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評30年陷信任危機，總體檢八大改革：公民參與提前，主管機關應承擔利益衡量之責
台灣《環評法》上路 30 年，重大開發爭議仍層出不窮。許多案件在進入環評前，開發地點早已決定，居民只能在計畫成形後才表達意見，導致激烈衝突，甚至演變為漫長的行政訴訟。環境部委託「環境法律人協會」（以下簡稱EJA）進行總體檢，歷經一年多調查，提出《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措施》，建議公民應從選址階段就能參與，若有重大爭議，開發單位需提出替代方案，承擔利益衡量與風險管理責任。
爭議一：即使環評結論被法院撤銷，開發仍可持續執行
EJA 常務理事暨環評總體檢計畫主持人張譽尹指出，許多開發案件的衝突，不是從環評會議桌上才開始，而是自最初的政策成形、土地選址、到後續的開發許可等階段，一步步累積出來的結果。
從過去幾個較大爭議的案例，可以看出環評亟需精進。以中科三期「停工不停產」爭議為例，當時環評審查結論被法院撤銷，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的開發許可卻依然持續執行，形成「環評歸環評、開發歸開發」的荒謬脫鉤。因此張譽尹建議，環評審查結果必須有實質約束力，一旦環評遭撤銷，開發許可也應連動檢討，防止制度漏洞。
爭議二：核心選址早已拍板，公眾參與時機過晚
此外，公眾參與的時機過晚也是引爆抗爭的導火線。張譽尹以台南沙崙農場開發案為例，國科會雖在該案環說書送件前就成立了「生態保育協作平台」，邀請居民與環團參與，作法值得肯定，但最核心的「選址」卻早已拍板定案。張譽尹建議，制度應將公民參與提前至開發計畫的「選址及可行性規劃」階段。
爭議三：替代方案成「虛晃一招」，未能被實際評估
替代方案本應是環評進行利益衡量的關鍵，但開發單位往往為了應付法規，提出幾個選項後再以「不可行」打發，導致戰火永遠只能在「唯一的主方案」上對決。張譽尹建議，當主方案面臨重大環境疑慮或遭駁回時，開發單位必須提出「換個地方開發」的場址型替代方案；透過將不同地點的經濟價值與環境衝擊同時進行實質比較，才能讓審查真正發揮功能。
爭議四：「正面表列」標準，讓部分案件成為漏網之魚
張譽尹接著指出，現行的「正面表列」認定標準，常讓規模不大卻位處生態敏感區的案件成為漏網之魚。比方說，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符合規定就要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雖明列出好幾種狀況，比如位於重要濕地、特農地等，卻沒有一套補遺機制，去補足「有爭議但不在正面表列範圍」內該怎麼處理的狀況。
他建議精緻化各類開發行為的量體與環境敏感度，並參考德國制度，增設由當地居民或團體發動的「個案判斷」補遺快篩機制。透過這個機制，即便開發案規模未達法定門檻，若其地點具備特殊地景或有累積性影響疑慮，仍有機會納入環評把關，使程序能更貼近環境現況。
爭議五：環評一階「肥大化」，呼籲二階整併為一階
在審查程序上，現行環評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本應只作「快速篩選」，真正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才進入第二階段進行範疇界定、替代方案審查與公民參與。然而，為了避免冗長、成本高的二階，開發單位傾向將案件留在一階，導致實務上真正進入二階的案件不到兩成，使主管機關持續補強一階程序；一階因此被迫承擔起繁瑣的實質審查重任，形成畸形的「一階肥大化」。
張譽尹認為，既然短期內多數案件都在一階實質審查，就必須在一階強制導入具有公眾參與的範疇界定機制，讓利害關係人在審查初期就能共同釐清評估邊界與替代方案，作為後續審查的指引。長期來看，甚至可以將兩階段環評整合為一，只要判定需進入環評，就一律進行嚴謹的範疇界定與風險溝通程序，確保審查深度，同時減少反覆補件的社會溝通成本。
爭議六：民間專家意見被稀釋，應提高民間比例與跨域專業
