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智庫曝中共佔領台灣劇本 奪台後恐對台人實施高強度政治清洗
根據網路媒體《集目所》報導指出，中共對「佔領台灣之後」的規劃，過去十年已默默做完一整套沙盤推演，該報導並指出，根據熟知情治系統的專家透露，我國國安單位僅重視政治攻防，對於中國奪台的實際預防作為，可說是著力不夠。該文並且引用近年多份西方戰略研究報告表達高度警惕，指北京可能採取的「佔領後治理」模式。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院（Lowy Institute）東亞區資深研究員 Richard McGregor，與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 Jude Blanchette，於2026年5月10日聯合發表長篇戰略分析《併吞之後：中國如何治理台灣》（After Annexation: How China Plans to Run Taiwan），報告認為，北京若成功控制台灣，將可能透過忠誠審查、政治篩選與長期思想整合，逐步排除被視為反對統一者參與公共體系，並對部分政治領袖與社運人士進行司法處置。
根據澳洲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發表的這份報告《併吞之後：中國對台灣的統治計畫》，爬梳2019年至2025年間中國學界與官方對「統一後台灣治理」的論述後研判，北京已逐漸認清，奪取台灣遠比事後治理台灣容易，也就是說：「中國若以武力拿下台灣，真正的難題才正要開始」。一旦台灣被統一、進入統治階段，將是一段伴隨嚴重的治理與正當性危機，漫長而不確定的時期；報告並推估，在這套治理框架下，數百萬台灣人將被逐出公共領域。從各級政府的公務體系，到律師、記者、公民團體乃至企業界人士，都得對中共表態效忠，否則恐丟掉工作甚至入獄，其中數十萬人並可能被剝奪投票權；至於現任政治領袖，除非放棄支持自治、宣誓效忠中共，否則恐面臨牢獄之災。報告並以新疆為對照指出，2017年起中國將多達百萬名維吾爾等族群關進監獄與「再教育營」，而台灣的政治清洗規模恐怕還更大。
這份報告由兩位深耕中國研究數十年的學者共同執筆。第一作者麥葛瑞格（Richard McGregor）是洛伊研究所東亞資深研究員，同時為美國智庫CSIS非常駐資深研究員；他是澳洲資深記者出身，曾任《金融時報》上海、北京與華府分社主任，著有解析中共內部運作、譯成七種語言的《The Party》。共同作者白蘭契（Jude Blanchette）則是美國蘭德公司（RAND）2024年底新設的中國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唐氏中國研究傑出講座（Distinguished Tang Chair in China Research）主持人，被視為研究中國政治版圖的頂尖專家；他曾主持CSIS中國研究Freeman講座，並擔任美國經濟諮商會（Conference Board）北京中國經濟與商業中心參與主任，研究專注於中國內部的社會、經濟、人口與環境挑戰，以及非軍事面向的競爭，著有探討中國左派復興的《China's New Red Guards》。
該報告開宗明義指出，西方分析長期過度聚焦封鎖、登陸等軍事環節，卻忽略了戰後治理這個可能更棘手的問題。該報告大量爬梳中國學者與官方公開發表的中文論文、政策文件與談話，從北京自身的論述中還原出統一後的治理藍圖。
「和平統一」走入歷史 報告研判北京已轉而要求完全政治整合
