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梅艷芳作為香港的民主女神 「六四」志業貫穿一生
近年因為電影《梅艷芳》上映，香港出現了對梅艷芳的各種討論，而她的政治立場更是一大重點。梅艷芳的熱潮，當然跟香港近年的政治社會急劇改變有關，不少人對於梅艷芳本人投射了各種政治想像，有人把她塑造成香港的「政治象徵」，但有人則持反對意見。持反對意見的人很多，首先指出了她在1993年已回中國大陸作慈善表演，跟中國大陸「和解」了，梅艷芳後來亦支持中國政府，幫政府「維穩」。但這些網上的論述，大抵粗略浮淺，只是隨意節錄她一兩句話，以及一些片面的行為，對梅艷芳進行簡單平面的詮釋。到底有多少人認真的尋找她過去的訪問和報導，並且從她各方面的行為進行一個較有邏輯的理解？
在網路上，我們可以找到一位台灣人對當時「八九六四」的回憶採訪——〈楊月清台北六四晚會憶互動故事〉。楊月清自言，她從香港到美國、台灣，總共參與過33場有關六四的晚會，她特別懷念兩位分別來自台灣和香港的演藝界巨星，第一位是台灣人非常熟悉的鄧麗君小姐。在33年前，1989年6月4日前的兩星期前，香港有一個「民主歌聲獻中華」的音樂會，地點在跑馬地。當時，大家的氣氛都像開嘉年華會那樣高興，以為學生運動即將要取得勝利。在跑馬地現場，只有兩位台灣女性，一位是楊月清本人，另一位則是鄧麗君小姐。當天，她跟鄧麗君有所交談，鄧麗君對她說，她出身軍人的家庭，反對軍管。楊月清有所感觸的說：
鄧麗君不在乎自己的利益。如果她不要得罪北京的話，她到中國去，那是多少百億，她不在乎，她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利益，爭取的是民主。我覺得是我非常尊敬、崇拜的一位演藝圈的藝人。
楊月清另一位尊敬的香港藝人，就是梅艷芳。時間已到了1993年的6月4日，楊月清當時作為香港六四晚會的糾察隊長，當時有另一志工通過對話機跟她說，不得了啦，我們場地的最後面，有人搭了一個小帳篷。楊月清回應說，不可以啦，我們所有人在六個操場上，都坐在地上，怎麼可以有人搭一個小帳篷。楊月清隨即走到操場後面的小帳篷，把簾子一掀，進去一看，帳篷裡面的是一位身穿白衣白褲，綁著馬尾，沒有化妝的女生。她低著頭，盤著腿，在她前面擺放了一個白蠟燭。楊月清回憶說：
當我一下子把簾子掀開，衝進去的時候，她一抬頭，我一看她，我就哭了。她也流著淚，看著我。各位，她就是香港百變藝文界、影音界、歌唱界的巨星梅艷芳小姐。
楊月清訴說1989年6月4日發生後，梅艷芳把工作停掉了一年，她之所以知道，是因為當時自己是支聯會的志工。當時，梅艷芳陪著支聯會在全美加到處去募款，作為當時香港的頂級巨星，梅艷芳可以放棄中國的利益，楊月清感嘆這是多大的勇氣才可以。梅艷芳之後很多年，都被打壓。直到1989年的三年後，梅艷芳還不放棄。楊月清說：她不能再鬧了，在背後默默搭一個小白色帳篷，盤腿坐在裡面，我用廣東話喊她一聲，「梅姐」，大家都喊她「梅姐」的。我喊她一聲，說不出話，我就落淚了。而梅艷芳也流著眼淚，望著我，我們緊緊的握著手，都說不出話來。
在1990年多倫多「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演唱會裡，梅艷芳唱出〈四海一心〉，〈四海一心〉是1989聲援學生時，梅艷芳請倫永亮作一首歌給她，由潘偉源填詞，歌詞是：
我與你遙隔幾千里／血裡卻共有這刻記／永遠共分享痛悲
要奮勇投向這真理／要決意達到這希冀／寧勇敢犧牲自己／協力圍護你
雖分千千里而四海一心／天生譜寫上新的日記／那個怕冒著風吹雪飛
誓要獻上一切去達成／明日真善美
歌曲和歌詞都再簡單不過，但梅艷芳把這首歌唱得大氣磅礴，投入了自己的真情實感。在多倫多唱這首歌前，梅艷芳以廣東話演說，翻譯如下：
