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眼淚後，死亡會通往溫暖的彼岸：專訪《地獄催淚部》導演楊婕

「你死了以後，沒有人替你哭，所以你不能投胎。」

站在前往地獄的專車前，地獄使者對著等不到女兒眼淚的吳爸爸說。而此時在陽間，導演女兒陷入情緒風暴，因為演員無法演繹她想要的情感，卻急著離場，她憤怒咆哮：「我爸死了我都沒去，她逃什麼逃？」這怒火背後，是多年前與父親的爭吵和她對成功的執念，這份未解之情，始終梗在心底。

楊婕最新作品、入圍今年女性影展的短片《地獄催淚部》，設定了「必須有人掉眼淚才能轉世投胎」這樣獨特的世界觀，開頭即死亡，不僅為家人間的矛盾闢出更多元的觀看角度，也跨越了時間的限制與生死的界線。

電影最後，跑馬燈寫著「謹以此片獻給吳克智先生」。那是楊婕的三伯，也是她拍下這部片的重要靈感來源。

死亡的一瞬間，原來是如此平凡

「我親眼看到我三伯斷氣的時候，那是很奇妙的經驗，因為那一瞬間實在太平凡了，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跡象。」她形容當時的感覺，「如果不是醫院的機器停止聲提醒你，人死去和活著之間好像並沒有什麼差別。」這份感受深深印刻在心中，也讓她開始思考，如何透過電影來表達死亡的無聲瞬間，以及生命的脆弱與延續。

「可能只能靠電影來留下一些想像的空間吧，想像他還活著，還存在於某個死後的世界裡。」楊婕提到，她在影片中想像了一個充滿溫暖的死後世界，「或許那裡有一位很可愛的接待員，陪他走人生最後一段路。」她希望，這段旅程不再那麼隨機和冷漠，而是充滿了他喜愛的音樂，甚至還有一輛公車載著他離開，讓這段死亡之旅多一點重量和意義。

當談到拍電影是否也是在為生命尋求某種永恆性時，楊婕低聲道：「想安慰在世的人吧。」對她而言，電影不僅僅是捕捉那些短暫的瞬間，還是一種對生者的慰藉，讓他們能在銀幕上看到一種延續生命的可能性。

在《地獄催淚部》中，死亡和情感交織出一個獨特的世界觀，讓觀眾在每一幀影像中體驗到深刻的生命脆弱與無常。這份敏銳觸覺，來自於楊婕內心深處的直覺——一種從她大學時期便開始展露的創作天賦。

「我剛開始拍片時，會很直覺地想到攝影機應該放在這裡、所有事情都是很直白地在跟觀眾溝通。我喜歡什麼東西，就覺得應該是長這樣。」這些如膝反射般地想法，來自看過的電影、做過的夢，以及她曾想像過的世界。

幸運是，在勇於做夢的年紀有人結伴同行

今年 34 歲的楊婕仍保有那份單純的直覺，但在經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電影製作碩士的歷練後，她重新扎實了基本功與進階技術，得以在創新與技術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一次次推出更趨成熟且細膩的作品。如今，楊婕回想起一頭栽進電影世界的那段時光。

大三那年，楊婕一邊修習易智言導演的劇情片課程，一邊也投入王亞維教授帶領的紀錄片製作。這兩堂課，讓過往經驗多在舞台劇編導、演員的她，發現扛起攝影機的視角是那麼不一樣，每一部作品原來能被各種不同的方式觀看。著迷之餘，她心中也燃起想證明自己的念頭。

2011 年，楊婕交出易智言導演課堂中的期末作業《祖慧老師和她的夢中情人》。之後，她完成大學的畢業製作《幸運星》，與一群夥伴成立了影像工作室。對楊婕來說，這樣的幸運延續著，因為在那段勇於追夢的日子裡，她遇見了同樣充滿幹勁的朋友們。

當時的夥伴們已經決定赴美攻讀研究所，因此他們約定了一年的合作期。「我們就用這一年賺學費，申請學校，並幫助彼此完成想做的作品。」楊婕回憶。透過接拍廣告片、音樂 MV 等工作，他們緊密地聚在一起。這段期間只是他們漫長創作旅途中的一個過渡期，但卻為彼此的人生注入了不同的養分。

「當時的作品，就算被老師或前輩說『很有趣但看不懂』，我們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只覺得這樣才特別，台灣新電影需要走到下一個地方去。」楊婕叛逆地笑了下，「那時候非常驕傲，團隊的大家有不害怕任何事情的氣息。」

