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靈魂被困在永遠的此刻：數位囚徒
文／赫特．洛芬克；譯／賴彥如
可能的話，試著想像一個哀悼用的app。手機已經直逼我們的靈魂深處，從此再也難分彼此。要是我的手機會輕輕哭泣就好了。媒體理論家麥克魯漢（McLuhan）主張的「人的延伸」（extensions of man）已直接崩塌成枯竭的自我。社群媒體和人的精神狀態相結合，把日常生活化為一種「社會現實」，這種現實就像人造和虛擬實境一樣，正在取代我們對世界及其成員的看法。社會現實是掌上媒體和使用者心理結構所共同形成的企業混合體，它是一種分散的社會階層形式，無法再簡化為國家和企業平台的利益。你我身為使用網路的主體，也絕對與之脫不了關係，而且還過度深陷。社會現實以點對點（peer-to-peer）的方式運作，一切都關乎你和你的個人資料，按讚數和追蹤者決定了你的社會地位。只不過，當任何事物都沒辦法再激勵你，所有的自我提升技術都失效了，你也開始小心翼翼地避開這些形式的情感分析時，事情會怎麼發展呢？跟其他人比起來，你的排名會很低，這讓你很難過。
在《十個立刻刪除你的社群帳號的理由》（Ten Arguments For Deleting Your Social Media Accounts Right Now）一書中，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問道：「為什麼這麼多知名推特文都以『悲傷』（sad）一詞來結尾？」他認為會出現這個詞，代表缺乏真實的連結。「憑什麼人們必須接受第三方的操控，作為彼此建立連結的代價？」拉尼爾認為眾人之所以悲傷，是因為「面對不合理的審美或社會地位標準，或容易遭受網路酸民攻擊」。Google和Facebook更懂得如何利用負面情緒，達到新的系統性目標：它們會找到針對性的方式，讓你感覺不好。沒有哪種方法能夠一網打盡。你會獲得量身訂做的悲傷。拉尼爾察覺，某些線上設計讓他不快，是因為社群媒體把他置於從屬地位。「這種結構很羞辱人。上癮和被操控讓我感覺很差……每使用一段時間，我心裡都有一股奇怪又陌生的空虛感。那份莫名的不安來自一種未達標的感覺，一種擔心被拒絕的恐懼。」
拉尼爾發現了他「內心的酸民」，這種酸民由他所稱的「混蛋倍增科技」（asshole amplification technology）所造成：「我真的不喜歡一群人隨便評價我，或讓一個愚蠢的演算法掌控我，也不喜歡哪個程式來計算我的朋友比其他人多還是少。」他拒絕被排名，並且下了個結論說：「無論開闢出何種空間企圖發揮自我，都會不斷受到評判，正是讓我不快樂的原因。」作家亞當．格林菲爾德 （Adam Greenfield）的《激進技術》（Radical Technologies）一書中也有類似的論述，他指出「斷言某類技術帶有情感色彩似乎很奇怪，但物聯網確實如此。那種基調是悲傷（sadness）……一種如波浪滾滾而來，層層湧現的憂鬱，寄託在一個注意力不斷被打亂、意識過載的環境，人與人之間僅靠著感應器、應用程式介面（API）和腳本勉強維繫。」這種生活被「狗屁倒灶的工作、塞爆的行程和漫長的通勤給拯救，親密關係因為疲憊而窒息，整個人精疲力竭，動彈不得，因此無能或不願意投入情感。」
當然，在社群媒體出現之前，悲傷就已經存在了。要是智慧型手機不在身邊，就算它沒有不見，你仍然會感覺沮喪失落。讓我們擺脫決定論的輪迴，這類論調往往太快把事情解釋成資本主義造成的異化和毀滅性的精神狀態，或者乾脆將苦難歸咎於矽谷。科技造成的悲傷也稱得上一種風格，雖說是冷酷的風格。這種悲傷，不管多麼短暫，感受都很真實。當我們的電話和社會你儂我儂不分彼此時，就是會發生這種事。如果我們不能隨意更改個人資料，又心軟刪不掉應用程式，就注定會在繁忙生活中的短暫空檔瘋狂查看更新。彈指之間，這部即時機器就把我們從當前的情境，傳送到另一個充滿短訊的遊戲場，我們必須快速解讀其中各種訊息。