美加巡迴表演，我已經唱了無數次，但今次的形式似乎有點特別，以往我來的時候，通常帶很多燈光，設計過的舞台，很華麗的衣服，但今次我完全沒有。沒有了「壞女孩」的外表、「妖女」的裝束，只得一副「殘相」（憔悴的臉）。但是呢，我相信我有一顆熱情的心，真摯的心，我所有做的一切，都會得到你們的諒解。就算不好的話，你們都會原諒。我們今次來的藝人，每一個人都很辛苦，正如羅大佑剛剛所說，我們真的「飛」了很多時間，有很多時間是唱完一站又一站，有兩個字形容我們這群藝人，非常貼切，就是「燦爛」。你們不要以為很美，不要先拍手掌，是又「殘」又「爛」的意思。其實只要我們今次做到這個效果出來，我們是不計較所有事情。曾經有人問過我們，你們不擔心會被人「算帳」，會「秋後算帳」啊，我「使咩驚呀」（怕什麼），我只是「兵」來，「勇」字當頭，衝啊！……言歸正傳，我們今次來表演，最重要是抱著一個心情，最重要千萬不要消極，必須要積極。而且我現在擔心的是，我沒有機會回到中國國內，表演給我們大家看，我們同胞看。或者，當有一日，退出了幕前以後，這個民主自由還沒有成功，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成功，只要我們有信心的話。我希望有一日我在中國大陸唱的時候，我們可以帶著「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所有歌手去唱，我們可以自由地唱，這個是我最終的心願。無論我不做幕前也好，我必須會參加這件事。以下的這首歌，是去年「民主歌聲獻中華」時，我特地叫一位作曲家寫了這首歌，希望我們的歌聲會傳染到，中國國內落淚的同胞聽，這一首是〈四海一心〉。
梅艷芳沒有因為中國的政權行為，而跟中國人民切割。她希望的是，有一天，中國人民得以在民主自由的國家生活。她希望可以為中國人民歌唱，最希望的是〈四海一心〉最終可以傳到中國國內的人民那裡，使他們得到安慰。
對於人權和自由的主張，梅艷芳在1990年自己的演唱會（《百變梅艷芳夏日耀光華演唱會》），表達得很清楚。在演唱會中，她直接跟台下的歌迷和觀眾表達香港人是不會忘記六四這件事情，即使她讀書不多，在別人眼中沒資格談論政治，但她認為這跟讀書多少無關，因為這是「人權」，作為人最基本的權利。她用廣東話表達自己的想法，筆者盡量保留她的語氣，貼切地翻譯成中文書面語：
可能我不應該提起這件事，不過我想，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會忘記，也是我們不敢忘記，就是去年六月四日的事件。
從這件事發生開始，我整個人生觀完全改變。我覺得我以前的消極是完全不對，因為我覺得人生不是在乎你的生命，你的生命長短，而是在乎有沒有意義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我比起那些北京學生的生命，我實在幸福太多，至少我在香港這個社會，有自由民主的氣息，我是可以自由發言，不用受到任何限制，我已經覺得我好幸福，但我還想要什麼呢？
現在我只有一個希望，我想每一個香港人都不會捨得離開香港這個那麼可愛的地方，而大家好像之後都會覺得，我們香港人好像對這件事變得冷淡。我相信並非如此，大家會（把六四的事）放在心裡面，將來需要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把我們的每一份努力拿出來，令到這個中國更加美好。我只希望在九七以前，中國與香港一樣，得到自由民主，成為一個好開放的國家，他們的人民有自己的、開心的生活。
我讀書已經讀得少，其他人問我，你談什麼政治啊？我覺得並非如此，這不過是人權，作為人基本上的（權利）來的，並非特別的東西。
有很多人說，嘩，你做那麼多這些事情，不怕「秋後算帳」啊？有些人說，不怕啦，你都移民了，我沒有啊，我跟大家說，我沒有，我打算在香港，長居在這個地方，因為這是我的「根」，我不會離開。而且，我只是覺得，說怕「秋後算帳」這事，很多時候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天要我絕命時，我怎樣都會死？是不是？所以，我不在乎生命長短的問題。
之後，我有一首歌，在這一刻，我很想跟大家合唱這首歌，因為很能夠代表我們每個人、中國人的心聲。大家未必懂唱出所有的歌詞，但最基本是我們一定會懂得「哼」這一段音樂。如果懂得唱的話，當然好希望你跟我一起清唱這首歌。」
