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個品牌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屬財產
本文摘自《幹部國家：中國如何變成中國共產黨》（出版社：左岸文化；作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澳洲斯威本理工大學（Centre for Social Impact,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名譽教授、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曾任該院院長。專長在中國研究。）
且讓我們先從中文的 China，也就是「中國」這個詞說起。小學程度的語文和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這個詞的意思類似於「中央王國」，指的是亞洲最大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這樣的解釋固然沒有錯，但它並沒有告訴我們怎麼使用「中國」這個詞，也沒有跟我們說哪些人可以使用它。
舉個例子。幾年前，來自中國各地民間組織的領袖齊聚北京，想要新成立一個為非營利部門提供服務的全國性組織，其英文命名為China Non-Profit Center。這群傑出的企業人士、社區領袖和學者組成的團隊，多年來致力在中國建立起能持續運作且充滿活力的「第三部門」，這是一個由民間協會、福利社團和慈善團體組成的獨立非政黨網絡，目標是鼓勵一般老百姓和私營企業參與當地社區事務。該中心的自我定位是盤點和評比中國非營利組織的透明度與管理情況，提升社會大眾對國家、對社區組織的信任。
中心的開幕儀式上，大廳螢幕投放出新組織的名稱，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在英文名稱China Non-Profit Center的上方，出現中文名稱「非營利組織中心網」。中文名稱裡沒有「中國」一詞，也就是說，中國人看到和聽到的組織名稱中沒有「中國」一詞。外國人可以隨意叫它China Non-Profit Center，但說中文的當地人會用中文稱它「非營利組織中心網」。
「中國」之所以被省略，是因為這個詞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屬財產。除了黨政軍體系及附屬機構外，任何名稱皆不得冠以「中國」一詞，除非經過黨中央批准，而這類批准極為罕見。在黨看來，「中國」就是它的。黨將人民排除在外，始於國家之名。
英文單詞China的情況則大為不同。它出現在無數公司、機構和組織的名稱之中，而這些公司、機構和組織與北京的共產黨和政府毫無關係。一個社會企業家團隊可以將他們的新組織命名為China Non-Profit Center，因為英文是一種開放而不受黨控制的語言。然而，China一旦翻譯成中文，便等於向外界表示，這個新的慈善組織是黨國的附屬機構。但它不是。「China」和「中國」這兩個詞終究不是同一回事。
翻譯軟體無法譯出的，是這樣一件事：在中國，凡是名稱中冠有「中國」字樣的機構，幾乎都歸黨所有，交由幹部管理；這在中國是常識，中文世界之外卻鮮為人知。China Non-Profit Center中英文名稱的差異告訴我們，一個組織在英文裡怎麼使用「China」這個詞都沒有關係，但只要是「體制外」，就無權使用「中國」這個名稱。即使是中國最優秀、最聰明的民間領袖，也不能以自己國家的名義，用自己的語言發起一場全國性的倡議。
世界各國政府都負有為地圖上的地點命名的責任，但在大多數國家，這樣做是為了公共利益，政黨不會把自己核定的地名據為己有。中共則不一樣。「中國」是黨的品牌：在中國，任何獨立組織、企業、機構、慈善機構、專業協會、任何實體都不能自稱「中國甲」或「中國乙」，除非它是黨機器正式的一部分。中國不屬於全國人民，而是屬於管理人民的幹部。
地圖命名的各類規則，依據政府的行政級別逐級向下延伸，不同級別和單位的黨委，根據他們單位行政級別的高低，掌握對應地名的使用權。「中國」屬於北京的黨中央與中央政府，因此，任何人看到組織的名稱掛上「中國」字樣，就會知道這個組織不僅僅屬於政府的官方機構，也屬於辦公室設在北京的中央單位。如果在一家公司或組織的名稱中看到湖南或上海，中國人通常也會認為這個組織隸屬於湖南省或上海市的黨政系統。改革開放前的情況確實如此，但隨著一九九○年代黨放鬆對省市名稱的控制，情況開始改變。儘管如此，地方黨政系統仍可依據他們自己的裁量，優先使用中國各地的地名。幹部不僅擁有「中國」，也擁有中國的每一寸地方；能擁有到哪裡，則取決於他們在層級體系中的位置。
如果一個人想要為某樣東西命名，卻發現自己國家的名字，還有他們省分與城市的名字是個禁區，他們會怎麼想？這告訴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他們是體制外的人。如果把場景搬到澳洲，那就是澳洲聯邦政府保留「澳洲」的使用權，雪梨議會保留「雪梨」的使用權。若是這樣，就不會有《雪梨晨鋒報》，也不會有澳洲足球聯盟或澳洲歌劇了。這樣的命名法等於剝奪了人民、民間組織和私營企業以完整且平等的身分跟幹部一起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
