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天樂《尋秦記》的 6 大「秦朝歷史之謎」：項羽之父是誰？扶蘇為何必須消失？
被譽為華語文學歷史穿越小說鼻祖的《尋秦記》是香港作家黃易創作的長篇小說，於 1994 年出版，爾後翻拍為同名電視於 2001 年播放，由古天樂、江華、林峯、宣萱、郭羨妮及滕麗名 ⋯⋯ 等人領銜主演。而睽違二十多年，終於製作了「電影版」上映，講述電視劇版結局之後的故事。
《尋秦記》之所以至今仍能被反覆討論，並不只是因為它是穿越鼻祖或某一代觀眾的青春記憶，而是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拒絕替歷史提供「正確答案」。黃易在原著小說中，便已清楚意識到歷史書寫本身的暴力性 —— 歷史不是完整記錄，而是被選擇、被剪裁、被權力保留下來的結果。於是，《尋秦記》讓一名現代人闖入戰國末期，成為那個本不該存在、卻偏偏存在過的變數，迫使讀者與觀眾重新思考：如果我們熟知的歷史，其實只是某一次成功政變留下來的版本，那麼那些被刪除的人、被抹去的關係、被合理化的暴力，又該由誰來記得？
2001 年改編成電視劇後，《尋秦記》完成了一次關鍵轉向，它不再只是小說與讀者之間的思想實驗，而成為一套全民共同參與的歷史想像。電視劇版本淡化了原著中部分冷硬的政治與技術辯證，轉而以情感、角色關係與命運感作為敘事核心，使「歷史是否能被修補」這個抽象命題，落實為一連串極其私人的選擇：項少龍要不要扶植嬴政？要不要讓錯誤的人成為正確的皇帝？要不要為了大局，犧牲眼前的人？也正是在這個版本中，《尋秦記》逐漸顯露它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改不改得了歷史」，而是「當你知道結局，還願不願意承擔過程？」
時隔二十餘年，電影版《尋秦記》被定位為電視劇的直接續集，意義便不再只是補完情節，而是一場遲來的清算。當年的項少龍在嬴政登基後雖未回到現代，但選擇與在戰國時期組成家庭的家人們埋名隱居，可是電影版則又無情的把他重新拉回大秦帝國朝堂的名利場上，逼迫他直面一個更殘酷的問題 —— 也許歷史從未真正回到正軌，它只是暫時停止偏移。於是，秦始皇登基後的種種歷史未解之謎，不再只是史書的空白，而成為《尋秦記》得以繼續發聲的關鍵縫隙。
《尋秦記》在演什麼？
《尋秦記》作為華文通俗歷史幻想小說的里程碑，其原點必須回到香港作家黃易於 1990 年代完成的原著小說。黃易一向擅長將硬核的歷史考據、武俠精神與科幻設定熔於一爐，而《尋秦記》幾乎是他創作生涯中最具野心、也最具娛樂性的實驗，故事講述一名現代人項少龍，因時空科技意外回到戰國末期，成為歷史洪流中一個「不該存在卻無可忽視」的變數。小說最迷人的地方，並不只是穿越設定本身，而在於它對「歷史必然性」的反覆試探，當項少龍試圖保護尚未登基的嬴政、修補歷史的斷裂時，他既是理性至上的現代人，也是一步步被捲入權謀、情慾與血腥現實的局中人。
2001 年由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改編的電視劇《尋秦記》，則完成了一次關鍵的文化轉譯。古天樂飾演的項少龍，弱化了小說中偏冷的技術理性，轉而強化情感、責任與男性魅力，使角色更符合千禧年前後電視劇觀眾對英雄的想像。電視劇版刪減了部分原著中較為灰暗、殘酷的政治層面，卻成功塑造了一組極具辨識度的角色群像，無論是林峯飾演的嬴政、宣萱的烏廷芳，或郭羨妮、江華等人的演出，都讓戰國成為一個可被長時間陪伴的情感空間。
而被定位為電視劇續集的電影版《尋秦記》，其意義已不單是敘事延伸，而是一場遲到二十多年的回望。這個版本所面對的，並非單純「故事要怎麼繼續？」，而是「觀眾為何仍需要這個故事？」當年的項少龍象徵的是對歷史的干預與對未來的信心，而今日的續集，更多指向時間不可逆、英雄會老、選擇終將封存於記憶之中的現實。電影版以較為成熟、甚至略帶蒼涼的語調，重新檢視項少龍與戰國世界的關係，他不再是改寫歷史的關鍵變數，而更像一個被歷史消化過的殘影。
《尋秦記》秦朝歷史之謎：項羽之父是誰？
