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 進行式：申訴無門、訴訟無罪，受害者充滿荊棘的癒合之路
- Metoo 運動自 5 月延燒至今，政治、藝文、教育、演藝圈等領域陸續有受害者揭露遭騷擾、侵犯的經歷，我們訪問了六個故事，她們曾在不同年紀、場域，被不同權力關係的人施以性暴力，也都嘗試尋求幫助。求救的過程遭遇了什麼？社會可以接住她們嗎？
- 法官坦承，部分性犯罪的案件可能只有被害人的證詞，找不到其他證據，最終獲不起訴或無罪，成為司法上的黑數。律師也指出，正因為性犯罪案件的證據太少，告訴人事發當下的情緒常會被當成關鍵的證據，「完美被害人」模板於焉出現，外界對性犯罪的受害者有著純潔的想像，其一舉一動常遭到檢討。
- 國外知名漫畫「我幫強暴犯做了早餐」的非典型受害者樣貌曾在司法界引起討論，加上近年愈來愈多的性別案件，律師發現愈來愈多法官跟檢察官在訊問時會盡量同理受害者。但仍有親身經歷司法程序的性暴力受害者認為，過程不僅繁瑣，也會遭受到檢察官或法官的不當提問，造成二次傷害。
- 律師也提到，就算性犯罪案件不成立，並不等於事情沒有發生，往往只是找不到足夠的證據去支撐證詞，希望社會能以同理心接納被害人，而不是以判決結果來予以批判。
怡玲（化名）終於決定將自己的故事公開在社群平臺上。她去年被職場認識的人性侵未遂，從此人生多了一個找不到答案的問題：「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一天天不斷爆出的 Metoo 故事喚起記憶，她花了好幾天才將曾經發生過的事書寫出來。
準備公開被侵犯的經驗讓怡玲很緊張，但她受不了了，一定要把文章發布出去，「我一發完就立刻把網路關掉，一直哭，我很害怕，非常害怕，一開始還不懂自己在怕什麼，後來諮商師跟我說，因為你不知道這個世界會怎麼看待這件事，很怕外界的惡意。」
沒想到發完文之後，怡玲收到大量私訊，持續了好多天，每天都有很多曾受到侵犯的人傳來訊息：多數是陌生人，也有些認識但不熟的人，甚至還有朋友主動傾吐他們的故事，「我很震驚，再來也很捨不得，會覺得，天啊，真的是太多了。」
從任何地方到任何關係 性犯罪無所不在
怡玲的驚訝其來有自。從過去一年性犯罪相關案件的判決書中可以發現，任何人在任何場所都可能遭遇性暴力：可能在餐廳裡、公車上、馬路邊；可能是側身經過的陌生人、萍水相逢的超商店員、或是熟識已久的親友長輩。
在我們收集的資料中（不包含司法院判決書系統判定不公開的內容），被害人與加害人的關係以陌生人居多，犯罪模式大多是突襲觸摸身體部位。至於親屬、職場、社交、教育等雙方相識的關係中，案件數較少，但性侵害的比例較高。
不過，律師林家萱解釋，被陌生人騷擾，被害者會因為彼此的生活無交集，比較願意提申訴或刑事告訴，此類案件在法庭上的攻防也相對單純；然而熟人之間的性犯罪，會因為雙方存在情感、經濟或社會上的依附或信賴關係，使得被害者不敢揭露對方犯行，更別提進一步的提告，因此性犯罪的黑數很多。此外，熟人性犯罪也會因證據難取得，結局往往是不起訴或無罪。
諮商心理師陳湘妤就差點成為家內性侵的黑數。她從國小一年級遭到爸爸侵犯，直到國一時媽媽致電 113 專線詢問「老公會摸小孩的身體怎麼辦？」，事件才曝光。她說，當時 113 人員欲詢問細節，媽媽改口稱「沒有沒有」，好險對方機警，循線找到她就讀的學校，開啟後續的安置和司法程序。
