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均教授：唯有「開放」，台灣才能走向「文明」｜《打造台灣軟實力之島》
※本文擷取自高希均教授新作《打造台灣軟實力之島（五冊）》之《開放：突破台灣格局》
可愛的景象與可慮的「若有所失」
與當前世界每人所得排名前30名相比，台灣完全沒有自卑的理由。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預估2015年每人GNP的國際評比，經過價格指數（PPP）調整，台灣為44000美元，超過法國的40380美元，英國的39460美元，日本的39060美元，及韓國的36250美元。
當外國友人訪問台灣時，他們也會驚喜地在這個島上看到這些景象：
- 這是華人世界中最自由民主的社會，並且夾雜了「亂」中有「序」以及「鬧」中有「趣」的多元。
- 這是一個方便、安全、價格便宜的旅遊之地。高鐵、捷運、公車、計程車應有盡有。全島既有山，又有海，時時見到藍天白雲，真是美麗之島；空氣還乾淨，英語也還普及。
- 都市與鄉區的人民，共同擁有友善與熱情，使你賓至如歸。
- 四處可以看到現代、傳統、本土的生活方式，民情風俗及多元建築。目前在台的外籍配偶，已近四十七萬人。
- 台灣又是一個科技與人文的匯聚之所，科技產品暢銷全球，文化產品散布全島；大學在各縣市林立，小吃散布大街小巷。
可是另一方面，台灣當前最大的困境居然也是來自民主選舉及人民的冷漠。為了贏得政權，就鼓動民粹。在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民粹風浪中，政黨之間已變成「惡鬥」，媒體已變成「惡報」。
冷漠的大眾把焦點縮到身邊的小確幸：明哲保身。20多年的民主洗禮，竟然出現了當前的「若有所失」的低迷現象：政府失能、國會失職、媒體失信、經濟失調、企業失責、世代失落……。從1980年代虎虎生氣的四小龍，變成了自我催眠中「溫水的青蛙」，真是情何以堪？
我們該怎麼辦？
試從兩個場景說起。
兩個場景：1965和1997
20世紀下半葉，改變世界政經版圖的兩個觀念，就是「開放社會」與「競爭力」。
齊邦媛教授半世紀前，在台中口譯出「Open Society」這個名詞。這是經濟學大師海耶克教授（Friedrich Hayek）在演講中送給台灣聽眾一個石破天驚的新思路，其影響歷久彌新。
齊教授在名著《巨流河》中追憶這段經歷：1965年10月受命擔任口譯， 「海耶克教授沒有給我講稿，他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心裡有些忐忑不安，演講中「我第一次聽到『Closed Society 』和『Open Society』這兩個詞」，當場就譯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在場的施建生教授很稱讚這個譯法。
在以後的半個世紀，「開放」（openness）及「開放社會」變成了「落後地區」要變成「開發國家」最重要的一個啟蒙觀念，也是一個最有效的發展策略。美國因為擁有全球最「開放社會」，它變成了最有競爭力的社會；中國大陸因為推動「開放」，才有可能在30年間「和平崛起」，把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了世界坐二望一的大經濟體。
1997年4月《遠見》雜誌首次邀請了哈佛大學波特（Michael E. Porter） 教授，來台傳授全球競爭力理論與策略（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Strategy）。他以實例指出：
當美國擁有「開放社會」時，全球的優秀人才、最新科技、巨額資金、多元資訊、新穎產品全都爭先恐後湧入。社會愈開放，競爭愈劇烈，產品品質就會愈好，價格就愈低，消費者就愈受利，整體競爭力就會愈高。
這個競爭力策略立刻受到朝野共同重視。波特教授三本厚重的著作也先後譯成中文。受到這個學說的催化，對當時台灣經濟策略的修訂及推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圖片來源：天下文化
政局陷入混沌
可惜的是，隨著陳水扁總統執政（2000～2008），「開放」的政策因涉及到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立刻受到挫折，又夾雜省籍情結、統獨之爭及親美親日的敏感性，使台灣的政治、媒體、國會陷入空前的混亂與不安之中。
這種「亂」使得重大政策（從國防、教育到環保）產生分歧；使得重大投資案（包括投資項目、地點、來源等）引起爭論；使得「政策買票」合理化；使得兩岸關係的發展陷入僵局；使得人民安身立命的長期打算出現問號。
「開放」才是活路
開放是不容易走的路，更不是一個空洞的政策宣示。當前流行的民粹說法是：只要台灣一開放，外國人及外國貨進來，就搶走了台灣人的飯碗及生意；殊不知，引進的人才，透過他們的貢獻，可以創造出連鎖的、相乘的商機與投資， 以及台灣的聲譽。美國歷史顯示：如果近百年來沒有吸取到世界各國人才的貢獻，哪會有富強的新大陸？賈伯斯就是一例，他的生父是一個敘利亞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研究生。