梅艷芳請大家一起合唱的歌，是《龍的傳人》。當然，不管是現在的香港年青人，還是台灣的年青人都會認為此歌曲有一種「大中華」想法在其中，不過歌詞當中有以下這句：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鉅變前夕的深夜裏
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多少年炮聲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
中國近現代多災多難，從晚清被列強入侵，到推翻滿清、辛亥革命以來，內戰不斷，又受到日本入侵，直到共產政權在1949年成立，可是「戰爭」並沒有終止。共產主義所主張的「平等」就是必須通過不斷的階級鬥爭才能達到，不管當中犧牲了多少血肉。後來社會主義的運動，包括大躍進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抗日人民的犧牲數字。在這段時間，中國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大量人民逃離中國，甚至不少人冒著死亡的風險逃到香港。1989年的「六四」事件，讓香港人和外國人在電視機面前直接目睹中國學生與人民的血淚，中國人民如何被自己的政府屠殺。「中國」，對於目睹六四事件的香港人意味著什麼？當時的香港人或香港人的上一代，大多從中國大陸逃亡而來，他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但同時因為自身或祖先在中國的經歷，亦沒有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對梅艷芳來說，她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同時又是中國人，多重的政治身份認同並非矛盾，而是自身的家族經歷，她對於中國人民所受的痛苦能陪身同感受。梅艷芳宣稱自身是中國人，不是宣稱自己認同任何殘酷的政權。
梅艷芳說話的一句：「如果天要我絕命時，我怎樣都會死」，這正是中國儒家所說的「義命分立」，孟子所言：「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人生的壽命長短並非個人所能控制，人可能死於意外、死於早夭，這是「命」，無法改變。但人能夠作主的，是自己的道德修養和行為，在「命」的範圍裡，盡最大的努力。梅艷芳可能沒讀過儒家的書，但她清楚意識到自己的「死」並非個人所能完全把握，與其恐懼自己對六四的聲援會招致被殺，倒不如活在當下，真真正正在自己的時空裡，為六四受害者、中國人民奉獻更多。人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盡頭，但人生意義不在長短，而是在世界中所做過的事。
在網路上，尋找了很久，找到了梅艷芳在「六四事件」之後接受的採訪，字幕配了日文（有可能是日本電視台的採訪），她用廣東話表達：六四當日，我在日本，日本電視拍攝得很清楚，把整件事拍出來。我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很心痛，所以後期所有的活動我都有參與到，而且中國那邊亦有派人跟我們傾談，跟我們傾談叫我不要再出席任何這些追悼活動，所有活動。但我覺得我自己身為中國人，如果我再不站出來，每個人都害怕的話，那就沒有任何人會再去做這件事，那我們最後這個希望也會失去。我最後，我決定了，我會做，我會繼續做。