長達近 8 年的時間，陳湘妤的爸爸先是用零用錢和禮物為餌，要求女兒和他接吻；接著藉故撫摸、舔拭她的胸部和私處，或是用下體磨蹭身體；等她年紀稍大，爸爸甚至會在孩子的零食裡摻入安眠藥。
「有一天我醒來，就發現褲子衣服全被脫掉，然後他在舔我下面。」陳湘妤表示，兩姊妹跟媽媽提過好幾次「爸爸晚上會偷進我們房間，他會摸我們」，但媽媽只說會處理，要孩子們不要說出去；等她開始出現第二性徵，媽媽才跟爸爸說：「她現在月經來了，你不要再這樣了，如果孩子懷孕怎麼辦？」
童年的回憶滿是憤怒、害怕和痛苦，在陳湘妤和姊姊成年後，兩人不經意談到過去的日子，姊姊跟她說曾在生活百貨看到門閂鎖，「就是那種可以鎖在木頭門上面，扣起來的鎖，姊姊說一個只要 30元。」
陳湘妤苦笑，媽媽曾經幫他們的房門換鎖，但她不小心弄丟鑰匙，最後被爸爸撿到，「從此我只要東西不見，都會非常焦慮，因為我一直覺得那是我的錯。而那時候其實只要一個 30 元的鎖，我就能保護自己。」
受害者依賴加害者 導致熟人性侵案難辦
陳湘妤說，媽媽曾告訴她，已經用盡全力在抵抗爸爸，「但她不知道，如果沒有這個男人，生活要怎麼過。」作為一名陸配，能在臺灣取得合法居留的資格，且擁有穩定的經濟支撐，都得仰賴她的丈夫，陳湘妤表示，當時一直以為父母終究會離婚，然而當事情揭發後，媽媽的態度仍堅定地和先生站在一起，這讓她花了很多的時間調適。
由於涉及性侵，社工安排進行驗傷，案件也正式進入司法程序。沒想到爸爸一獲知消息，立刻前往中國投靠友人，案件進度則停滯至今。陳湘妤說，她查過法條，知道強制性交罪的追訴期是 30 年，「事件爆發時我是 14 歲，所以到 44 歲前都還有機會。」
「熟人之間的性侵，對我們來說真的非常難。」雲林地方法院庭長王子榮表示，熟人性侵案中，受害者可能因為情感、經濟或利益關係依賴加害人，他經手的案件中，甚至發生過被害人遭侵犯後，仍可以與加害人如常相處；如果法官除了被害人的證詞外，找不到其他的證據，「這時候我們所受的訓練就是罪疑有利被告，如果沒辦法確定證據，我們可能就是往無罪的光譜過去。」
「所以會不會有些被害人就沒被看見？真的可能會有，那這怎麼辦？這是（司法）不完美的地方。」他坦承。
王子榮的說法直指一個殘酷的事實：部分性犯罪的案件即使進入司法程序，也可能因證據不足，最終加害者不被起訴或無罪。怡玲的經歷就是如此。
怡玲回憶當初之所以提告，是因為和加害者對質的過程中，對方丟出各種理由和藉口，還暗示這並不是第一次，這讓怡玲嚇壞了，她想著其他被害者們的處境，決定訴諸法律處理，「這件事情不可以再發生在別人身上，或許提告可以阻止他。」
雖然律師提醒怡玲接下來可能會有哪些流程，但一切還是讓她覺得很不真實。例如從找律師、報案、看醫生、到做各種鑑定，「有好多陌生的人跟機關進入你的生活。」要跑完這些程序，她得向公司請假，從日常抽離出來，「這些東西都是一個個步驟，要去完成，都更證明整個過程的漫長。」
又或者是進到偵訊室時，她形容「那是平常只會在影集裡看到的空間」，當發現自己講的每個字都會被記錄在電腦上時，有種超現實感，完全沒有心理建設會經歷這些事情。
「漫長的過程、加上發生這麼多讓人感到奇妙的事情，都是一種門檻。」怡玲提到，「我當時也沒辦法做決定，是要喊停，還是我要繼續往前，就只能每天過日子，努力往前把這些關卡闖完。才終於理解到為什麼大家會說法律程序就是對受害者很不利。」
案子最終不起訴，怡玲和律師討論後決定不再繼續，「因為我好累了。」而記錄著她試圖證明自身受到侵犯的不起訴書裡，「有很多句子比較不是針對事情，比較是針對我這個人，譬如我的年齡、我的學歷、我的工作經歷、過去的交友經驗，應該要有能力讓事情不會這樣發展。」怡玲無奈地說，「我理智上知道這些東西不是那麼的公正，不要讓這件事影響你自己，但很難。」