沒有世界頂尖的人才，就不要想賺世界的錢。一個小島的人才是不可能自給自足的。2013年美國《哈佛商業評論》選出「世界級企業領導人100位排行榜」。台灣只有一位，是排名83的聯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這是聯發科技的驕傲，但只有一個台灣人出現在100位世界級人才中，是否有些孤單？
我們也要指出：「開放」即使在先進國家，也仍有各種程度的不開放，如對移民、科技等限制。「開放」實在是一個民主體制、法治社會及心態公平、全球化合作下的折衷。台灣不肯、不敢、不夠開放時，也就會理所當然的變成各種國際經濟貿易協定的局外人。台灣的命運掌握在人民的開放心態之中。
要去除小格局思維
推動「開放」政策，先要剷除內心深處小格局思維。當小格局影響政策方向時，就立刻被各種恐懼綁架：恐懼自己會上當，恐懼無力面對改變，恐懼「有力團體」反對，恐懼「短期衝擊」太大，恐懼「意識型態」不正確，恐懼輿論責難。當前台灣，在產官民三大領域中，小格局的陰影無處不在：
- 產業界甘於小成（不敢大創新）。
- 政府只敢做「小決定」（不敢大突破）。
- 民間只想貪圖小便宜（不肯多付稅）。台灣的「悶」經濟就是這「三小」的溫水經年累月煮出來的。此刻必須要讓我們的心智、思維、步伐、策略、創新、膽識來個徹底的解放，把它們放大、放快、放遠。
如果產官民三方能共同努力，構建開放社會，那麼鎖住心胸的那幾道鐵門就能打破，競爭力的提升就有可能。
那些反對開放的人，事實上是犧牲了全民利益，來保護低效率產業，使全民受損。這種為一己之私，犧牲整體利益的例子，居然在民智開放的台灣仍受民粹的操弄，能得到「民意」的支持，令人百思不解。
不要低估民間活力
30年來大陸只敞開了半扇開放之門，已經在世界市場上勢不可擋。面對開放，我們的官員太謹慎小心；民意代表則心中各有利害關係的盤算；產業大多數穩紮穩打；最敢冒險、最有衝勁的還是民間的中小企業。
民間把問題看成機會，小格局者把機會看成問題。當非洲人不穿鞋時，民間的鞋業看到的是空前的機會，小格局者看到的是赤腳。
開放的大格局必須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先開始提倡；他們通常高估了自己聰敏的裁決，低估了民間的本領與智慧。民間迫切需要的是公部門的效率與執行力，因此「保護」的「好意」常常得不到「好報」。
讓我再重複一遍：「保護主義」是「開放」的死敵。不少人總以為保護國內低效率、低生產力的產業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殊不知正因為如此，這些低效率的產業只能付低工資、賺小錢，也就根本沒有資金以及能力開發新產品、新市場。年復一年地把我們的資源用在缺少競爭力的生產上。
「防弊」則是「開放」的死巷。為了防弊，就要增設各種防範，生怕圖利他人，生怕不確定性。所增設的各種規定，又再做最僵硬的解釋，它就扼殺了彈性、創新、生機及各種產業及異業結合的可能性。政府太喜歡管制，太不放心鬆綁。政府要勇敢地冒些風險，減少管制（deregulation），讓市場機制決定優勝劣敗，才能提升競爭力。
「開放」就是透過市場的競爭機制，決定成敗；禁不起考驗的自然就淘汰， 正因為有淘汰，產業主不得不拚命努力，有生命力的新產業也可以興起；僱用的工資也就可以上升。
如果因為開放而受到淘汰的產業，政府自也可以考慮短期的救濟及轉業的訓練；但千萬不能因此而不敢開放，尤其不能鎖國。
總結來說，開放的一端是「鬆綁」，是釋放各種限制，創造各種新條件，用以激發社會的創意以及適應新科技帶來新遊戲規則。另一端則是「規範」，一種共同的約束（包括道德上的），用以確保不產生「混沌」與「亂象」。「開放」 不僅指有形的法規，也必須包括消除無形的歧視─對性別、宗教、省籍、年齡、智障等。
開放社會是一個公平與透明的舞台，人人都有機會各顯神通。
「開放台灣」到「文明台灣」
這本取名《開放台灣》的新書，共有3部31章，約13萬字，取材自近年來所撰述的文字，書中從國內外各種實例及切身經驗不斷指陳：只有開放、興利、鬆綁，台灣才有出路。
在開放的社會裡，我也必須強調：年長者要以身作則，年輕世代要自創前途。我提出的「新」獨立宣言是：
自己的功課自己做；
自己的工作自己找；
自己的家庭自己建；
自己的舞台自己尋；
自己的晚年自己顧；
人生的起點是奮鬥，沒有奮鬥的人生，等於沒來到人間。人生的終點是分享，不肯分享的人生，早應消失在人間。這個世界最可靠的不是政府的承諾、企業的善意、第三方的支付；而是自己的爭氣。
儘管全書強調「開放」的重要，但它是個奮進的策略，是個努力的啟航；歸宿是要台灣變成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
讓我列舉這一張「文明清單」，它共有八項需要全民努力：
- 社會要擁有現代化的基本設施與生活環境。
- 社會要擁有文化、教育、科技、醫藥、環保等高度水準。
- 人人要有同等的權利、義務與機會，不能有性別、宗教、膚色、方言等歧視。
- 個人不能變成社會的負擔，因此要自立自主。
- 個人要變成社會的資產，因此要分享、分擔。
- 沒有戰爭的復活、民粹的恐懼、貧窮的威脅、不公不義的傷痛。
- 政府與民間要共有「與時俱進」的危機感及改革。
- 政府與民間要共有融入世界的決心與政策。
- 台灣人民，如果拋棄意識型態，共同認真努力20年，在2030年代，世界上將有可能看到一個「文明台灣」的燦爛。
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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