梅艷芳的意思是：如果所有人都因為恐懼，那中國迎來民主自由的「希望」就會消失。曾被馬丁．路德金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的一行禪師在書中曾寫過，當他處身在南北越戰時，他和其他僧人成員建立的救援中心一再被炮彈炸毀，學生問他，還要繼續重建嗎？一行禪師說「要」，因為「希望」，可以為戰爭中的人民帶來希望。梅艷芳也這樣，自由民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到來中國，但有人努力，就有「希望」，他人能看到「希望」，民主自由才有機會實現。點燃了一根蠟燭，即使是微弱的光芒，但一點光，也可以點燃另一根蠟燭，薪火相傳。我們必須要有信心、信念，相信終有民主自由的一天，我們才能繼續走下去。如魯迅所寫：「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1991年5月10日的《壹週刊》（第61期），梅艷芳在訪問中表示，在六四之前，當時正在商討中國巡迴演唱會。她自己計算，大概有二、三千萬的收入，而她的「利」方面已經完蛋。而有關「名」方面，她自己所有的錄音帶都不能輸入大陸。她指出在電影方面，《阮玲玉》對自己來說是一個大突破，但她放棄的原因是不想北上，在當地拍攝四個月，不知道應該如何「生活」。當時，梅艷芳已聲明自己不會離開香港，所以記者繼續問，今天你可以迴避政治的問題，但九七之後就不可以，你選擇了不離開香港，那回歸之後怎麼辦。梅艷芳的回應是：這就是大家「搏一舗」（賭一把），如果那時候共產黨瓦解了，大家就開心，已經可以選擇第二個政府。否則就看「命」，聽天由命，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事。我想九七之後，或者它囚禁我十年八年，到共產黨被人推翻時，我會被釋放出來，那時我可能會是英雄。梅艷芳亦自言從來不懂政治，也不想踏足政治，但她只想為國土做一些事情，人要自重，而她不是這方面的人才。很多人會說她只是想用「六四」宣傳，但她強調：「我不是，這件事放在心裡面，我可以擺一世（放一輩子），我不會忘記，任何時間也不會。」
以上，是梅艷芳自己表明對「六四」的立場。但現在不少香港網路上的評論往往用她以後1991年和1993年參與中國賑災，來指出她在政治立場上改變，有違當初對於「六四」的立場。請讓讀者重回歷史現場，從現在可以找到的報刊資料去討論。
在1991年，香港演藝界為華東水災災民舉辦籌款活動，亦回中國大陸幫忙賑災，於香港藝人的「明星足球隊」於北京工人體育館表演籌款，梅艷芳亦有參與。1991年有一篇報導關於赴北京賑災，記者為葉瀚。在報章中，他訪問梅艷芳為什麼會來，梅艷芳回答「為人民著想」。葉翰問她，你不怕入境時，他們會留難你嗎，梅艷芳回應「搏一搏」（賭一把），「最重要我今次的決定對得住自己，如果我們對我怎麼樣，我也沒話好說。」葉翰問，重返大陸，呼吸第一口北京空氣，心情怎麼樣？梅艷芳回應：「很複雜。第一，我不知道用怎樣的心情去面對中國的官員；第二，我不知道用怎樣的心情去做好賑災的演出。」對於有否跟官員說話，梅艷芳回應：「根本沒有話題好談！」梅艷芳亦表示自己不知道真正北京市民生活現況如何，第二天會抽時間到市內逛，看看老百姓最平凡而真實的一面。葉瀚亦有訪問鄧琳（鄧小平女兒）關於香港藝人在六四示威，而他們現在來到北京，有何看法。鄧琳回應「他們做的是自己事情，我不想回應。」葉翰跟梅艷芳轉述鄧琳的回應，梅艷芳只是無奈搖搖頭，回一句「我還能說些什麼？」現在，我們可以在網路上找到梅艷芳在天安門前拍攝的照片，她一臉沉重。照片中，沒有其他香港演藝人士，她自己到天安門悼念。
1993年，香港演藝界與梅艷芳亦有到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減災扶貧」的籌款。在查閱有關梅艷芳的訪問，梅艷芳屢次提及中國的賑災活動，她表明最初是拒絕，後來經過曾志偉不斷遊說，她才答應，但目的是幫助受難的災民。很有趣的是，筆者在網上找到一篇報章圖片，報章題目為「巡迴慈善演唱地點／梅艷芳欲選天安門／魯平不同意只許選人民大會堂」，可惜圖片不太清晰，詳細報導沒辦法看到（筆者不在香港，亦無法翻查過去的香港報刊）。魯平是當時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主任，他於1978年調任港澳辦，開始接管香港、澳門移交主權的工作，後來在中英談判裡作為中方談判的關鍵人之一。所以，梅艷芳於1993年出發去北京賑災活動前，她有可能跟魯平提議於天安門前舉行（作為對「六四」受害者的紀念），但當然此提議一定會被拒絕。