證據太少、審理太主觀 性暴力判決常有爭議
檢視近一年的性暴力案件判決書中，不成立案件的法官判決理由，常見「只有告訴人的證詞」、「告訴人證詞前後不一」和「告訴人的反應不像遭到侵害」。王子榮解釋，和大部分有著客觀證據的案件相比，性犯罪案件主要都是由告訴人開口描述被侵犯的過程，才開啟後續的調查，因此必須高規格審視其證詞，並搭配其他的證據，例如告訴人與被告的社群對話記錄、告訴人的精神鑑定結果等，綜合評估後才能做出心證（指法官最後做出的結論）。
如果告訴人的證詞已經非常具體，難道不足以定罪嗎？曾在臺北、彰化地檢署擔任 10 年檢察官的律師陳宗元表示，最高法院過去曾做出一項見解，多數性犯罪只有當事人在場，事後常會各說各話，所以不能只以單方的說法作為唯一起訴的依據。也就是說，如果只有告訴人的證詞，又找不到其他證據，最後多半是以不起訴處分。
王子榮則以貪污案件舉例說明，通常檢察官會提出上百件被告違法的證據，其中包含證人的供詞、書證、匯款證明等資料，；相較之下，性犯罪案的證據平均才 6、7 項，這麼少的證據量要達到足夠定罪的門檻，很不容易，「性侵案還是需要證據，沒有辦法憑著感覺，就算你覺得（被告）很可惡、被害人很可憐，但當被害人開啟了陳述之後，裡面的東西都必須去檢驗。」
陳宗元指出，性犯罪案件對證據的要求，原本就比其他類型案件還寬鬆，「所以臺灣檢察官的平均起訴定罪率大概在 95%，但性犯罪案件定罪率大概只有六、七成」，中間這段差距，就是檢察官在起訴時已經是放寬心證，到法院之後，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或法官不採信，又被認定無罪。
「你會發現為什麼不同案件有著類似的證據，結果卻完全不一樣，其實只是因為審理人員的感受不一樣。」陳宗元認為，這也是判決結果常被詬病的主因，過去在司法官學院受訓時，他們並未受過審理、判斷性犯罪相關案件的訓練，心證的形成都是透過經驗累積，「那個東西別人沒辦法教，只能在不同案件中累積自己的一套標準，說到最後其實就是一種感覺。
READr 也以近一年判決書的七種性暴力關係案件為例，看兩造說法、以及法官以哪些理由駁回告訴人的提告。
「不符典型受害形象」被害人面對二次傷害
現行的司法制度除了無法盡數將性暴力違法者繩之以法，調查、審理的過程還可能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
July（化名）的案子也以不起訴作結，她相識 10 年的好友、曾經的約會對象在違反其意願的情況下侵犯她，事後 July 質問對方「為什麼我說不要，你還繼續？」他竟付諸一笑「可是妳的身體很想要啊！」直到她反覆強調不要就是不要，對方才在 LINE 的對話中承認犯行、為此道歉。
July 幾乎馬上就決定要提告，當天晚上前去驗傷，走完程序後，等同完成報案流程。她原本決定，如果對方願意接受諮商，並上一定時數的性別課程，雙方可以和解收場；結果他的朋友突然翻供，矢口否認性侵，甚至反指控她只想要錢。
但最讓 July 受傷的，是檢察官訊問的內容。「明明有對方承認犯行的對話記錄，檢察官卻一直問無關的問題：你們是砲友嗎？你那時候有男朋友為什麼要跟他發生關係？被告說你嫉妒他的女朋友，所以才告他，妳有什麼想法？」July 過去上節目談論性玩具的經驗，也被朋友視為證據提交出去，「她（檢察官）就問，性玩具是怎樣？被告說他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的女生，你什麼都很敢說，什麼都很敢做，他被迷得神魂顛倒，才會情不自禁做出這樣的事情，妳有什麼想法？」