除了審查程序冗長，環評委員的組成也導致民間專家意見被稀釋。張譽尹表示，現行 21 位環評委員中，官方機關代表佔 7 席，民間專家學者佔 14 席。表面上看專家學者佔了 2/3，但實務表決時，機關環委全數出席，民間環委可能因授課或既定行程無法全員到齊，在面對重大開發案時，「很容易被機關環委碾壓過去。」
因此，總體檢建議調整委員會結構，將民間專家學者的比例從 2/3 大幅提高至 3/4（例如將專家擴增至 21 人），並將官方機關代表降至 1/4（維持 7 人）。如此一來，即便官方委員全數投下贊成票，只要多數專家學者基於專業反對，就不太會有強勢過關的情況。
此外，因應現代環評涉及的議題越發廣泛，總體檢也強調專家委員不應僅侷限於傳統的環工或自然生態領域，必須納入「廣義環境」的跨領域專家，如文化資產、永續發展等，並將遴選機制法制化，確保委員會能真正涵蓋多元視角。
爭議七：權責錯置，應先辦「小環評」扛起決策重擔
EJA 調查認為，台灣環評實務長年面臨最大的病灶——權責錯置。張譽尹點出，現行環評制度的機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握有核准與准否開發許可，但因為環境部握有否決權，因此「整個開發判斷、環境影響判斷，重責大任都壓在環境部的肩頭，」導致各部會隱身幕後，將衡量的責任「外包」給環境部，使環境部承擔所有開發爭議、政治風險與訴訟壓力。
張譽尹認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真正扛起最終價值判斷、利害權衡與風險管理的責任」，因此，開發單位應在開發計畫轉送正式環評前，先在內部執行「預備評議（小環評）」，及早篩選高風險項目，練習承擔利益衡量與決策責任，包括釐清法規爭點、主方案及替代方案討論、對環境影響評估進行初步利益衡量且可駁回開發、出具初步分析報告書並公告等，將環保意識內化為機關的 DNA。
爭議八：顧問公司難保持客觀中立，環境部應制訂指引，免於不當干預
此外，張譽尹也提到，和開發單位形同「共生關係」的顧問公司，也應受到制度性的保障，以確保其專業與獨立性；實務上顧問公司的尾款往往與「環評是否通過」綁定在一起，導致其難以保持客觀中立。
為此，總體檢建議，環境部應制定合約範本與指引，讓顧問公司不需要再「看開發單位的臉色」，能夠免於不當干預，依據科學與真實情況來執行環境調查、提出預防與減輕對策，從根本強化環評書件的公信力。
學者：文化主管機關應從專業出發
具多年環委經驗的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教授劉益昌表示，張譽尹所點出的問題，他「深有所感」並表達認同，過往許多環委也都曾反應相同意見。
劉益昌指出，雖現行有《文資法》要求開發前「應」做調查，但文化局乃至文化部都沒有做過這件事；要改革環評法，文化部等相關部會應從自身專業出發，在開發前期就積極參與事前調查與審查，而非把廣義的環境把關責任全讓環評委員獨自承擔。
學者：環境部「風險評估」，事業機關「風險管理」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傅玲靜語重心長地指出，「大家都希望環評制度能把什麼東西都吸納進去，導致台灣的環評變成制度上的『大怪獸』。」此舉背離風險評估、風險管理與風險溝通的風險行政要素。
她呼籲，環境部應回歸純粹的「風險評估」專業角色，提供科學客觀的分析；而真正的「風險管理」與利益衡量的政治及法律責任，必須交還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承擔，否則只會讓角色更加錯亂、機關權責不相符。
張譽尹：環境保護的意識，應納入每個行政機構的 DNA
張譽尹表示，《環評法》要修補，必須一步步慢慢推進，部分可在法制化前先做的項目，比如預備評議、公民參與提前等機制，各部會現在就可以提早開始練習，比如南沙崙「生態保育協作平台」已開始做類似嘗試，進行會議安排、爭點釐清等工作，或能建立起良好的「路徑依賴」。
他也呼籲環境部，希望能在總體檢的基礎上，穩健進行法制相關改革，也期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能真正扛起決策重擔，「把環境保護的意識納入機關內的 DNA，就好像性別平等的意識是所有部會都應該要有的 DNA 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