報告分析，過去十年北京的對台論述出現徹底轉變。早年的條件相當寬鬆，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便允諾台灣可保留既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乃至軍隊；錢其琛2001年更明確表示，台灣可繼續使用台幣、保留軍隊、作為單獨關稅區並維持政府架構，大陸一分稅收都不會收取。然而近年官方文件與學術論述已明顯轉向強調「祖國完全統一」，自治空間大幅壓縮。該報告援引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學者周志懷在《環球時報》年會座談上、經該報報導的發言指出，國家統一不像到市場買菜，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報告進一步研判，北京對「認同分歧」的看法也由樂觀轉為悲觀。早期政策假設兩岸差異只是表面、可透過經濟交流化解，但當代中國學者已坦言，數十年的分離已在台灣形成自由民主反威權的獨特認同，將成為北京必須以武力、再教育與長期改造去對抗的重要障礙。
民主認同根深蒂固 台灣被列為高風險治理區
正因如此，報告指出，中國戰略思維已將台灣重新歸類為「高風險治理區」。其特殊性有三，競爭性選舉與活躍公民社會所代表的政治多元，被視為不穩定來源；人民主權、個人權利、限制國家權力等價值，被認為與中共統治根本對立；以及台美安全連結與深度融入全球資訊網絡所形成的「外國滲透」風險。
報告強調，香港雖有完善的制度，但歷經150年殖民，當地居民始終缺乏「國家意識」，認同相對破碎而西化，較容易重新定向；台灣則擁有自己的中華民國憲政體系，具備憲法、行政、立法、司法、軍隊與政黨。報告形容，台灣已形成支持民主自由、堅定反獨裁的政治認同（consolidated counter-regime political identity）。正因台灣的民主認同已深植人心，將會構成對政權安全的威脅，因此中國學界認為對台灣的預防性控制必須比香港更早、更嚴，即使須承受國際反彈與短期動盪也在所不惜。
武統只是開始 統一後將先鎮壓再談治理 不愛國者均成台獨份子
至於統一後的具體統治手法，報告透露，中國學界普遍主張採「先安全、後常態」的做法，先鞏固政治秩序、再重構制度，最後才追求長期整合。中國學者警告，過早給予自治會給分裂勢力動員空間，中國武漢大學法學院學者周葉中在〈中國國家統一論綱〉、〈論反分裂國家法律機制的問題意識與完善方向〉等論文中，就明確以戰後德國為例，主張以類似「去納粹化」的法律機制清除「台獨流毒」，並以《反分裂國家法》將支持台獨列為喪失公職資格的條件，僅對事後表態效忠者給予有條件特赦。
報告分析，這套構想常以「愛國」包裝要求政治忠誠。如公職須宣誓效忠、持外國籍即喪失資格、媒體受政治紀律約束、選制重新設計到只准「愛國」候選人參選，與香港模式如出一轍；報告並點出，排除異己被包裝成「國家安全與有效管治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強調在這套邏輯下，「愛國」被直接等同於對中共的政治忠誠，「台獨」、「分裂分子」的定義將被刻意放寬並保持模糊。也就是說，凡未能明確表態效忠者，都可能被歸入應予清除的「台獨」之列。這種定義上的模糊與對安全威脅的寬泛認定，可以拉高執法門檻的不確定性，進而嚇阻民眾從事政治活動。報告並指出，中央國安機構將常駐台灣，台灣先進的數位基礎設施會被迅速納入大陸監管框架，社群平台與通訊軟體將面臨內容審查、演算法過濾與實名制。
這份報告解釋，這種常設的維穩體制預設反對者無所不在，但其存在本身又將不斷導致更多抵抗。
教育成統一後優先戰場 系統化「再教育」台灣人民
報告認為，在中國學者眼中，認同是整個台灣問題的核心變數，也是統一後最難改變的部分；正因如此，教育改革將是統一後的早期優先項目，而學校與大學將是改造認同的主要戰場。該報告援引中國駐澳洲大使肖千、駐法大使盧沙野的公開談話指出，肖千曾稱台灣人民可能需要一段過程才能「正確認識」中國；盧沙野則直言將對台灣進行再教育，相信台灣民眾終會重新傾向統一、再度成為愛國者。
這套教育工程包含三種手法。首先是重寫歷史敘事，淡化台灣強調的日本殖民經驗與民主轉型，改而錨定於中華民族共同遺產與中共主權正當性；再以國家統一、集體利益與國家權威，取代人民主權、權力分立等台灣民主核心概念；最後要對教育人員劃下紅線，徹底清除教育系統內的台獨分子。該報告並援引中國東南大學學者徐川的論文，指其檢討香港經驗時直言，1997年回歸後未能及時有效推動國民教育，是親中認同難以扎根的原因之一。
