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真／他案手機判返還竟遭私拿辦案　名律師洩密案爆檢違法取證

前檢察官、知名律師王捷拓遭控洩密案，驚爆檢方取證出現重大瑕疵！本刊調查，檢方追查洩密案使用的關鍵數位證據，來自另案當事人、前媒體人史鎮康的iPhone XR手機；這支手機因賭博案遭扣押，緩起訴執行完畢後，檢察官張時嘉卻以「履勘」名義填寫調取扣押物條，從贓物庫「借調」手機做數位採證。更離奇的是，法院後來裁定駁回沒收聲請，依法應予發還，手機卻未歸還，隔年檢方文件還出現「改由」另案扣押的紀錄。這支手機跨案流轉，恐已成司法重大爭議。

上月13日，前高檢署檢察官、現為律師的王捷拓涉洩密案在台中地院開庭，法庭上因一支手機的取證程序，意外掀出檢方辦案爭議。面對被告王捷拓質疑，起訴檢察官、現已升任苗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的張時嘉主張，爭議手機是以「調取扣押物條」合法取得，並非違法搜索；但王捷拓追問，手機既然要進行數位採證，相關搜索授權何在？

只填調取條　即違規取走

法官翻閱卷宗後，當庭要求檢方提出手機取得及數位採證的完整流程，包括採證時間及與本案有關的對話紀錄。爭議手機是前媒體人史鎮康擁有的iPhone XR，他2022年5月涉嫌一起賭博案，手機遭台中地檢署扣押，案件後來獲得緩起訴，隔年9月執行完畢。

本刊取得文件顯示，同年11月，時任台中地檢檢察官張時嘉卻以「履勘」為由，填寫一紙「調取扣押物條」，將史鎮康的手機拿走。這份「台灣台中地方檢察署調取扣押物條」上顯示列有多支手機，其中編號020明載「電子產品（IPHONE XR 手機）一支 黑色」便是史鎮康的手機，「調取原因」欄清楚寫著「履勘（只借調編號20、21之手機）」，也就是說，這支手機是以「借調」方式從贓物庫被取走。

首先，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履勘處分須由法官或檢察官親赴現場，實地勘查「眼見為憑」，而不是填一張單子請書記官就能到贓物庫把手機拿走；更何況檢察官未重新向法院聲請搜索票，便將這支已結案的手機交付高雄市刑大科偵隊進行數位採證及鑑識。

法院判發還　竟找嘸手機

沒想到，2023年12月1日，台中地方法院裁定駁回地檢署對這支手機的沒收聲請，檢方必須返還手機給當事人；檢察官張時嘉為了補破網，同年12月6日補簽進行單，批示「所有扣案物…暫不執行沒收」。隔年1月，台中地檢署執行科依法院裁定作成發還處分，準備把手機還給史鎮康，執行人員前往贓物庫時卻發現，手機早已被張時嘉調走，根本不在庫內。

離譜的是，檢方急中生智，竟由書記官製作一份「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協調決定「不返還手機」。執行科書記官在電話紀錄上記載，「協請執行科高股取消113年度執沒字第×號處分命令（即依法官裁定返還手機的處分），改由本署…扣押」，協調的意思就是，如果執行科取消返還手機的原處分命令，將會有未依法執行法令的缺失，所以建請調借本案卷宗，再請贓物庫暫勿處理本件之處分命令即可。

但根據刑事訴訟法「一目了然」原則，以及最高法院台上字第687號刑事判決意旨，檢視手機內數位資訊，原則上應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或扣押裁定，檢方卻便宜行事，以假借履勘之名，行違法搜索、規避法院審查令狀之實。

竟找嘸手機　另辦洩密罪

就法論法，手機本身與手機裡內容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有形扣案物，後者則可能包含大量與原案無關的私人資訊。尤其王捷拓涉及的洩密案，並非直接扣押被追訴人（王捷拓）的手機，而是從第三人的手機取得涉及其他案件的通聯資料，跨案使用的界線更不能含糊。

本刊調查，這支手機直到2025年12月，才因另案由台中地院裁定扣押，意即從2023年11月被「借調」到另案正式裁定扣押，中間相隔超過2年；期間手機已被違法採證，裡面的數位資料一路被擴張使用，追查他案。

檢方從史鎮康手機經數位採證還原，發現他曾向律師洪家駿打探另一起案件案情。該案是發生在2017年10月間，主嫌管芥寬在台中烏日設立訓練中心，2020年6月遷至大雅，成為「打手訓練基地」。2021年管男與手下發生糾紛，手下找來北部人馬持空氣槍、鐵鎚、開山刀闖入基地，把管打成重傷；管事後反擊，率眾將人痛毆致死，另有2人受傷，管男一審殺人罪判17年，二審改判殺人無罪。

該案偵辦期間，原接案律師臨時有事不能到庭，才臨時通知王捷拓幫忙到庭辯護；開庭結束後，王僅口頭回應給管芥寬的律師洪家駿，「組織有，其他沒有」，也沒有告知相關細節。

但檢方從史鎮康手機中看到，史與洪家駿對話，內容是「文哥（管芥寬、打手基地案被告）收押禁見，理由法官認為培訓人員出國當健身教練和保全不合理」「以上資料王律師（指王捷拓）也有在和我討論前先行通○○哥。」檢察官看到這段對話如獲至寶，即便王捷拓否認說過那些話，還強調是洪亂加的話，與他無關。但檢察官就是根據這支手機的對話內容，將王捷拓依洩密罪起訴。

違程序正義　法界不認可

法界人士指出，史鎮康與洪家駿的對話充其量只能算是傳聞證據，何況手機還是未經合法搜索查扣，對話內容依「毒樹毒果」理論，違反程序正義，完全不能當作證據。

更何況這起案件的證據並非直接來自被追訴人王捷拓的手機，而是第三人史鎮康因Ａ案被扣押的手機，若因Ｂ案數位採證範圍可以隨著偵查方向一路擴張到Ｃ案，檢方就必須交代跨案取證的授權從何而來。

開庭時，王捷拓即質疑檢方採證合法性，要求說明手機取得及電子採證的法律依據；法官閱卷後，也要求檢方補充手機取得、採證時間及相關對話紀錄，檢方則主張，爭議手機係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調取，採證程序並無違法。雙方對手機究竟何時、依何種程序取得及採證，形成明顯歧見。

法界人士指出，檢方辦案為追查犯罪，但偵查權仍須受法律程序拘束，法院已裁定應返還的手機，卻在缺乏適當授權下遭持續掌握、採證，甚至挖出他案證據，不僅涉及證據能力，更可能逾越偵查權界線，一旦取證程序遭質疑，受損的不只是當事人權益，更是民眾對司法公正與程序正義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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