古天樂飾演的《尋秦記》主角「項少龍」在劇中是項羽之父。而在正史中，項羽的生父之所以成謎，首先並非偶然，而是戰國末年至秦漢之際史料結構性缺失的結果。《史記》對項氏家族的記錄，重點始終放在「可被書寫的政治角色」，項燕作為楚國名將，是舊貴族軍事體系的象徵，而他的兒子們項梁、項伯則分別在反秦與楚漢政治中具有清楚的功能定位。相較之下，項羽之父既未直接參與重大軍政事件，也未在秦漢交替的敘事中發揮「可被利用的象徵價值」，自然被史家省略。更現實的可能性，是項羽之父出身於庶出、旁支，甚至早逝，無法進入宗族的正式政治傳承名單。中國古代史書對「非嫡系男性」的忽略，本就是一種制度性的沉默，史書其實從來是為了記錄真相，而是只記錄「對政權合法性有用的事實」。
正因這個空白的存在，《尋秦記》才得以介入，並將其轉化為一個極具現代感的敘事切口。黃易讓穿越而來的現代人項少龍，成為項羽的生父，並非單純為了戲劇張力，而是一種對「歷史英雄來源」的反諷式重寫：如果項羽這位以武力與情緒聞名的悲劇英雄，其血緣源頭並非楚國正統貴族，而是一名來自未來、無法真正融入古代秩序的異鄉人，那麼項羽身上那種強烈的失序感、反制度性與終將失敗的宿命，反而獲得了某種敘事上的合理性。這種設定巧妙地把「歷史缺頁」轉化為「時空錯位的結果」，讓歷史的不完整成為科幻敘事的入口，而非漏洞。
從藝術創作的角度看，《尋秦記》對項羽生父的補寫，最大的優點在於它成功將宏大的歷史問題私人化。項羽不再只是楚漢爭霸中的符號，而是帶著一個「無法被承認的父系來源」誕生的人物。《尋秦記》小說並未粗暴的「填補史實」，而是將史實的沉默轉化為情感與命運的隱喻：歷史不記載的，往往正是最私密、最無法被權力吸收的部分。這也解釋了為何這個設定能在影視化後，持續被觀眾接受，甚至成為《尋秦記》最具餘韻的核心想像之一。
然而，這樣的藝術化詮釋同時也存在其侷限與風險。當項羽的誕生被過度歸因於「穿越者之父」，歷史悲劇的結構性因素：楚國舊貴族的沒落、秦制的殘酷、軍事與政治能力的失衡 ⋯⋯ 等，便可能被簡化為一種宿命論的血緣結果。換句話說，《尋秦記》在提供高度可讀性的同時，也悄然將歷史的責任轉移到個人與家族層面，削弱了對制度與時代的批判力度。
《尋秦記》秦朝歷史之謎：嬴政是誰？
關於秦始皇的身世，自古便游移在史實、流言與政治想像之間。《史記》採取相對保守的敘述，認定嬴政為趙姬與秦莊襄王之子，但同時又留下大量可供質疑的縫隙：趙姬原為呂不韋愛妾、懷孕時間曖昧、嬴政出生於趙國邯鄲、成長過程長期脫離秦國宗室監督。這些條件，使「嬴政實為呂不韋私生子」的說法，自漢代起便反覆被提起。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質疑並非單純的八卦，而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書寫策略，在以血統正統性為王權基礎的時代，否定君主的父系來源，本身就是對其統治合法性的拆解。因此，嬴政身世之爭，與其說是生物學問題，不如說是一場圍繞「誰有資格成為天下共主」的敘事戰爭。
《尋秦記》正是精準地抓住了這個歷史裂縫，卻選擇了一條比「呂不韋私生子說」更激進、也更通俗的改寫路徑。在電視劇中，嬴政被設定為趙國公主趙雅之子，早年流落邯鄲街頭，性格粗野、缺乏教養，甚至帶有某種反菁英的市井氣息。這樣的設定，徹底切斷了他與秦國正統血脈的直接連結，也讓「秦始皇的誕生」成為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與敘事操作：真正的秦太子死亡，項少龍出於權宜與歷史修補的雙重動機，選擇將錯就錯，扶持一個本不屬於王權序列的人登上帝位。於是，秦始皇不再只是血統爭議者，而成為「被製造出來的皇帝」。
這種改編的用意，顯然不在於挑戰哪一種史學觀點更接近真實，而在於對「王權本質」的現代式反思。《尋秦記》透過穿越者項少龍的視角，暗示歷史並非必然，而是由無數權宜、謊言與補救構成的結果。嬴政之所以成為秦始皇，不是因為他天生正統，而是因為在特定時刻，他是「唯一還能被使用的人」。這樣的敘事，實際上將秦帝國的誕生，從天命論與血統論中抽離，轉而放入一個近乎犬儒的政治現實：帝王之位，從來不是給最適合的人，而是給最「來得及被安排」的人。