1993年的北京籌款，發生於4月，香港的藝人在4月18日抵北京，是在六四晚會之前。而根據楊月清的訪談，梅艷芳於1993年6月4日還是出現在香港六四晚會裡，以一身白衣悼念受難者，感傷落淚。梅艷芳有真的違背自己的六四信念嗎？
不少質疑梅艷芳政治立場轉變的人，都會以梅艷芳參與中國大陸賑災活動作為例子，但梅艷芳在「六四」當年，反對的是專制政權，主張的是「民主自由」，本意是為中國人民的「人權」為出發點，這跟參與中國賑災活動毫不衝突。混淆是非的是那些批評者，不是梅艷芳，請問：「中國」是否只等同「現今的中國政權」？「中國人」是否可以理解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而非歸屬於某政權、某地區、某種族的人民？對於某一政權的抵抗，是否要連同該政權下生活的人民都一同抵抗？人民何等無辜，生於哪一個時代與地方，亦非個人所決定，梅艷芳生於貧窮的家庭裡，四歲半出來工作養家，當然亦知道「命不由人」。如果梅艷芳去的是外國賑災，會引來政治立場轉變的批評嗎？為什麼沒有人批評梅艷芳去台灣幫忙賑災，是違背了香港人作為平反六四的堅持？人跟人是彼此相連，受害人活在哪一個國家需要被檢討嗎？所謂的「人權」，不就是所有人都生而平等與自由，每一個人都有活著的權利嗎？
回到1991年《壹週刊》的訪問，梅艷芳說其他「民主歌星獻中華」的歌星跟自己的立場不同，她仍然堅持，可能只有她一人堅持，但亦會繼續堅持。所以，她上去（辦演唱會）可能會給人留難，要寫悔過書，否則不能過關，又或扣留幾天，這會令她覺得很侮辱。梅艷芳亦表明還會擔心所有工作人員，自己禍及他人。
梅艷芳提及自己的「對抗」，是跟自己人生際遇有關。因為自小出來工作，被母親提醒不能做壞事，要「對抗」外面的複雜圈子和誘惑，又要「對抗」家裡虐待自己一家的「後父」，還有「對抗」很麻煩的母親。後來作為歌手成名以後，要「對抗」外面輿論界的批評，到後來害怕自己在工作上表現不好，要「對抗」自己的心魔。梅艷芳自言，她一輩子走來，都是在「對抗」。
梅艷芳參加賑災活動，不代表中國政府對她「解封」，中國政府需要的是香港演藝人員幫忙籌款，不是需要他們對國家的意見與批評。事實上，直到1995年，梅艷芳才被容許到中國內地舉辦演唱會，但正如筆者前文所言，她「對抗」的從來不是指向生活在中國的人民。作為歌手的梅艷芳，她唱歌是為她的歌迷和觀眾。
好不容易可以到中國舉行巡迴演唱會，梅艷芳真的可以成為馴服的小綿羊嗎？很讓劉培基生氣的是，梅艷芳又「得罪」了中國政府，因為她公然違反政府官員的規定，在舞台上大唱禁歌〈壞女孩〉。劉培基提及，歌迷「安歌」（encore，要求加演）不少歌曲，但梅艷芳偏偏要唱禁歌〈壞女孩〉。當時《明報周刊》有所報導，大字標題「梅艷芳天河演唱／丟重磅炸彈／中方官員緊急開會／集體抗議」。撰寫報導的是林爾，他寫出：在1995年3月26日，廣州天河體育館，梅艷芳演唱會的第五晚，按照本來的演出程序與曲目安排，最後的歌曲為〈夕陽之歌〉，之後演唱會便結束。之後，梅艷芳背向主席台，臉朝七區（與主席台相對的觀眾席）觀眾，邊揮手邊說：「大家不要走，如果你們給我多一些掌聲，我還會回來再唱！」正打算離場的觀眾又返回到座位上。當梅艷芳再度出場時，穿的是一身白中帶紅的優閒運動便裝，令觀眾眼前一亮，八千夠觀眾隨即發出歡呼喝采聲，梅艷芳問大家想聽什麼歌，接著說，有些歌是不能唱的，是官方禁唱。梅艷芳最後口中出現了「壞女孩」三字，而最令中國官員生氣的是，她帶著輕蔑的語氣說：「唱完這首歌，我預料了今後在國內的演唱會都不用繼續了！」
中方官員隨即進行調查，尋找現場的人士詢問。中方官員經過多方調查之後，認為梅艷芳是蓄意、有預謀「搞事」，立刻取消慶功宴。同時，作出初步意見，今後廣東二十多場梅艷芳巡迴演出，將會暫緩舉行。中方官員聲稱：「梅艷芳要和政府『玩嘢』（對抗），看誰玩得起？看誰才是最大的輸家？」
當晚十一點，中國酒店有關負責人突然接到官員電話，通知酒店緊急撤掉寫有祝「梅艷芳廣州演唱會圓滿成功」字眼橫額，同時告知酒席繼續，可以招待製作人員、司機、公安及港方人員宵夜，但中方官員不會到場等等。