社群媒體無所不在，我們因此流失光陰，生活變得支離破碎。各人有各人的悲傷。由於不再有停頓或安靜的時刻，結果就是疲勞、耗竭和失去精力。我們變得熱衷等待。你被你愛的人遺忘多久了？每個應用程式上經過精心估量的時間，都在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時間（Chronos）會傷人。我是不是該發點什麼來蹭蹭人氣，顯示我還在這裡？沒人喜歡我了。隨機訊息持續湧入，我們根本無從阻止，也沒辦法靜下心來仔細思考。
法國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羅瓦（Eugène Delacroix）曾經說過，沒有被記錄下來的一天就如同不存在。寫日記就是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早期部落格文化的元素試圖更新日記的形式，使之適用於網路世界，但那個時刻如今已遠去。社群媒體跟Web2.0時代的部落格文章不同，已經跳脫了日記的摘要階段，拼命要跟上即時訊息的世界。例如，Instagram限時動態會喚起人們對一連串事件的眷戀感，然後在一天結束時消失，就像一種復仇行動，一種對逝去的舊情懷的諷刺。儲存會讓痛苦變得長久。最好忘掉它，繼續前行。
我們很容易可以對比兩種情境：一是沒完沒了地擺盪在手機和生活之間，另一是人類學家所描述的變形（metamorphosis）。啟蒙和儀式都是需要時間的緩慢事件，由自願獨處的期間促成。定義「智慧」狀態的永恆當下（perpetual now）絕不是一場耐力測試。我們靠著瀏覽更新的消息，在追趕機器時間──至少在我們因參與疲勞而崩潰之前都是如此。有機生命週期被縮短並加速，於是數十億人的個人生活終於趕上了神經機械學（cybernetics）。是時候放慢腳步了，despacito（西語：慢慢來）。
在網路情境中，悲傷表現為一時的猶豫不決，這一瞬間打開了反思的可能性。大家經常使用「悲傷」這個標籤，這工具莫名其妙把我們拉進一灘被稱為社群媒體的渾水中。悲傷是一種容器。每一種情況都可能被定義為「悲傷」。透過這種輕微的痛苦，我們進入了存於世的憂鬱狀態。當某件事情讓人感到悲傷，周圍的事物也變得灰暗。你信任這台機器，因為你覺得自己能掌控它。你想從零變成英雄。但隨後你硬撐起來的自我爆炸，自尊心的失敗又會顯現出來。在這個追求即時滿足的時代，自我控制的代價很高。我們渴望反抗內心那個躁動不安的殭屍，卻不知道該如何做。我們的精神防護很薄弱，總會從內部侵蝕起，容易受到「行為操控」（behavioural modifications）的影響。當我們被網路世界弄得精疲力竭，悲傷便油然而生。在app上滑了一陣之後，我們沒能把約會安排好，然後買了一張票，又快速看了一輪影片，多巴胺消退後的情緒又給了我們重重一擊。世界自顧自的忙碌和自以為是，讓你感到乏味無趣。潛進網路世界一波之後，我們身心俱疲，要社交也覺得尷尬。直到手指滑累了，我們才不得不停下來。