然而，這種處理方式同樣帶來值得警惕的後果。一方面，它極具戲劇魅力，也讓秦始皇的殘酷、偏執與極端統治，顯得像是一種身分錯置後的心理補償；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過度個人化歷史災難，將帝國暴力的來源，歸咎於一個「不該坐上王位的人」。如此一來，制度、思想與時代條件，例如法家思想的全面實踐、戰爭型國家的治理邏輯反而退居次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尋秦記》的改編既聰明又危險，它用一個極端的身世謊言，成功解構了帝王神話，卻也讓觀眾更容易把歷史的重量，錯誤地壓縮成一個人的出身秘密。這種張力，正是《尋秦記》至今仍值得反覆討論的原因。
《尋秦記》秦朝歷史之謎：秦皇后是誰？
戰國時期的秦國與後來統一六國的秦朝開創了很多歷史上的「第一」，例如秦昭襄王的母親是中國曆上第一位被稱為「太后」的先王遺孀（在此之前以故君王的遺孀會跟隨該君王之諡號被稱呼，例如秦惠文王死後，他的還在世的王后會被人稱之為「惠后」）、首次使用兵馬俑殉葬取代真人，以及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後成為第一位「皇帝」！但是既然秦國或秦朝有第一位皇帝與太后，卻沒有第一位「皇后」？秦始皇身後的「始皇后」之謎，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史中最耐人尋味的空白之一，關鍵並不在於「她是否存在」，而在於「她為何被徹底抹去」。從制度上看，秦始皇不可能沒有嫡妻。扶蘇作為長子，且在政治安排上長期被視為繼承人，必然具備「嫡長子」的身分，而非單純的庶出幸子；這意味著，在皇帝稱制、宗法仍具高度約束力的時代，始皇必然曾立后。然而，《史記》與其他先秦、秦漢文獻卻對此人隻字未提，這種沉默本身便不尋常。中國史書極少遺漏「皇后」這一角色，除非她的存在，對後來的政治敘事構成威脅，或無法被納入「正統敘事」的框架之中。
為何要刻意不記？學界常提出幾個方向。其一，始皇后可能出身卑微、非六國貴族，甚至來自秦國內部的邊緣族群，不利於帝國建立後所需的「天下共主」形象；其二，她可能在政治鬥爭中失勢、被廢、被賜死，連同其家族一併遭到清算，使史官在漢代編史時選擇迴避；其三，也是最敏感的一點——她可能與後來被視為「失敗繼承人」的扶蘇綁定過深。扶蘇之死，牽涉趙高、李斯、胡亥的政變，而歷史敘事往往會逆向合理化成功者：既然胡亥即位，那麼與扶蘇血緣、政治正當性高度相關的母系，自然成為必須被消音的存在。於是，始皇后的缺席，不是史料不足，而是權力完成後的系統性刪除。
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縫隙中，電影版《尋秦記》若選擇在秦始皇登基之後展開敘事，其實擁有極為罕見的詮釋空間。電視劇版在嬴政登基後戛然而止，象徵「歷史已回到正軌」；但電影版若回到那個已經完成統一、卻尚未穩固的帝國初期，所面對的，恰恰是這些被正史壓平的私人關係與未解之謎。始皇后在此不必被塑造成溫柔賢德的傳統皇后形象，反而更適合作為一個「不被帝國需要的人」：她可能代表舊貴族、代表失敗路線、代表一種始皇刻意切割的情感與倫理。這樣的角色，不僅能補足歷史空白，也能讓秦始皇的孤絕、偏執與對秩序的病態執著，獲得更立體的人性來源。
從更深一層來看，「始皇后之謎」本身，正是秦帝國政治邏輯的縮影。秦始皇是一位試圖以制度取代血緣、以法取代人情的君主，他需要的是可複製的官僚，而非會生成私人牽絆的家族政治。在這樣的統治想像中，皇后不再是權力夥伴，而是一種潛在風險。若《尋秦記》電影版真能回到這一點，它所談的便不只是補寫歷史，而是揭示一個更殘酷的真相：有些人不是因為不重要而不被記錄，而是因為太重要、太危險，才必須從歷史中消失。始皇后正是如此——她不是不存在於秦帝國的誕生，而是被排除在帝國得以成立的敘事之外。這也將使《尋秦記》從一部穿越娛樂作品，進一步逼近歷史本身最冷酷、也最真實的核心。