當然，隨後梅艷芳在中國內地的巡迴演唱會全被取消，根據當時媒體計算，梅艷芳因此損失了大概一千萬港幣的收入。
報刊還有寫及，負責演唱會工作的區星偉透露，從開演唱會那一晚起，他就不停擔心。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即第五場演出前下午，梅艷芳突然和樂隊加插綵排〈壞女孩〉，他的助手及其他人士趕忙四處找區偉星，告知此事。區偉星一聽，馬上趕到梅艷芳眼前，勸她不要做出無謂舉動，提醒她，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
多年過後，梅艷芳接受訪問時，有提及過在廣州唱禁歌一事，她說是不忍心拒絕歌迷。但真相到底是如何，現在難以查證。但在廣州大唱政府禁歌一事，其實很「梅艷芳」風格。早於1989年1月，梅艷芳在廣州首次個唱，當時〈壞女孩〉亦是禁歌，歌迷亦請求梅艷芳獻唱，梅艷芳當著在座的梁靈光省長請求唱〈壞女孩〉，最後被點頭容許，成為了當時香港報刊的頭條新聞。但那時，還沒有發生「六四」事件，還沒有梅艷芳對「六四」的發言，以及後來的種種聲援。
批評梅艷芳政治立場改變的，亦會引用鄭裕玲（DoDo）姐關梅艷芳的採訪。鄭裕玲的採訪節目請了梅艷芳作為第一位嘉賓，稱梅艷芳非常有「義氣」，梅艷芳當時表明什麼問題都可以問，相比有些藝人會在採訪前說明什麼問題不能問到。鄭裕玲亦毫不客氣，很尖銳的問出：
1989年，你很積極參與民運。當時，你說：六四時候，你在另一地方。你在電視見到那種境況，你哭，流淚。好了，現在世界不同，人人都上大陸取景、拍戲，人人都看著大陸的market，你身為一個藝人，你當然是拍電影，你的底線會劃在哪裡？你會不會上去，拍外景？
梅艷芳回應，大家都知道自己為什麼不拍《阮玲玉》，最主要原因是當時她自己內心非常敏感，只要一提及，她都覺得是「沒可能」、「沒可能」，是忍受不到這件事（六四）。但梅艷芳強調：
但現在不是因為市場開放了，電影需要上去拍，你不拍就無法拍。而是（我）覺得整個中國都在變動，而現在都往好的一面發展，那我們是否需要給他們一個好的support，在後面。我不是說，我現在說「反話」（違背當初的說話），我現在不是。我覺得，如果它是有機會慢慢向好的方面，我們身為中國人，我們應該在後面支持，而不是在後面踩。因為拉到那麼緊繃，一條彈弓拉到那麼緊，最後斷，即是大家一拍兩散。而有一件事是，我們中國人，我們想中國好，但如果我們中國自己都亂，你分，我分，外國人更不會尊重我們中國人。很簡單，我們去到外國時，我們為什麼要看一些外國人的臉孔？你那麼沒禮貌的對待，怎樣解釋？我們中國一盤散沙，我們就希望這一盤散沙，現在慢慢凝聚，未來中國在每一個地方，都會發揚光大。
梅艷芳表明，當時她拒絕關錦鵬為自己「量身定做」的電影《阮玲玉》，是因為自己內心還沒辦法接受「六四」事件，過不了自己內心的關卡。但之後她對中國的支持，是因為她看到中國有慢慢變好的一面。而且梅艷芳的立場是反對用「極端」的方式來達到中國的民主自由，反對「同歸於盡」（一拍兩散），她希望中國人「團結」起來，「團結」是大家一起努力令到中國政治的狀態更趨向民主自由。我們可以注意1993年電影雙週刊（第377期 1993年9月23日）的梅艷芳訪問。周刊問到：「從六四到現在，你從當日的民主運動到現在的減災扶貧，有何感覺？」
梅艷芳回答：
在六四前，我以為自己經歷滄桑，十分成熟，但六四那段時間，我卻真正經歷到前所末有的悲憤心情，那時我才了解到，除了工作外，我們人生在世要面對很多問題，從那時開始，才對自己說要做一些東西，我不敢說自己立志幫中國人，但卻希望為中國人做一點事。到現在，很多人以為我改變，其實只是在不同時間，在不同環境下會有不同反應。我覺得有些人罵中國權政，有些人在幫，這是十分好的事情，就如小朋友一樣，要有嚴父罵他，也要有慈母正面幫忙。
梅艷芳並且表達她希望中國申辦二千年奧運成功，中國實在太多「文盲」，教育水平低。她希望通過奧運影響文化，加快文化發展和民主步伐，在全世界的注視下，相信中國人的禮儀也有所改善。現在許多人到大陸投資及工作，慢慢地會改善教育，整個國家會朝好的方向走。她又再次表明，國家開放得太快也許不是一件好事，怎樣取長補短才是最重要。除了在申辦奧運外，梅艷芳也希望在教育、醫療等各方面作出幫忙，並將一些美好的香港文化帶給他們。