「（檢察官這樣問）根本就是加害的代言人，你今天是想要釐清事實，怎麼會是去問這些事情，我覺得超傻眼，妳是對方律師嗎？」July 無奈道，當初選擇走司法程序，就是不想用公審或其他方式懲罰加害人，希望能透過諮商或教育的方式，讓朋友認清犯罪該負的責任；然而走完訴訟的結果，卻是受到司法體制的二度傷害，當初期待矯正或教育的效果全沒發生，「這真是爛透了。」
此外，July 中午遭性侵，當晚先去驗傷，地檢署的不起訴書指出，以其未在當天立即報案，質疑是否有被強迫，她的律師張育瑄提出再議審查，高檢署即回覆「地檢署似有誤會」，但還是主張 July 事發後的態度不似受創，維持不起訴。張育瑄指出，被告藉由提供雙方過去親密的照片、強調 July 性開放的立場，以及兩人事後仍有聯絡等理由，試圖營造 July 並不符合典型被害人的形象，最後檢方也採信了。
為何檢察官和法官如此看重告訴人在案發後的反應？陳宗元解釋，性犯罪案件的證據太少，因此告訴人事發當下的情緒，會被當成關鍵的證據，完美被害人模板於焉出現，「然而，每個人面對恐懼的反應本來就不同，熟人性侵案件中被害人也可能會出現矛盾的舉動，這些都再再證明完美被害人模板是錯誤的想像。」
性別運動蓬勃 改革風氣吹進司法界
近年性別運動蓬勃發展，也對司法從業人員造成影響。律師林家萱就注意到，雖然臺灣 metoo 運動起步較晚，但過去社會爆發的性別案件，或是前幾年在輿論引發熱議的國外知名漫畫「我幫強暴犯做了早餐」等作品，都在司法界掀起一陣討論。她發現愈來愈多法官跟檢察官在訊問時非常小心，盡可能不去觸碰被害人的傷口，或是同理被害人可能會基於自我保護機制，出現違反常態的情緒和思考模式。
張育瑄補充，實務上的確有部分法官在審理性犯罪案件時，並不會將告訴人遭侵犯後的態度變化視為重要的證據，而是比較在乎被告為什麼認為對方同意和他發生性行為，也就是回到性犯罪的核心問題，「是否有違反被害人的意願。」
王子榮表示，過去法官社群存在「裁判書類文化」，意即評價一個法官的好壞，就是看他的判決書內容，「看你寫的文字有沒有很優雅、公正，能不能引述很多實務見解，或是逐一反駁被告的辯詞，寫到他翻不了身。」司法官訓練不會要求學員如何判斷性犯罪案件，只強調要寫得一手漂亮的判決內容，因此至今仍有法官習慣在判決書中一一駁斥告訴人的證詞，「如果告訴人真的曾經受到侵犯，法官的舉動正是直接給予二次傷害。」
近幾年，法官在撰寫案件不成立的判決書寫法出現了一些轉變。王子榮表示，很多法官不再逐項回應告訴人的證詞，而是直接寫出結論，「證據不足以證明到有罪的門檻」。而面對 metoo 運動帶來的效應，王子榮認為，雖不至於會左右判決結果，但有可能會影響刑罰裁量，且審理人員針對這一波 metoo 帶出來的案件，應該會處理得更細膩謹慎。
不過，即使將告訴人與被告隔離訊問，或是在地檢署設置「溫馨室」，讓告訴人能在溫暖的特定環境內接受協助，避免受到二次傷害，但王子榮坦言，司法仍是非常不友善，「告訴人重新陳述自己的遭遇時，就是要接觸自己的創傷；最終走到審理程序時，可能還得面對檢察官和被告律師輪流提問，甚至被揶揄、攻擊，這些事情想到一定會卻步。」
性暴力案件蒐證困難 律師認為司改有極限