物質利益換不到政治忠誠 經濟整合暗藏政治工程
在經濟層面，報告解釋，北京已不再把經濟整合單純視為物質利益，而是當成塑造行為、限制抵抗的政治基礎。報告以2023年9月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將福建設為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為例，指其採取「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三段公式，先連通、再給利、最後培養認同；對台灣居民提供比照大陸居民的公共住房、醫保與教育准入，正是具體的操作手段。
不過報告也透露，中國學者對經濟懷柔的效果相當保留。該報告援引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學者盛九元等人的論文研究指出，兩岸供應鏈整合自美中貿易戰與疫情脫鉤壓力以來正在減弱，因而呼籲在中國與台灣的關係降低前及早介入，以深化綁定。中國學者已從香港經驗了解，深度經濟整合與生活水準提升，並未阻止反北京的政治動員，物質利益終究換不到政治忠誠。
報告也指出，中國黨國與學界至今未公開詳述如何治理台灣的台積電與半導體產業。中國學者深知毋須國有化即可透過晶片出口管制或關鍵礦產供應等手法掌控台灣半導體產業，使台灣科技業成為對美及其盟友「戰略脫鉤」的籌碼；該報告並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學者金燦榮的論述指出，軍事衝突達成的統一可能消滅一國兩制，某些產業包括台積電可能被收回，直接置於台灣省委直接管轄之下。
拒絕聯邦制 北京定調台灣自治是中央「授予」
此外，報告也觀察到，中國思維逐步把台灣放進「超大型國家」的治理框架，主張中國的幅員、人口與發展落差，需要在高度集權下對不同地方採取差異化統治。聯邦制看似可容納台灣的特殊性，但報告分析，聯邦意味依憲法正式下放權力，而北京向來厭惡會以法律削弱黨領導的「憲政主義」，這與中共黨國體制根本扞格。何況一旦給台灣聯邦地位，恐讓西藏、新疆、內蒙古起而效尤、要求同等待遇。報告解釋，胡耀邦前幕僚吳稼祥曾建議台灣可分得北京黨國高層職位，人民大學學者王英津與上海交大學者林岡也曾在2009年前後主張準聯邦制；但到了2023年，由於習近平的強硬路線，王英津在〈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中的管治、自治與共治〉一文中已改口直言，這種高度自治權「並非台灣特別行政區所固有」，而要「由中央通過法律形式授予」。
自治必要卻不可信、控制有效卻有害，診斷清楚卻提不出解方
儘管如此，報告認為，中國學界針對統一後的治理規劃診斷出許多挑戰，卻始終提不出真正的解方，這些研究彼此之間充斥矛盾。舉例來說，自治可以減少抵抗、安撫菁英，但中國文獻又堅持自治只能是中央授予、有條件且可撤回的權力，不能有否決權或憲政保障，這樣的有條件自治難以換來真正的信任。
報告同時點出，以強制換來的穩定不等於正當性，社會可能表面安靜卻政治疏離、秩序井然卻心理抗拒。這種落差在西藏、新疆乃至香港都看不到由穩定自然轉化為正當性的先例。這套需要常設安全部署、廣泛監控、持續政治審查與跨數十年認同管理的治理模式，將消耗龐大的行政、財政與政治資源，套用到台灣將會產生「治理疲勞」而導致長期停滯、難以整合。
澳洲洛伊研究所這份報告最後指出，北京日益理解挑戰的規模，卻受自身的意識形態限制而無法化解真正的挑戰。自治必要卻不可信，控制有效卻有害，穩定可以達成，正當性卻始終難以企及；對北京而言，最難的問題從來不是奪取台灣，而是治理台灣，而中共能否調和控制需求與正當性需求，至今仍是其對台戰略無解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