梅艷芳堅定地表達在1997年，「我會在香港！」不離開香港，是因為希望為香港付出更多。1997年以前，的確大量香港人移民，人心惶惶，不知香港未來會如何，但如上文所言，梅艷芳自言她的「根」就在香港。
所謂的民主自由精神，其中核心的精神是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同等重要，沒有一個人的生命比另一個人的生命更值得活下去。當然，公民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前提，犯罪者會受到相應的制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梅艷芳一直以來對社會的捐款、籌款，建立學校、捐獻給醫院、老人院，背後都持有「每人都擁有同樣的醫療、教育權利」的信念。而她在1992年的歌迷生日會裡，宣佈自己將會在歌迷會成立「助學金」，幫助有經濟困難的歌迷完成大學學業。這些事，都可以看到不僅在「六四」議題上，在社會各方面，她都盡公民的責任，來達到「人權」的平等和自由。
梅艷芳在1993年成立了「四海一心慈善基金」，把大量時間投身慈善演唱，把籌募的金錢捐到世界各地，不僅在中國和香港。在美國舊金山灣區與加拿大多倫多都有「梅艷芳日」。1990年，舊金山市長表揚梅艷芳的善行，把每年的4月18日訂為「梅艷芳日」，及後灣區奧克蘭（Oakland）市長把2002年6月23日命為「梅艷芳日」。加拿大多倫多市長把10月23日定為「梅艷芳日」。
「四海一心慈善基金」，想當然來自〈四海一心〉的歌名，而「四海」一詞可追溯至《論語》：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司馬牛為自己沒有兄弟而感傷心。子夏回應，生死和富貴，都不是個人所能決定，而擁有血緣的手足亦如此。然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這個世界裡，所有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兄弟」，只要有個人的道德修養，對自己有「敬」，對他人有「恭」和「禮」。歷來，對儒學的論述，很大方面集中於儒家的仁愛是從個人的親情開始擴展，有親疏遠近之分。可是，筆者認為儒學早在先秦開始就有「天下大同」的理想，家人不僅是有血緣的親人，即使沒有血緣的人，只要真誠付出，亦有可能成為「家人」，此觀念類近於現代提出的「多元成家」觀，筆者在以後的文章會繼續論述。
梅艷芳去世前的同一年，2003年，香港因為SARS，感染而死的病人很多。梅艷芳推動演藝界舉行「1：99」的籌款活動，幫助受影響的病人和家人，當時她已身患末期癌症。值得一提的是，她當時有約見在國外的一名醫生求診，但最後因為怕出入境隔離的限制而影響到演唱會，最後決定取消到國外求診的安排。人都是趨樂避苦，貪生怕死，亦屬人之常情，而梅艷芳在死亡面前，放棄了生存的一絲希望，選擇了對社會的責任。能夠把自己的生命置諸度外的人，會放棄自己的信念嗎？梅艷芳放棄了《阮玲玉》的演出，不僅失去金錢，亦與（可能的）電影獎項失之交臂，但她毫不後悔，亦不吝誇讚張曼玉的優秀表演。參與的各種聲援活動，令梅艷芳失去中國市場，及後被解封，又再次唱禁歌〈壞女孩〉。
梅艷芳給人正面積極的形象，即使宣佈身患癌症，但她仍表明會奮力打敗病魔。其實當時，她已知癌症到了晚期，但她一直提出作為有影響力的藝人，他們的態度如何，會影響到自己的歌迷以及社會大眾。梅艷芳在電台訪問裡，有仔細表達過對藝人在社會的角色，以及當今媒體的種種問題。她對社會的批判思考，在生命終結以前都沒有停止過。