此外，司法存在它的極限。陳宗元表示，法律人常說「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意思是當事人想主張對自己有利的事實，就必須負擔找出證據的責任。性犯罪有其證據取得困難的特性，因此被害者事發當下如果能搜集到愈多證據，訴訟就愈有可能勝訴；然而就他任職 10 年檢察官期間的觀察，雖然被害者對於提告愈來愈不感到羞恥，但仍欠缺基本的蒐證能力。
張育瑄則認為，被害人之所以欠缺蒐證意識，一方面是沒有接收過相關資訊，另一方面也是遭侵犯後的自我保護機制，「大家比較會採取一種逃避的心態，因為收集資料的過程，其實就是不斷地自我傷害；或是合理化對方的行為，說服自己其實也沒那麼討厭加害者。」因此，被害人通常對於蒐集證據和參與訴訟，都比較消極。
陳宗元指出，除了司法人員辦案時應展現同理心，不要讓告訴人覺得不舒服之外，司法改革的空間並不多；反而是性平教育的推廣，教育大眾改變觀念，被侵犯不是被害人的錯，再來就是第一時間的蒐證，像是驗傷、錄音錄影、身心科就診紀錄、和被告在事後的對話內容等，都能在訴訟中起到關鍵作用。
林家萱則認為性平教育應更著重在事前預防。她表示，每次受邀去公司企業開課，最常被指定的主題就是職員遭遇性暴力時，該如何蒐集證據；另外她也常在課堂上強調，性犯罪案件不成立，並不等於事情沒有發生，往往只是找不到足夠的證據去支撐證詞，希望社會能以同理心接納被害人，而不是給予批判。
申訴機制昔漏洞多 性騷受害者求助無門
而除了訴諸刑事訴訟，張育瑄表示，如果被害人遭遇的案子是屬於告訴乃論罪，例如性騷擾等，又不想要花那麼多時間、金錢成本去提告，她也會視被害人的身份及受害場域，建議對方進行行政申訴。
例如在職場的話，就找公司申訴；如果是學校，可以向校內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申訴，同樣也能達到懲戒加害人、捍衛自身權益的目的。
但縱使有管道可以申訴，過程卻也不見得那麼順利。
徐容萱（化名）4 年前曾遭受職場性騷擾，當時她在一間媒體擔任攝影組實習記者，因為採訪比賽認識了業界資深的攝影記者，「那時候我不會騎車，攝影大哥就問要不要搭他的車去新聞現場，我想說蠻省事的就答應了，結束後也有順利回到宿舍；但之後某一次，他載我回家的途中經過他家，就說他要回家拿東西，叫我跟他一起上去，我很害怕，只好偷偷開手機的定位，並跟朋友報備行蹤。」
「結果一到家，攝影大哥就跑去洗澡，留我在屋子裡乾等半個多小時；最後雖然他洗完澡後有載我回去，但就覺得怪怪的。」壓垮徐容萱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攝影大哥之後載她回學校宿舍，要求其把紮好馬尾的頭髮放下來讓他看看，她覺得極不舒服，並向主管回報，沒想到主管的反應竟是質問：你為什麼要搭他的車？
徐容萱回憶，主管還告訴她，該攝影大哥平常會去嫖妓，應該不至於對小女生做出踰矩的舉動。當時她才就讀大學一年級，看到主管如此反應，便自我反省「都是自己的錯」，所以完全沒有思考後續是否要申訴或提告。
孟萱過去在學校陪伴同學在性平會申訴性暴力案件，對校方的態度也非常失望。她就讀大學時遭教授PUA 兩年，在教授離校後便陷入長期的憂鬱狀態，甚至無法完成學業，但當時的自己並未意會到教授帶來的傷害；幾年後，該教授再次聯繫她，詢問是否願意替他工作，孟萱決定試試看。
在他們開始共事後的某一天，孟萱不經意看到教授和她的學姊傳送曖昧訊息，「在那個當下，有一種東西竄起來的感覺，我意識到老師原來也會對其他女學生做曾經對我做的事，然後我現在生命裡面的困境可能跟我曾經的經歷有關。我是在那個瞬間突然有種通了的感覺。」