在火堆旁講故事的初心，是電影最大的魅力

這趟一年限定的冒險旅程，激發了創作的無限可能，讓這群年輕的創作者惺惺相惜，毫無顧忌地盡情探索，「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真正的開始吧，就是認識了一群各自有天賦、又很努力、也很囂張的朋友，一起做了一年很浪漫的事情。」她說，那份自由讓她能活在當下，勇敢地相信直覺，這是最好的禮物。

彼時，楊婕專注於打破既定的電影框架，更重視形式。「我們一開始的東西都在玩，」她回憶道，「只看表面，模仿別人的電影，就像吃到好吃的菜，卻不知道（廚師在）廚房是怎麼做的。」這種憑感覺行事的方式，隨著她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後發生了變化。「那裡的碩士訓練非常結構化，逼迫我們放下華麗的東西，回到最純粹的戲劇和視覺語言。」當作品不能使用音樂、對白等附加元素，創作者別無選擇，只能專注面對影像本身。

這種蹲馬步般的基本訓練，在她後續的獨立製片工作中發揮作用。「在台灣做獨立製片需要多重技能，有時一個人要做收音、美術、服裝等工作。」楊婕說，她在現場也經常根據情況靈活調整拍攝，「如果看到更好的表演，我會修改劇本；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場景，就迅速轉換思路。」她靈活、多工，能夠應對拍攝中的各種挑戰。

那麼，現在拍片，不「玩」了嗎？她認為跟大家一起玩，仍是拍片至今最享受的事，但也坦承，年紀越長越難保有玩心，需要時刻提醒自己別忘了初心，「若是失去了在火堆旁邊講故事這個本質的精神，我覺得對我而言，電影也會失去了它最大的魅力。」拍電影，無非是有一些話想說，有一片想讓眾人看見的世界。吆喝眾人圍坐火堆旁的說書人，那份把故事說好的慾望必須堅定。

困惑，自省，突破：找到下一層的自己

此時的楊婕，剛完成製作期約三年的短片《地獄催淚部》，被問及未來的走向，她低頭盯著桌子的角落，沈默了一下才開口：「現在我對於下一步要去哪裡、怎麼走，很困惑。」全心投入製作，心底的迷惘卻逐漸擴大，「我好像有很多選擇，或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又不曉得要去哪裡，突然來到一個很困惑的地方。」

類似的狀態其實不是第一次浮現。2017 年左右，在紐約拍攝《一團爛泥》的楊婕，正如片中角色一樣，深陷在有毒的感情關係中，「那個時候就是覺得，感情像監牢。片中兩個女生都在有毒的關係裡，它的結局是一個輪迴，走不出去，找不到出口，只能不斷回到原點。當時的我也是，不知道結局會是什麼樣子。」多年後，已知結局的此刻的她，心裡其實明白，階段性的困惑縱然像一座迷宮，卻也能成為一面鏡子，映射出她自身的問題，找到突破的契機。

「大部分的時候，我覺得如果創作者不能平心靜氣地剖析自己，看看目前自己在遇到的問題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作品就可能會停留在同一層，沒辦法去到下一個地方。」這個過程，對她來說困難卻也上癮，「創作者通常自省，同時也自戀於自省，剖析自己的過程讓我們迷戀。」

她甚至也自省了迷戀自省這件事。「如果我一直走心，好像就只能拍跟我有關的東西，只能拿自己的黑暗面出來講，但這世界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這也是屬於我新的創作難題。」作為創作者，需要往內心挖掘，卻也必須避免自溺，這或許是十多年前，那個抓起攝影機就拍的她未曾想過的事情。這也代表，如今的楊婕已經在下一層了。

我們不要正確答案，不要輕易妥協

現階段的楊婕，雖然對未來的道路感到迷惘，但這並未阻止她前進，心中的藍圖始終清晰。

「我很希望自己能有更多開創精神，對於那些沒有人做過的事情，對於未知的想像，能有更多的信心。」她眼中的台灣人往往過於追求安全感，這包含對於既定秩序的依賴、對與眾不同的恐懼，「有人說台灣是『恐懼之島』，因為我們害怕冒險，害怕叛逆，害怕不合群，這讓我們在遇到阻礙時，只想尋找正確答案。」

拍片多年，她相信所謂正確答案並不存在，「我希望我們的產業不再拘泥於標準答案，而是鼓勵那些敢於顛覆、嘗試新方法的人。不要太輕易妥協，晚一點再妥協。」說話前常有長時間的思索，楊婕說出來的話語氣中總有倔強；當前方的路仍不明確，她得是第一個相信自己，也讓團隊能夠相信的人，拍電影這件事，她不能妥協，怎麼能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