筆者在網路上難得找到梅艷芳的一個視頻，梅艷芳自言自己曾有自殺念頭，但想到家人、自己的公司，自己還有很多責任。她表示，人死了，但責任不會就此擺脫。一個人如果認真思考過自殺、死亡，知道人生總有終結的時候，就更能直視自己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問題，這是西方哲學家海德格所言的「向死而生」。「死」從來不是「生」的對立，而是在「生」之中，因為死亡會在日常隨時隨地降臨，我們怎能保證明天、下一秒，還活著？在上文提及，梅艷芳曾言「天要絕我的命」，筆者相信，她有真實理解、體驗過「人隨時會死」的存在主義問題。梅艷芳四十歲去世，支聯會創辦人司徒華在他的自傳《大江東去》寫到：
但為了抗議六四鎮壓，她多次拒絕應邀到內地演唱。以她那時的高身價，在眾人的心目中，正是返內地掘金的黃金機會。梅雖然自小在娛樂圈捱大，讀書不多，但深明大義，不為這些名利所動，真是難能可貴。可惜天妒紅顏，我們也痛失一位難得的戰友。
司徒華肯定了梅艷芳的「深明大義」，直到人生告終。梅艷芳在1989年聲援北京學生時演唱過的〈血染的風采〉，成為以後香港六四集會中必唱的悼念歌，原來的歌曲是哀悼中越戰爭中死難的中國軍人，後來成為哀悼「六四」的歌曲。在梅艷芳活過的四十年裡，在香港社會，有誰可以跟梅艷芳一樣，對社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死後捐獻所有財產，固然值得佩服，但死前，還在生時，捐獻財產、生命，敢於踏上社會公共領域的舞台上，批判社會的種種問題，我們可以在香港找到哪一個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具有很多知識的人嗎？在中國儒學的傳統裡，知識跟個人道德並非有必然掛勾的關係，宋儒陸象山所言「若某雖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作為「人」，就是人有「心」，即良知。
如果梅艷芳還在，她面對以後的香港會如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像，研究梅艷芳的學者李展鵬在《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中，採訪了梅艷芳的朋友，其中陳海琪解釋為什麼梅艷芳的音樂有靈魂，是因為她是一個「整體」，她有heart and soul（有心有靈魂）。陳海琪說：
我常常說，如果阿梅在生，她會是第一個去保衛菜園村的人，如果她看到李旺陽的死，她一定會追問為什麼，因為她是追求正義的人。我覺得菜園村及同志那類議題，她一定會出來講。就是因為她生前的一些行為，包括她去世前舉辦的《1：99音樂會》，令到梅艷芳這個人更加立體化，而不是純粹一個歌者。
梅艷芳最遺憾的是她沒有機會可以專心讀書，她屢屢提及自己人生如果重來，她希望可以讀書，成為律師，幫助其他人。她中二就輟學，出來社會工作，她自言別人看她的人生是「傳奇」，但她卻認為是「悲劇」。她說自己人生沒辦法選，如果真有下一輩子，不要再當人了，當小鳥，自由自在地飛……梅艷芳沒辦法選擇的「悲劇」，卻造就了個人「情」的千姿百態，對朋友、家人有「情」，對欣賞自己的歌迷有「情」，對他人的痛苦有「不忍之情」。痛苦如果還可以有什麼價值，那就是把自己的痛苦轉化成對他人的「悲憫」，如她的歌曲〈愛將〉中一句：「見了你到處愛火正蔓延／憑紅唇平靜四海的烽煙」。
筆者以梅艷芳所寫的文章〈一株勁草〉作最後總結，這篇文章寫於1984年，剛出道時，於《金電視》刊登，當中幾句：
愛草，說不上原因。
……
有人說草最賤；但，小草真賤嗎？我常自問。若僅看小草的一面而責其低賤，這豈不是以偏概全、抹殺事實嗎？像小草這樣具有高尚堅實的內涵，却因生存之微不足道而被歧視，那麼高低貴賤的區分又如何來明辨？在如此波濤洶湧的社會裏，我甘願做一株無名小草，學習它那隨處應生，永不低屈的性情，在人生漫長的旅途中，默默的耕耘一生。雖無立大功建大業的輝煌成就；但，若能終身抱定不屈不移的精神，縱使渺小一如小草者，而此生又有何憾呢？（推薦閱讀：歷史新新聞》從商界女強人到「烈士遺孀」 葉菊蘭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定位）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