孟萱提及的「老師曾對她做過的事」，是她在大學加入該教授指導的雜誌實作團隊所發生的事。一開始他會在晚上提出喝酒的邀約，兩人聊聊生活、課業和心情；接著，教授會以談工作的名義約她出去，並提供接案機會，兩人在校外的接觸愈來愈頻繁，「漸漸的，他提什麼要求我都不太會去懷疑，有時候會有點過於親密的接觸，比如說摸頭、摸肩膀、摸腿，甚至他會脫光自己的上衣，趴在床上，要我幫忙按摩。」
「我自始至終都說服自己，老師很辛苦，如果我可以多讓他舒服一點，也沒什麼不可以。」孟萱後來才發現，這是一種漸進式的控制過程，教授會在指導的過程中循循善誘，信任一個人應該要做些什麼，如果不從，他就會說「你怎麼那麼不信任我，那你這樣要怎麼當好一個編輯？要怎麼教學弟妹？這樣是沒辦法成為我的夥伴。」她為此常感到焦慮，想方設法符合老師的喜好。
孟萱終於釐清，長達兩年的 PUA 經歷影響極大，而自己竟然是在離校這麼久之後，才意識到這段傷害，她後續透過諮商慢慢走出陰影。
進行諮商一段時間後，有另一個同學跟她聯絡，透露自己剛被教授帶到旅館猥褻，「我跟她說我完全相信妳，我曾經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孟萱之後做了決定，無論同學接下來會做出什麼樣的行動，她都會毫不猶豫地予以協助，要出庭作證、曝光都沒問題。
奇怪的是，同學準備提告的消息走漏風聲，被學校知道了。教授跑來找孟萱對質，她被迫再次與加害者同處一室。
而當時的系主任（現已卸任）說服同學改走性平會，卻搞錯流程延遲了一個月，開完會後，只知道教授「因病請長假」消失了，直到一篇在 Dcard 控訴該教授的文章爆出，校方的態度才轉為積極，願意公開調查結果。
「系主任為了保護教授（加害者），還私下說我壞話。」孟萱說：「他說我的婚姻不正當，私生活混亂，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女人。說老師很關心我們，幫助我們得到一份有酬勞的工作，還這樣背叛他。」孟萱不理解，系主任是整個組織結構裡最應該要去接住受害者的人，卻沒有做到。
「我是直到這半年，離開那個地方跟工作後，才發現自己非常的恐懼，那恐懼已經不再是針對老師的事，而是針對共犯結構，讓我非常恐懼職場，讓我意識到沒有人可以接住我們、也沒有人可以保護我們。」孟萱坦言，雖然性平委員很專業、性平會也決議該教授永久不得聘任，且同學提告的案子也確定起訴成功，但她認為校方召開性平會的過程有瑕疵，很有可能導致受害者遭到二次傷害。
性平三法修法 增加受害者申訴選擇
今年 7 月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修法陸續三讀通過，重點包括擴大適用範圍、建立外部申訴管道、加重裁罰以及增設被害人申訴與心理支持。徐容萱和孟萱面臨過的困境，未來或許都有解方。
林家萱舉例，《性別平等工作法》在修法後，規定受害人如果不服公司性平會申訴結果、或遭受雇主騷擾，可以直接向勞工局申請調查。她在實務上遇到的職場受騷擾者，多半不信任公司的調查制度，此次修法提供受害者多一個選擇，也增加他們的申訴意願。
至於《性別平等教育法》，過去已有公權力介入申訴的機制，此次修法只簡化流程，讓被害人不需在漫長救濟過程中反覆遭傷害。但在權勢性關係部分有了明確的規定，禁止未成年師生戀，如果是成年學生，校長或教職員工不得利用不對等權勢關係發展親密關係。
