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語媒體：學術自由不能跨越國家安全的底線

（德國之聲中文網）《商報》客座評論認為，今年六月曝光的德國網絡安全中心疑似信息洩露事件，凸顯了德國科研領域的安全隱患。作者呼籲，在制度之爭日益激烈的當今世界，同專制國家開展科研合作時，不容忽視對國家安全的保護。這篇題為《德國科研理應受到保護》的評論寫道：

“德國科研部長拜爾（Dorothee Bär）下令對Cispa事件展開調查。目前調查報告已經出爐。報告稱，該研究中心沒有可靠的安全保障系統，因此隨時都有可能發生重要信息外流的情況。尤為令人不安的是，該中心所屬的網絡安全及人工智能研究部門的19名工作人員中，竟有18人來自一個具有特殊安全風險的國家（中國），在這個國家，每一個公民都有同情報部門開展合作的義務。 在其他領域同第三國打交道的方式也令人感慨。前不久，一家德國校外科研機構的負責人在《南華早報》上，對中國的技術進步和完善的科研設施贊不絕口，但對這個專制國家的另一面卻只字不提。 同具有特殊安全風險的國家開展毫無保留的合作注定存在風險，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有些人對這種風險視而不見，我不做評判。聯邦政府將一些國家列入‘具有特殊安全風險’清單，不是沒有原因的。而那些希望開展合作的人，不應對此無動於衷。受到公共資助的科研機構，不應漠視我們國家所面臨的挑戰。向世界開放被奉為宗旨，而與此同時，科研安全卻成了盲點：在制度競爭的當今時代，這是一種極不負責的態度。”

《商報》評論指出，憲法保衛局在不斷警告專業知識與敏感技術外流的風險，但直到今天，德國仍未能出台具有約束力的行為准則，以規範科研領域的安全保障。評論作者呼籲，封堵科研領域的安全漏洞已經刻不容緩： “情報部門應每年都向我們提交一份科研領域的安全報告。我們要搞清楚，哪些專業知識和技術同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哪些需要保密，哪些屬於出口管制的範疇。相關機構需要獲得通報，國家級的安全平台也應提供咨詢，並將具體情形告知監管部門和出資方。

除此之外，獲取公共科研資金的門檻也應進一步提高。要想獲得聯邦政府的科研經費，該機構就必須設立有效的科研安全合規體系，並設置專人負責同安全部門的溝通。 在我看來，學術自由和學術成就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學術自由受到德國基本法的保障。但這種自由並非沒有限制，應以不違背憲法規定的其他價值觀為界限。德國的科研實力越強，對那些試圖侵犯德國利益、攫取德國科研成果的國家就越有吸引力。

科研安全是保障科研自由的重要前提。對學術界、聯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來說，任務已經非常明確：德國科研領域急需一次安全升級，立即行動吧。”

皮萊不值得被奉為“英雄”

十月八日，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宣布，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納瓦利內特姆·皮萊（Navanethem Pillay），以表彰她為促進和平與國際法所作的貢獻。《新蘇黎世報》評論則認為，皮萊不值得被奉為“英雄”。 “諾貝爾委員會對皮萊予以高度評價，稱贊她‘追究了相關國家及其領導人的責任，並給暴力及沖突的受害者帶來了希望’。但現實卻遠沒有如此的英雄主義。作為聯合國高級官員，皮萊離不開專制國家的支持，在提出批評時，也不得不顧及同上述國家的政治關系。至少一名吹哨人的指控以及其他信息不得不讓人產生這樣的印象：尤其在中國問題上，皮萊選擇了視而不見。據稱，在皮萊任內，原計劃到聯合國作證的人權活動人士的身份信息被轉交給了中國方面。一名女性吹哨人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時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皮萊，但直到皮萊卸任，向中方提交信息的做法才得以終止。而在此期間，這名吹哨人則丟掉了工作。

崇尚多邊主義的人們似乎都有一種誤會：他們總是希望看到英雄，然而聯合國人權機構並不欣賞勇氣，而是更看重順從。在無關痛癢的問題上，聯合國人權機構會發出批評。但對已經引起爭議的議題，它就會遮掩回避。聯合國人權機構的種種弊端，皮萊並非始作俑者，或許她也並不完全贊同，但她不得不與之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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