幹部話
語言與地方在另一層意義上也同樣重要。對數億中國老百姓來說，外國人學習的普通話是他們的第二語言，而不是他們的母語。普通話只是龐雜語言生態中的一部分，普通話最初是官話，後來演變為現代中國的政治語言。在中國廣闊的語言版圖中，普通話凌駕於其他語言之上。
上世紀初，屬於菁英階層的教育家制定並推廣了一種新的民族語言，以滿足民族主義者對「一個民族應有共同語言」的期待。這個新的民族語言最初稱為官話，民國時期稱為國語，人民共和國又改稱普通話。新的民族語言用於討論國家大事，而方言則在國家政治和公共事務以外的領域存續，用於「買魚、罵孩子、說嫂子閒話這類日常活動」。因此在中國大多數地方，討論政治和國家大事用一種語言，日常生活則講另一種語言。
透過國民教育體系推廣的普通話，大量汲取了二十世紀前二十五年從國外引進的各種抽象的政治詞彙，其中大部分是借自日本。當時，中國本土的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者、威爾遜民主派和列寧激進派，正以他們的觀點和著作形塑二十世紀的政治語言。他們一起把政治、經濟、民主、社會、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等新詞引入中文。一九四九年之後，共產黨為這一新的民族語言添加了一套官方語體。在這種語體裡，句子的主語往往被省略，抽象的動詞和模糊陳述一層層堆疊，形成一種帶有官僚氣息的黨話，領導與幹部之間、幹部與幹部在溝通時經常使用這種黨話。這種語體並不是要給普通老百姓使用。結果是，黨體制內的人在官方語言裡所用的抽象政治與誇大的表達方式在中文其他口語中並不常見。「牢牢把握四個全面，踐行四個自信，堅持四個意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落實三個代表」，這些用黨的語言講起來可能都有一定道理，但卻無法輕易翻譯成其他語言，無論是中文還是外文。
因此，黨話在官方的普通話裡可能還說得通，但在粵語等方言中卻令人一頭霧水。曾有一次，一位說普通話的北京人罵了兩位講粵語的倡議者，因為他們不肯接受她的政治觀點，之後她對我說：「用廣東話根本沒辦法討論政治。」我並不同意，卻也明白她的感受由何而來。那兩位講粵語的人所實踐的，是一種植根於當地生活與社區的政治，所以當她用官方普通話強調他們負有對國家和黨的責任時，他們並不買帳。她也沒有耐心聽他們解釋，華南粵語社群是如何看待政治與公共生活的。粵語聽在她耳裡相當輕浮，官方普通話才是她所屬的幹部階層的語言。
這些區別在翻譯時也不容易表達，但它們凸顯出中國幹部在掌握新詞彙方面比老百姓更享有特定優勢。幹部經常在全國三千所黨校和地方黨組織接受培訓，新的政治詞彙一問世，他們就可以立即掌握。他們在公開評論、官方文件和捍衛自己的特權時，會是第一個使用最新詞彙的人。
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以來，每一次領導班子換屆，都伴隨著對前任領導層官方用語的一番清理，並以一套新的詞彙取而代之，用來標示新一屆領導班子的施政重點。每一個新詞，背後都有一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釋，不管是談市場、發展、社會和諧，還是其他主題。這使得數十萬名黨校理論家和講師，每隔幾年就要忙著向接受培訓的幾千萬幹部，講解領導層最新的提法。
黨的理論專家和講師會透過私下委託，向準備拿出大筆錢來熟悉共產黨最新話語的體制外人士（尤其是企業客戶），闡釋晦澀難懂的黨內用語，藉此補貼自己的工資。由於黨的用語本就內建汰換機制，大致對應全國黨代會的五年週期，也（一度）與每十年一次的領導層換屆週期相符，因此這也一直是幹部培訓講師穩定的收入來源。到了十年週期結束，一套官方用語和理論假設就會過期，讓位給新任黨領導層的另一套辭令。瞭解這些用語的週期，有助於解讀黨最高權力層的政治。對於善於經營的幹部來說，能夠向商界人士解釋這些術語，也是一筆方便的收入來源。
領導班子和與之相關新詞彙的交替，可以劃分為三十年和十年兩種週期。中共於一九四九年上臺以來，已有兩個三十年週期走入歷史，第一個週期於一九七九年結束，在黨話中與「階級鬥爭」一詞相連，第二個週期涵蓋接下來三十年，一直到二○○九年左右，即眾所周知的「改革開放」時期。第三個三十年始於二○○九至二○一○年之間，隨後與習近平及「中國夢」緊密結合。三十年週期在民間用語中有更簡單的表達。作家摩羅曾這樣說：「如果說一九四九年後，前三十年的主旋律是獨立建國，一九七九年後三十年的主旋律是改革開放，那麼二○○九年後的主旋律就很明確了──中國崛起。」
在三十年的週期之下，還有若干以十年為單位的提法，分別對應特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包括江澤民時期（一九九三至二○○三年）的「三個代表」，胡錦濤時期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以及習近平任內的「四個全面」、「四個自信」與「四個意識」。有時，這些提法也叫做黨的旗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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