《尋秦記》秦朝歷史之謎：扶蘇為何必須消失？
傳統敘事中，秦朝滅亡往往被簡化為「趙高、李斯偽造遺詔，逼死扶蘇」，彷彿一切責任都能歸咎於幾個奸臣。然而，這種說法其實留下了極大的歷史漏洞：如果扶蘇真是秦始皇心中唯一、明確的繼承人，那麼一紙詔書不該如此輕易就終結他的生命。更關鍵的是，秦始皇在生前，從未正式冊立皇后、也從未公開宣告太子，這使得「嫡長子」的合法性，在制度上始終處於一種刻意的模糊狀態。這並非疏忽，而更像是一種政治上的保留 —— 秦始皇似乎從未真正完成他的繼承設計。
若如李開元所推測，秦始皇的皇后極可能是楚國公主，那麼扶蘇不僅是嫡長子，更同時承載著「秦楚聯姻」的政治象徵。問題正在於此：一旦扶蘇被正式確立為太子，皇后的身分也勢必被歷史承認，這將使秦帝國的權力結構不再是「始皇個人唯一中心」，而開始轉向一個可被繼承、可被複製的體系。秦始皇是否願意讓這件事發生，本身就是疑問。於是，皇后被抹去、太子被懸置，扶蘇成為一個「所有人都知道存在、卻沒有人被允許確認的答案」，這正是秦朝政治最弔詭之處。
《尋秦記》在電影版中，刻意讓秦始皇面對「歷史被揭露」的瞬間，當他知道自己壽命有限、知道帝國會滅亡、也知道項羽將推翻秦室。這使得繼承問題從制度層面，退回到一個更赤裸的人性層面：如果一切終將失敗，那麼指定繼承人還有意義嗎？在這樣的語境下，扶蘇的缺席反而顯得合理。電影選擇不讓扶蘇登場，並非遺漏，而是一種敘事策略——因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誰接班」，而在於秦始皇是否願意承認自己必須被接替。這與他後期轉向長生不老，形成了極為清楚的心理連線。
正是在繼承無法被確定、皇后無法被命名、未來無法被放心交付的狀態下，秦始皇開始把希望轉向另一條路——只要時間不結束，一切問題就不必回答。於是，「扶蘇是否會成為明君」不再重要，「皇后是否存在」可以被擱置，「帝國是否能延續」被轉化為「君主是否能不死」。從這個角度看，尋找長生不老藥並不是迷信的突變，而是所有繼承困境的最終出口。《尋秦記》讓史官將一切異常改寫為「出海求仙」，正是在點破這個核心：當一個帝國無法面對自己的後來，它就只能對外宣稱，自己尚未結束。
《尋秦記》秦朝歷史之謎：秦皇的長生不老藥
秦始皇對長生不老的追求，並非單純的個人迷信，而是一個高度結構性的歷史現象：當一位君主第一次完成「天下一統」、第一次將時間與空間同時納入可治理的秩序之中，他所面臨的最大敵人，便不再是六國，而是「死亡」。在此之前，死亡對君王而言是自然終點；但對秦始皇而言，死亡意味著制度尚未完成、秩序尚未定型、帝國仍可能在他身後崩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長生不老不是奢望，而是一項政治工程的延伸。
從史實層面來看，秦始皇對長生的迷戀，是逐步升高、而非一蹴可幾的。統一初期，他仍以制度建構為核心：書同文、車同軌、度量衡一統，這些都是「讓帝國在時間中自動運作」的嘗試；但隨著巡遊頻繁、身體狀況惡化、對反叛與刺殺的恐懼加劇，他逐漸意識到一個殘酷現實 —— 制度無法自行繁殖，帝國仍高度依賴他的個人存在。於是，方士、仙人、海外三神山的傳說，開始取代法家成為他精神層面的支撐。徐福出海、採藥求仙、服食丹藥，並非荒唐逸事，而是一位統治者在「時間即將耗盡」時，對延宕終局的最後抵抗。
若把這一點放入《尋秦記》的敘事邏輯中，它立刻獲得另一層解釋深度。在電影版中，秦始皇被 Ken 直接告知「你只剩十年壽命」，這不是史實，但卻是對史實心理狀態的高度濃縮。歷史上的秦始皇，或許並不知道確切期限，卻極可能在身體、夢兆、占卜與丹藥反噬中，逐步感受到「時間不站在他那邊」。而《尋秦記》透過現代人之口，讓這個模糊的不安被語言化、具體化，等於揭示了秦始皇長生執念的真正來源：不是怕死，而是怕「自己一死，一切就白費」。這也讓史官改寫事件為「派人出海尋找長生不老藥」的那一幕，從粉飾太平，升級為帝國對外敘事的必要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