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園虐童案3／大小便失準被處罰 教保員踢頭、大力拉扯證據曝光
對家長而言，從第一份調查報告的查無證據，到第二份調查報告發現L師才是虐待兒童的凶手，有如晴天霹靂，「起先我們覺得L師怪怪的，後來才知道她從頭到尾都在說謊，因為她根本就是犯人，所以不敢提供任何證據給我們。」小寶媽媽說。
綜合其他事證 輔助幼童證言
我們取得二份調查報告，監視器拍到的證據如L師「踢到頭」「大力拉扯」；而私密處紅腫、擦傷仍認定性侵害或性騷擾不成立，依經驗及論理法則推測是助教B因反覆擦拭造成幼兒私密處受傷。
前份調查報告認為，父母轉述孩子陳述的證詞，屬於與被害人陳述相同的累積性證據，不具補強證據適格。司法實務上，未滿八歲的幼童證言向來是相當棘手、極需心理學專業的一塊。由於幼童智力發展還不成熟，容易受到暗示，加上疑似性侵害案件通常只有加害人與被害人2人在場，不免淪為各說各話。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賴秋惠（非本案調查委員）這2年擔任過10件以上的幼兒園疑似違法案件的調查小組委員，她解釋：「小朋友的證詞有太多變因，所以我不會把幼童證言當成唯一的證據，而會視為輔助的證據，最終仍需綜合其他事證才能判斷。」「家長通常是透過觀察發現一些狀況，例如孩子為什麼最近都不太想去上課、或者是為什麼情緒反應與以往相較更大，有些小孩的語言能力表達很好，如果爸媽問他，可以很完整說出發生了什麼事，但多數狀況都很困難。目前沒有法令規範幼兒園必須強制裝設監視器，且即便裝設監視器，也不可能全然無死角，還是有它的極限。以一般情況來說，家長是在資訊不充分的情況下去跟學校溝通或確認，但對學校而言，學校所能得到的資訊也不一定完整。」
賴秋惠說，行政調查通常用大量訪談、人證的方式去交叉比對，對證據的門檻要求，不像構成刑事犯罪這麼高，但實際困難在於，調查小組受限於法定30日內（最多再延長30日）的調查期限，光是看雙方所提供的證據資料、訪談、寫報告就已經很緊繃，沒有時間做更多，例如詢問醫師、幼教專家。而訪談幼兒更是需要高度專業，「要用開放式的問題，例如今天在學校過得如何？有些家長會提供錄音錄影，但對調查委員來說，沒有辦法知道家長前面問了孩子什麼問題，也無法確定是否符合小朋友的意思，甚至可能無法完全評估小朋友的語言能力。因此，如果是誘導式的問題，例如：老師是不是有打你？你不想上學是不是因為誰做了什麼事？如果都是這樣的問句，調查委員會認為這樣的證據不容易被採納。」
監視畫面不全 拼湊幼兒話語
私密處究竟為何會受傷？仍是羅生門。即便行政調查有結果，但幼兒的夢魘、夜裡的哭聲仍然持續。伴隨監視器畫面不完整，真相可能永遠無法還原，創傷卻真實存在。
我們採訪另一位同班的受害幼生小新（化名）的家屬，他當時2歲，同時受到L師和B的不當對待，因在學校不快樂，很快轉學，因此他並未進入行政調查程序。小新的阿姨對我們表示：「小新的父母剛離異不久，11月時，小新跟外公說學校有壞人，他不要去學校，他想要表達，但說不出來，上學途中他是很用力把外公往家裡方向拉。11月第3週，小新到我家，換尿布時發現肛門是紅腫的、糞便是稀的，我們覺得很奇怪。因為小新在那間學校不快樂，我們把他轉學，轉學後才聽小寶的媽媽說，她去看監視器，看到我們小朋友被甩到牆壁上。」
小寶媽媽在一旁補充：「小寶被關在廁所內，期間小新也說要上廁所，然後老師（L師）就失控了，把小新往廁所甩，結果甩到牆上。」「還有一次，另一個小朋友不知道說了什麼，L師就舉起拳頭，作勢要打他，短短半小時就施暴3次，真的很驚人。我問（教育處）科長：『她一直都這樣嗎？』科長跟我說：『對，她就是這樣。』」
監視器拍不到的地方，家長只能從幼兒模糊零碎的隻言片語中拼湊可能性，「我看到的監視器畫面是，廁所工具儲藏室的門並沒有關，可是小寶在裡面快半小時，都沒有出來。我有問他為什麼？他說：『他被扣住了。』我問他是用繩子綁嗎？他說不是，只說：『很硬，很痛。』」小寶媽媽說。「我兒子說：『老師說不可以說出去，否則會把他們的鼻子、眼睛撞掉。』他講完後，趕快摸摸自己的眼睛和鼻子，然後說：『好奇怪喔？為什麼我的眼睛、鼻子還在？』」她推測，孩子受到言語威脅，承受極大壓力。
阿姨的回憶相當具體，「小新有告訴外婆：『老師拉我的手去撞牆。』他也跟我說過：『小寶被老師關在廁所裡面，他卡住了，我要用剪刀他才可以出來。』這些細節跟小寶媽媽核對過後，都是吻合的。」
貝貝原本什麼都不說，爸爸回憶：「有一次我太太去接她，發現她換了褲子，貝貝對媽媽說：『我今天在學校尿褲子了，這次老師沒有把我關廁所。』我們覺得造成她很大的心理陰影，去年1月開始送去看心理師做輔導。」直到換新學校，升上小班後，有次才突然説：「我整理書包太慢了，老師就拉我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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