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正注視著你：政治不是武器，而是對話的橋樑！

文／莎拉．史都華．荷蘭、貝絲．席爾弗斯；譯／林子揚

我們都知道那條規則。這條規則支配著教會活動、社交聚會與家庭聚餐。它代代相傳，且女性尤其細心維繫。這條規則是為了我們好。它避免爭吵與衝突，也避免一切令人不適的場面。

這條規則很簡單：不要談政治或宗教。

這很失禮。很俗氣。不夠端莊。它會毀了感恩節，讓你第一次教主日學就變成最後一次，讓你的初次約會草草收場，甚至可能失去升遷機會。我們從小就被教導，在禮貌的對話中不該提起任何與政治有關的事，女性尤其如此。「不要談政治」這句話深植於我們的語彙之中，幾乎成了脫口而出的反射。在家庭晚餐時，祖母們會阻止任何關於最新政治醜聞或總統爭議的討論，用端上甜點的方式帶過那些令人不安的時刻。多年來，在一場場週日晚餐、節日聚會與家族團圓中，我們學會了：女人不應該讓人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因為她們對政治的看法。

事情並非一直如此，也不必繼續如此。這個充滿釣魚式聳動、極端兩極化、通往死胡同的循環，是可以被打破的。我們只需要重新學會彼此對話。

歷史告訴我們，即使在激烈分歧之中，我們仍有能力解決問題。我們的開國先賢們相信「談論政治」這回事。許多歷史學家指出，集會與辯論的渴望，是美國本身的核心之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On Revolution）中主張，「人們走向城鎮集會，就像他們的代表後來去參加著名的制憲會議一樣，不只是出於責任，更不是為了自身利益，而是因為他們享受討論、審議與做出決定的過程」。

他們享受這一切。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失去了談論影響國家與自身生活議題的那種革命性的熱情。我們認為，在對話中出現衝突，往好了說是不禮貌，往壞了說就是惹禍上身。不幸的是，我們試圖避免這些不適時刻的努力，反而適得其反。為了保護關係免於政治緊張，我們反而加劇了那種緊張。因為事實是，我們從未完全停止談論政治──我們只是停止與那些觀點不同的人談論政治。我們把「你不該談政治」變成了「你只該與強化你世界觀的人談政治」。我們沒有讓自己有機會被他人的觀點塑造、修正與檢驗，反而讓自己的觀點與內心變得僵硬。

我們開始自我分類，只與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人互動。我們也將他人分類，而且只基於對他人僵化觀點的假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知不覺地不斷加深一種信念，相信自己不僅觀點正確，道德上也更加優越。

如今，當我們真的要與另一方的人展開討論時，我們是準備戰鬥，而不是對話。那條原本用來避免讓他人不適的規則，反而變成一種保護我們自身的武器。對他人感受的在意，不知怎地轉變為對於自己論點的執著，好像那些論點構成了我們是誰、代表什麼的根本。我們不想被挑戰，甚至不願被質疑，因為我們認為賭上的代價太大。我們把宗教信仰、對於成長背景的自豪，以及政策立場，全都綁在一起，直到它們變得像塞在抽屜、糾成一團的項鍊──依然珍視，卻已無法佩戴。隨著時間過去，我們也失去了分辨自己為何對鄰人、甚至對自己抱持那些信念的能力。兩黨政治人物的支持率跌到谷底，我們對公共與私人機構的信任也降到歷史新低。難怪抗議活動如此頻繁地演變成暴力，我們甚至都習以為常了。從政黨、教會長椅到抗議現場，這些地方曾經都是我們處理分歧、或至少能坦然傾聽不同意見的空間。我們已不再練習良好的對話，彼此之間也已經失去了連結。

如果政治對話的影響僅止於最激烈的餐桌爭論，或這些不舒服的場面只是一齣可以隨手關掉的有線電視劇，那麼，我們想確認自己的信念、避免任何挑戰信念的對話的本能，或許還不至於那麼危險，我們也許可以繼續走在那條對政治辯論的喧囂充耳不聞的道路上。但現實是，我們無法逃避政治對我們生活帶來的實際影響。政治會變成政策，而政策正是那五十多萬名民選官員每天做出決策時依循的路徑，那些決策決定了我們行駛的道路、孩子就讀的學校、我們發動的戰爭，以及我們繳納的稅。當我們在各個層級都難以推動任何事情（無論是通過預算、確認司法提名，還是執行確保飲用水安全這種最基本的政府功能），受到影響的，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這種失能，既不是我們希望孩子面對的未來，也不該是我們自己期望的現實。