不過，王子榮認為，目前針對性犯罪修法雖有進展，但整體而言仍是過度著重在事後的修補機制，事前的預防才是治本之道，例如推廣性平教育，讓孩子從小就生活在尊重身體自主的環境裡；尤其性犯罪常常存在於具有相互依存的親密關係，不只是司法，而是包含社政、家庭等資源全數到齊，才能有效預防憾事發生。
「大部分的犯罪案件都不會質疑被害者，唯獨性犯罪案件例外。」張育瑄表示自己所經手的大部分案件，只要作為擔任被告的辯護律師，毫無意外都是被外界批評的一方，「大家一定會覺得你今天被告，一定是做錯事才會被告」；然而性犯罪卻剛好相反，反而是被害人被質疑提告動機。
另外像是被害人要求和解金或損害賠償，也會被批評說：「你不是講性自主嗎？不是講貞節嗎？怎麼還談錢呢？這麼俗氣。」張育瑄認為，外界對於性犯罪有著純潔想像，被害人如果和錢扯上關係就不夠完美，這樣的觀念反而會對被害人造成更多的傷害。
Metoo 大浪襲來 接下來呢？
今年 5 月，臺灣爆發 Metoo 運動的浪潮，3 個多月間不少形象良好、位高權重的知名人士哽咽道歉、或是揚言提告、抑或消失在公眾視野。隨著討論熱度逐漸降低，那些勇敢在身上標記 #metoo 標籤的人們，有人選擇自我消化傷痛、有人還在思考下一步，有人在體制內的求助已告一段落。
雖然最終加害者不起訴，但怡玲說，她不後悔提出告訴，畢竟她這麼做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不讓悲劇發生在別人身上，「我提告的時候就不覺得會贏，結果對我來說也不重要，對方判三年五年、有沒有賠償，都沒有辦法把他對我做的事情取消掉。」
如果有人有類似經歷，正猶豫要不要提告，會給對方什麼建議呢？「我會很坦白地告訴對方我的過程有多難，會有很多不舒服，有多痛苦，它不是一條容易的路。」怡玲說，「但最後要做決定的還是你自己。這件事情的本質是有人侵犯了你，把你的一些能力奪走了，你會覺得一切都失去掌控，但你要慢慢學會做決定，慢慢找回自己的主導權。」
Emma（化名）的案子還在偵查庭，她被才藝課老師的弟弟侵犯，歷時近七年的性侵與騷擾因為事發地點不同，被分往三個不同的法院審理。同樣的事件敘述，她要向三個不同的檢察官說明、接受訊問或質疑，「每次開庭都像是在做同一件事，好像是去面試三個公司，看誰要錄用你、要幫你。」
曾經以為只是去赴朋友的酒局，卻遭加害者壓制性侵，Emma 不敢出聲也不敢動，只能一直掉眼淚；曾經因為朋友明知她遭到加害者侵犯，仍選擇跟其出遊、聚會。看著合照裡沒有自己的身影，Emma 吞了幾十顆藥，只求能失去意識，不再目睹令人傷感的訊息。面對進行中的訴訟，她說，「最不舒服的已經過了，我只是把他講出來而已。」
第一次偵查庭至今快半年，Emma 說，自己是在幾個禮拜前，才確定提告是她希望的結果，「雖然臺灣的法律常被批評很爛，但我覺得還是有部分人是相信法律，會因為法官判他（被告）有罪，所以他有錯；他（被告）被判無罪，所以他是無辜的，有很多人是相信法律判決出來的結果。」
等到有一天判決結果出爐，不管老師的弟弟有沒有被判刑，Emma 說她還是會用自己的方式，讓共同的朋友或認識對方的人知道他曾做過不好的事，希望他不要再去傷害別人，或至少，女生能因此離他遠一點，保護好自己。
「我需要他知道自己犯錯，而且不能再犯。」 Emma 強調，「這種錯不是他說一個對不起，就可以過去、就可以去侵犯下一個人，他必須要覺得這懲罰是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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