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有鞭刑，所以治安才好？
如果你打開新聞，看到一個孩子遭到長期虐待；又或者，一名性侵加害者犯下令人難以接受的案件，你心裡第一個浮現的念頭是什麼？
再換個場景：一位退休長輩接到詐騙電話，把幾十年辛苦存下來的積蓄全部匯出去。新聞畫面裡，他坐在警察局，低頭大聲哭喊著：「那是我的養老錢！」
看到這些故事，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應不會是冷靜地翻開刑法。我們可能生氣，更可能忍不住問：「這種人，難道不應該受到更重的處罰嗎？」
正因如此，今（2026）年台灣逐漸出現了「鞭刑公投」的聲音。
國民黨立委洪孟楷等人，隨後在立法院提出公投案，希望針對「性犯罪、凌虐幼童，以及高額、複合型態加重詐欺犯罪」，增設鞭刑處罰。經過數月討論與攻防，同年 8 月 14 日，即以 52 票對 51 票驚險通過立院表決。
程序如果順利，預計會和同年底 11 月 28 日地方大選一起投票，交給全民決定。
性犯罪、虐童、詐騙，為何會被放進同張公投票？
先看看這次公投提案裡，被放在一起的幾種罪名：性暴力、虐待兒童，以及重大詐欺。我們當然都不希望它們發生。可是稍微想一下就能發現，它們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犯罪。
詐騙涉及跨國集團、人頭帳戶與精密分工；兒虐背後牽涉家庭暴力、照顧壓力與兒少保護網；性犯罪則又牽涉權力關係、性別文化、被害人的求助環境等。
犯罪原因不同，預防方法當然也很難完全一樣。
那麼，它們為什麼會一起出現在「鞭刑」這個答案裡？或許，它們真正的共同點，是另一件我們很熟悉的事情：這幾種犯罪，都特別容易讓人產生一種「怎麼可以這樣」的憤怒。
當一個社會長期感受到犯罪帶來的不公，這時「那就罰重一點」就成了很自然會出現的一種答案。
不過，「監禁」的概念卻很抽象，讓許多人沒什麼感覺；10 年、15 年，在新聞標題裡只是數字。但「鞭刑」不一樣，我們立刻可以想像劇烈的疼痛，也因此，它特別容易帶來一種感受：這一次，加害者真的付出代價了。
只是，另一個更實際的問題出現了：讓犯人更痛，真的能讓下一個人少受一點傷嗎？因為「他有沒有受到足夠的懲罰」與「其他人會不會因此不敢犯罪」，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犯罪者害怕的，是「打得多痛」還是「真的被抓到」？
我們常常把犯罪想成算式：犯罪得到的利益越高，就必須把刑罰加得越重，直到犯罪者覺得「不划算」。這聽起來似乎非常合理。
但犯罪研究提醒我們，人的行為並沒有這麼簡單。
美國司法部旗下的國家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曾提出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結論：對犯罪嚇阻而言，「被抓到的確定性」往往比「單純提高刑罰的嚴厲程度」更重要。研究整理也指出，在原本已經很長的刑期上繼續增加刑度，通常只能提升很有限的嚇阻效果。
例如，今天有一個詐騙集團認為：「反正錢很快就洗到國外」、「帳戶查不到我」、「下面還有很多車手可以斷點」。那麼，他最在意的，就不是翻開刑法確認：「這一罪究竟判 8 年、10 年，還是外加幾鞭？」
真正改變他心意的是「會不會被抓到」，例如金流是否會被追到、人頭帳戶能否很快被切斷、犯罪所得有沒有辦法留下、境外主嫌會不會被追回來⋯⋯。
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放到其他犯罪來思考。
如果孩子長期受虐卻沒有人發現，問題可能在兒少保護與通報網絡；如果性暴力被害人不敢報案、蒐證困難，甚至擔心說出口後反而受到責怪，那麼再重的刑罰，也必須先跨過「案件能不能被看見」這一關。
這不是說刑罰不重要。只是，「讓刑罰更重」與「讓犯罪更少」，並不必然是同件事情。
「可是，新加坡不是也有鞭刑嗎？」
談到這裡，可能有人會立刻想到新加坡。這也是台灣討論鞭刑時，很難繞過的一個國家。