無論是父母或非父母、有信仰的人或無神論者、學生與老師，還是任何背景與文化的人，只要是個普通人，都必須討論我們希望政府如何運作，以及希望國家成為什麼樣子。我們需要那些關心油價、退休帳戶與學生貸款利率、洗衣與托育問題的人，來談國內政策。我們需要記得徵兵制度、記得在阿富汗陣亡的叔叔、記得在西班牙從事宣教的朋友的人，來談外交政策。我們需要有特殊需求與天賦的孩子的父母，來談教育政策。我們需要在全美各地擔任線上協作客服的人，來思考網路安全的問題。我們需要帶著全部的人生經驗，來參與這些對話。

我們需要以平靜的方式，把自己的聲音與觀點帶到這張桌子上，尊重自己也尊重彼此，同時認知到我們並不是獨自在生活。美國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同質的。我們注定會彼此碰撞。我們需要把信仰與價值觀，不只帶入具體議題，也帶進參與公共討論的過程中。即使是最具爭議、最個人的議題，我們也可以分享觀點。這麼做能降低言辭上的對立，並開啟通往解決方案、創新，以及更強健的國家認同的道路。

他人會不同意我們。我們必須接受這一點。辯論不該被視為禁忌，即便你自覺資訊不足或準備不周。人們很容易想像那些描繪制憲會議的著名畫作，把我們的開國先賢視為一個始終意見一致的單一群體。然而，任何曾跟著林─曼努爾．米蘭達（Lin-Manuel Miranda）的百老匯音樂劇《漢密爾頓》（Hamilton）一起唱過的人都知道，事實絕非如此。我們愛國的先輩們，在戰爭策略到總統儀式等各種事情上，都曾激烈爭論。事實上，也別忘了，在最終確立我們如今奉為圭臬的憲法之前，他們也曾在《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上做出明顯錯誤的決定。

他們沒有因為困難而放棄，我們也不該如此。與彼此交流，是作為美國人的一種愛國責任，而且對象不只是那些與我們外貌相似、行為相近、觀點一致的美國人。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面臨著艱難的挑戰。我們面對的，是我們有生之年都未必能解決的問題。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該嘗試。面對像當前美國政治氛圍這樣巨大的問題，感到挫敗而想放棄是很自然的反應，但那正是因為我們與美國最偉大的力量，也就是彼此，變得太過疏離。

學習在政治分歧中與彼此產生健康的衝突，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上，這是一種屬靈的責任（spiritual imperative）。當我們因為他人對稅制或生育權的看法而將其妖魔化時，就沒有展現出對鄰人的愛。當我們把政治視為封閉的領域、把以牙還牙當成唯一的方法時，就很難秉持逆來順受的態度。當我們選擇不參與那些決定道路與橋梁、學校課程與水質處理、戰爭與和平的各種過程時，我們就不再是慈愛造物主的雙手與雙腳。強硬對立與漠不關心，都絕非美德。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政府所做與未做的決策，都會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面向。民主社會，就像教會一樣，是一個整體。我們彼此影響。我們不能置身事外。如果我們拒絕彼此詢問我們要走向何方，就無法繼續前進。

談論政治，不僅能讓我們的社區、州與國家變得更好，也能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與彼此連結，不只是美國力量的來源，同時也是信仰、希望、愛與理解的來源。透過對話，我們能更深層地理解那些撕裂美國的議題。在政治立場不同的場合中，談論大多數人刻意迴避的主題，有助於我們看見自己哪裡是對的、哪裡是錯的，以及還有多少需要學習。不只如此，與他人對話也幫助我們更理解自己，釐清價值觀與優先順序，並直面那些我們原本很容易忽略的弱點與態度。

而每週花上幾個小時談論各種議題，從貿易政策到最高法院的作用，其中最讓我們意外的發現是：我們其實樂在其中。我們的祖母或許是出於好意才總是叫我們安靜，但我們寧可喚起內心的艾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也不願再多吃一塊派。亞當斯曾說：「如果我們想要英雄、政治家與哲學家，就應該培養有學識的女性。」而這正是我們想幫助彼此成為的人。與我們所愛的人，或只是和我們一樣熱愛這個國家的人一起探討當代議題，是很有趣的事。不過這並不代表它容易，事實上一點也不。但就像《紅粉聯盟》（A League of Their Own）中吉米．杜根（Jimmy Dugan）的那句名言：「這事本就艱難。如果不難，那大家就都會做了。正因為困難，所以才偉大。」

因此，讓我們來繼續完成開國先輩們開啟的，既艱辛又愉快的工作。我們來談談政治吧。

※ 本文摘自 《我不同意你（但我願意聽）》，原篇名為〈第一章　我們應該談政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