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一個天空下，為何我們沒有同樣的權利？」是中國夢最真實詮釋
文／史明智；譯／葉佳怡
過去十年來，每回到中國都觀察到，人們的自信心越來越強厚。這種自信心有時是以反帝的歷史觀展現出來，而有時更是以發展成頗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情緒表達出來。記得六年前在從北京前往烏魯木齊的火車上，幾位中國人高談國際政治。一位年輕人就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發表己見，認為中國要「強硬」才好。他忿忿地說，「我們今天可以抬頭挺胸了！今天的中國不一樣了。中國崛起了！」
「中國崛起」的期望，在習近平的「中國夢」口號下，得到最全面的發揮。由國家來談夢想，那這夢想就必須是普遍、全面的了。它就必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了。而這「中國夢」對中國人民具有什麼意義呢？它究竟代表了誰的夢想？
《長樂路》裡，史明智居住的樓房地點，就曾有一對老夫妻，因為拒絕搬遷，而遭開發商雇來的流氓縱火致死。官商共利的體系導致的這場無人聞問的悲劇，在史明智筆下不斷與國家的「街道精神教育」對立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和「文明」標語充斥在公共廣告空間裡，要求人民共同為「塑造文明城市」來努力。每有重要節日，地方政府更是加強精神教育，比如在博覽會數月前，全市民都收到了厚達兩百多頁的「禮儀小冊」，督促大家「如何做個好上海人」，其中指南包括如何剪髮，如何吃西餐。這是《長樂路》上不時出現的悲鬧劇，或者說，以鬧劇（「街道精神教育」）來道出悲劇（人民死亡）。
國家的「中國夢」是不是人民的夢，那在中國城市裡的上億民工那裡，最能得到答案。「中國夢」要達到理想小康社會，它的一環，就是要控制城市化。對中國當政者來說，「城市人口要是沒管理好，那國家就亂了」。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期間，許許多多農民都決定離鄉到城裡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後，本國發達起來的各項製造業都需要勞工，當農村男女來到都市謀生時，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也成了世界工廠。《長樂路》上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來自山東一個礦村的趙小姐。她和上百萬農村人一樣，心滿憧憬的來到上海，這個對她來說連名字都美的地方。
而上海並非她夢中那個美好城市。在一家電子工廠的流水線上吃了兩年苦後，老闆開除了當時三十一歲的趙小姐。他的理由是，她年紀太大了。哭求一番也沒用，工廠政策是，女工一到二十五歲就得走人。哪裡有什麼法規來規範這些工廠的聘用規則和勞動條件呢？國家政策關心的，是要維護這樣的體制：農村來城裡工作的，只得販賣最廉價勞力，不可享有任何城裡人享有的權利。
在戶口制度下，趙小姐的孩子不能在城裡就學，成了「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占中國兒童人口的五分之一。趙小姐將大兒子帶到城裡，想讓孩子努力學習，在上海長大。但校方知道他的戶籍後，他必須立即停學，回到礦村裡。她的二兒子因母親遠在上海，長期無人照顧關心，個性自閉，精神焦慮。
在中國探訪期間，我曾看到許許多多農民工帶在身邊的子女，在大城市裡無法享有平等的教育權，不被學校接受，不能入學，只能在農民工社區裡自設的，設備缺乏的學校裡上學。比如在北京期間，曾看到這些自發的農民工子女的學校被一一關閉，因為他們不合建校規範。而民工子女無處就學，因為國家不給他們平等教育權。這些孩子的福利和個人發展，不是中國大夢的關注。他們只能在體制的縫隙間求自保。曾有位在北京討生活的民工對我說，「我們都是在同一個天空下生存，為什麼我們沒有和他們同樣的權利？」
《長樂路》裡的趙小姐問著同樣的問題。她和她的孩子常年體驗到什麼是「城市暴力」：就是在城市裡國家政策造成的社會隔離。她知道，對她這個階級的人來說，夢想的實現，必是得吃苦一輩子才能掙得的。或甚至是吃苦一輩子也掙不得。農民的身分，在中國是從未改變的，不論中國怎麼變，怎麼崛起，怎麼強大。身為農民，就算在城裡奮鬥一輩子，還是農民。《長樂路》裡道出她不服輸的精神，她與體制搏鬥的故事。
史明智以他切身的觀察和細膩的文字，描繪出許多中國人民的夢想。《長樂路》記錄的不只是一條馬路上的故事，而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故事。它是對統治者塑造的「中國夢」做出的一份深切的質疑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