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鶯案 學者:勿污名化陸配 讓中共製造內部對立
徐春鶯案後續發展愈演愈烈,尤其從檢方以反滲透法起訴徐春鶯後,起訴書中甚至驚爆徐春鶯已涉及接受中國官方等敵對勢力指示、資助相關活動等罪名,不僅嚴重引發國安疑慮,也連帶影響外界對陸配的觀感。對此,學者提醒,台灣社會在面對此類案件時必須審慎因應,避免對新住民等群體進行集體污名化或標籤化,否則反而極可能被中共利用來製造內部裂痕與對立。
徐春鶯案起訴書驚爆中國滲透內幕引發關注
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徐春鶯因曾任台灣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主委,並一度列入不分區立委安全名單,使得相關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引發的爭議也迅速升高,就在徐春鶯近日因檢方依《反滲透法》等罪嫌起訴、法院裁定續押禁見後,也再度激起了各界對中國滲透、國家安全以及陸配參政權議題的高度關注,尤其當起訴書中驚爆徐春鶯居然涉及接受敵對勢力,也就是中國官方的指示和資助相關活動,甚至包含洗錢、偽造文書等多項罪名,更引發外界譁然。
徐案凸顯中共紅色代理人 試圖滲透國會決策核心
對此,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吳瑟致就認為,此案不應被視為孤立事件,而是中共長期對台進行「系統性滲透」的一環。他強調,當中共的影響力試圖進入立法院等決策核心時,台灣的民主制度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吳瑟致分析,中共對台的統戰作為具備「長時段」與「多層次」的特性,從早期的媒體、基層組織,到現今試圖透過政黨提名進入政治體系,顯示滲透手段已更趨精緻與細緻。他指出,立法院作為最高立法機構,擁有預算、人事與監督權,一旦具有特定背景的人士進入國會,等於為中共提供了影響台灣民主決策的「制度性入口」。而他認為,中共現在的滲透已經不只想拉攏既有的政治人物,更傾向於培植具備「合法身分」的紅色代理人梯隊,在台灣內部執行其政治指令。
他說:『我們知道立法院是我們的這個所謂的立法最高機構,它擁有人事預算監督甚至制衡的這種權力,所以如果說在這樣的一個案件,當然我認為可能有更多的類似這樣的情形出來,所以我認為這個是中共有計畫在培養或者是輸送,甚至是把我們一直在談說這種所謂的中共在台的代理人,第五縱隊進入到台灣的政治體系。』
中共利用台灣民主弱點 想以政治方式改變台灣執政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員沈明室則認定,徐春鶯是被抓到證據,明確的跟中國的統戰單位或官方有一些聯繫,甚至接受工作指導,這完全就是典型的第五縱隊或者是共諜的行為。他認為,中共根本就是在利用台灣民主的弱點,直接想以政治的方式改變台灣的執政狀態。
沈明室說:『你可以看到這個滲透就是從一般的隱身在幕後,偷偷進行滲透破壞的這種方式,變成公開的利用台灣民主的弱點,成為民意代表或者是民選的官員,然後表面上是執行公務或者是為民服務,但實際上是有背後的意圖的,甚至於中共可能對這樣的方式是越來越重視,因為他可以不用武力犯台,他可以直接用政治的方式來改變台灣的現狀,或者是聯合不同的政黨,來改變台灣執政的狀態,所以就跟不用用武力犯台,直接用政治的方式或者滲透方式,就可以改變台灣內部的政治。』
徐案衝擊陸配觀感 學者籲勿污名化造成內部分裂
然而,更糟的是,徐春鶯案不僅引發了國安疑慮,更讓外界對陸配,甚至陸二代有不同的觀感。而根據統計,目前在台陸配的人數約36萬多人,如果加上港澳地區配偶,總計達到39萬多人,儼然成了不可忽視的一大族群。
因此,吳瑟致就提醒,台灣社會在面對此類案件時必須審慎因應,避免對新住民等群體進行集體污名化或標籤化,否則反而給了中共分化台灣的機會,利用來製造台灣內部裂痕與對立。
他說:『其實應該是說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問題就是說,類似像這樣的案件,它可能會引發外溢的效果,必須要審慎來處理。例如說,可能會針對這種所謂的新住民會有一種集體的污名化這樣的一個發展。那如果這樣發展的話,反而會被中共來加以利用,甚至說來進一步製造我們內部的一些分裂。』
反滲透 台灣應建立成熟民主防禦機制
吳瑟致進一步分析,滲透的關鍵不在於出生背景,而在於是否「願意接受中共的指揮與影響」。徐春鶯案應成為台灣提升民主韌性的契機,引導社會思考如何在國家主權、安全與民主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從而建立一套更成熟、制度化的防禦機制,防止中共對台灣民主運作的持續破壞。
至於要如何完善這套「民主防禦機制」?吳瑟致認為,除了要建立制度化的安全審查機制,針對公職提名的背後人脈與資金進行嚴謹查核外,也應強化《國安法》的修法,明確規範代理人行為的法律責任,並推動政黨自律機制,和強化社會監督與媒體揭露,以期在傷害造成前,可以主動曝光風險,建立「主動防護」的概念。
中共統戰因徐案遭挫敗 恐將進入滾動式調整
而無論是沈明室或是吳瑟致都認為,雖然徐春鶯案在輿論壓力下,可能使中共的統戰遭遇挫敗,但其統戰的戰略方向不會改變,而是會進入「滾動式調整」。未來中共的操作手法可能變得更加隱蔽,像是避免高調的政治操弄,以規避台灣社會反彈,或轉向經濟、文化等低政治領域進行滲透。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中共可能會更強化「代理人的間接運作」,利用本地台灣人作為「防火牆」,隱藏其幕後指使的痕跡,而這正是為何國安法修法必須針對中介參與者進行規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