尺門的辯護人》及類型片《查無此心》登場。

這些作品是否能將移民工的議題推入主流，蔡崇隆認為重點還是要看文本。如果議題談得太用力，會被認定偏於特定立場而推向小眾，但若議題淪為背景那便只是消費移民工族群，導演說：「這有時候是一體兩面，並不容易，要創造對話，也要避免消費議題而沒有建設性。」前方並非混沌黑暗，但必然是條不好走的漫漫長路。

想談的話多，問題也多，場場映後Q&A的時長都不亞於正片。至於《九槍》之後，台灣會有所不同嗎？「一部紀錄片沒有那麼偉大，到底會不會有改變？那就要看各位，我已經盡力了。」蔡崇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