依新加坡制度，鞭刑適用於特定犯罪：只有 50 歲以下男性可被判處鞭刑；女性及 50 歲以上男性不適用。單次判決最多可處 24 鞭。
「你看，新加坡治安這麼好，就是因為有鞭刑。」常有人這個說。但這中間，其實偷偷跨了一大步。因為即使我們同時知道：新加坡有鞭刑，他們的治安表現受到許多人肯定。也不能因此直接證明：新加坡的治安，就是鞭刑造就的。
一個國家的犯罪率，從來不是靠單一制度決定。警察能不能有效偵查、司法程序運作得快不快，甚至犯罪人事前享有的社會福利、教育、就業等資源，都會一起影響結果。
如果只移植其中最醒目的那一項，就會像是走進一家天天客滿的餐廳，看見門口擺了一盆漂亮的盆栽，於是就把同盆植物搬回家，然後單純期待自己餐廳也開始大排長龍。
真正值得問的其實是：那家餐廳有何因素讓生意變好？
還有一道更難的問題：有沒有違反人權公約？
寫到這裡，我們才終於走到人權問題。換言之，即使一個人犯了很嚴重的罪，我們允許國家用什麼方法處罰他？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受到酷刑，或殘忍、不人道、侮辱性的處遇或懲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解釋這項規定時更明確指出，禁止範圍包括作為犯罪處罰而施加的身體刑。換句話說，鞭刑本身就會直接踩到《公約》第 7 條的界線。
台灣也早在馬政府時期通過《兩公約施行法》，行政、立法與司法都必須遵守兩公約保障的人權規範。其實，台灣自己的憲法發展，也已經慢慢走到這個問題。
2024 年，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8 號處理死刑爭議時，即清楚提醒：即使是國家依法執行刑罰，執行方式仍不能侵害人的尊嚴；否則，仍可能成為憲法不能容許的酷刑。
這項判決當然沒有直接回答「鞭刑是否違憲」。但它留下了一條很重要的線索：現代憲法真正限制的，不只是「能不能處罰犯罪者」。它也在問：國家自己，可以成為什麼樣的處罰者？
當一項刑罰的核心設計，就是讓國家透過製造劇烈的肉體疼痛達到警告效果，我們便很難只討論「到底有效沒有效」，而不碰觸人性尊嚴與禁止酷刑的界線。
憲法或國際人權存在的其中一個意義，正在提醒我們：人民可以公投決定國家的方向，但國家權力的行使依舊存在界線。它迫使我們重新回答：當我們非常憤怒時，我們希望手上的國家權力變成什麼樣子？
若真想保護被害人，我們還可以多問一題
假設今天國家手上只有有限的預算、人力與政治注意力，我們希望把它放在哪裡？是讓被抓到的人承受更多疼痛？還是讓下一個準備犯罪的人知道，他很可能被抓到？
讓詐騙金流跑得更慢、被追回得更快；讓兒少保護網更早看見一個正在求救的孩子；讓性暴力更容易被避免，被害人更容易求助、蒐證 ──這些事情可能沒有「鞭刑」那麼戲劇化，因為它們沒有清楚的畫面，也很難在新聞裡讓人立刻感到「正義實現了」。多一名社工、多一套金流追查系統、多一次正確的通報，甚至只是讓一名被害人知道「說出來會有人相信我」，都不容易被日常忙碌的大眾看見。
可是，制度改善雖然很慢，但真正有效的犯罪治理，也許本來就長這個樣子。鞭子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讓我們立刻看見犯罪者付出了代價。只是，一個更安全的社會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另一件事：
設計讓下一個被害人，不要出現的制度。
而如果支持與反對鞭刑的人，其實都希望走向同一個目的 ──少一點犯罪、少一點受傷的人 ──那麼這場公投真正值得留下的，便不只是年底選票上的一個「同意」或「不同意」。
而是讓我們重新問清楚：我們究竟想要一個讓犯罪者更痛的社會，還是一個讓犯罪更難發生的社會？如果答案是後者，也許我們下個該開始討論的是你手上那張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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