悲傷表現出兩方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一方是依外在社會地位所呈現出的自我形象，另一方是實際上搖搖欲墜的現實。在這裡我們以「悲傷」為代號，來描述一種暫時的低落感，最容易理解這種狀態的角度是，為我們建立連結的自我吹捧機器產生了鏡像現象。這種心理狀態如此普遍，社群媒體跟自我又融合得如此徹底，於是我們將悲傷情結視為一種「反自我」階段的表現，我們會身陷其中，然後再走出來。被稱為「悲傷」的反高潮伴隨著智慧型手機傳播，無所不在。當你大半朋友都是機器人，聽起來實在很悲哀。西方個人主義傳統將擁有許多朋友視為個人缺乏個性和「整體性」（gestalt）的判斷在此並不成立，因為多數社交關係都是機器生成的。社會大眾對花錢買粉絲這種事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不再需要靠著在網路上汲汲營營，辛苦從頭開始建立社會地位。
我們應該謹慎區分悲傷跟自殺、憂鬱和倦怠這樣的「異常現象」（anomalies）。每件事和每個人都可以用悲傷來形容，但並非每個人都會憂鬱。悲傷就像無聊一樣，並不是一種病症（雖然不好說永遠都不是，因為任何狀況都有可能被新認定為病症），無論狀態多麼短暫輕微，悲傷都是線上數十億人的心理常態，它最開始的強度會消散、滲透出去，變成一種普遍的氛圍，一種長期的背景狀態。偶爾我們會感受失落──但也只有短暫的一瞬間。一股憤怒油然而生。就在第十次查看某人在Instagram上說了什麼之後，社交這檔事讓我們感到痛苦不堪，於是我們把手機收起來。我是不是有「手機震動幻覺」（phantom vibration syndrome）？不要上線會不會比較好？人生為什麼這麼悲慘？他把我封鎖了。晚上，你又重讀了一遍貼文串。我們要不要再戒一次網路，而且又是來個說戒就戒？別人本應該觸動我們、喚起我們的情感，但我們卻再也感受不到任何東西。心已冷。
當興奮消退後，我們就會拉開距離，尋找心理上的疏離感。根據文化評論家馬克．格雷夫（Mark Greif）的說法，這是對於「反經驗」（anti-experience）的渴望出現了。感覺消退是他所謂「麻醉思想」（the anaesthetic ideology）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經驗是「在原始事件中創造孤立片刻的習慣，以便保存和講述它們」，那麼對麻醉經驗的慾望，就是對「另一種現代新奇事物，也就是全面的美學環境造成的刺激」所產生的免疫反應。
大部分時間，你的眼睛都盯著螢幕，彷彿錯過這次就沒有了。正如歌手葛羅莉亞．艾絲特凡（Gloria Estefan）所寫：「可悲的是，機會不會敲兩次門。」然後你站起來走掉，遠離這些干擾。擔心錯過的心理起了反效果，於是社交電量耗盡，你只好把手機放一邊去。悲傷就是這種時候出現的。這一切太超負荷了。接收到的任何訊息都成了碎片，你整個人關機了一會，用已讀不回的訊息折磨別人。格雷夫認為，「轉向反經驗的特徵，就是更容易把什麼事都當成大事。」Facebook上的活動就是那種你會按有興趣，但不會真的去參加的活動。我們觀察周遭的人，但不再參與對話：「他們是自然的造物，享受著現代性的全部恩惠。可悲的是，你仍然想生活在他們的世界裡，只是不知何故，世界好像變了，要把你給放逐。」你離開網路上的競爭舞台，你需要休息。這個動作與你不斷追求的經驗完全相反，我指的是在我們轉過頭去，拿起手機滑起來並回覆訊息的那一刻之前。天知道沒有這個app我會變成什麼樣。
洛杉磯的理論家兼藝術家奧黛麗．沃倫（Audrey Wollen）宣稱悲傷是一種女性主義策略，是一種政治抵抗的形式，「想多悲慘就有多悲慘。」她在一篇名為〈悲傷女孩理論〉（Sad Girl Theory）的文章中指出，「我們不需要以賦權為名拋棄自身的痛苦。痛苦可以作為一種素材、一種重量、一個楔子，用來阻塞那個機制並改變那些模式。」對沃倫來說，政治抗議通常是被定義為陽剛的表達，「比較外在，而且通常帶有暴力性質，像是街頭示威、暴動、佔領空間。」這樣的定義排除了「女孩利用自己的悲傷和自我毀滅舉動，來破壞支配系統的整個歷史」。女性主義不需要鼓吹身為女孩多棒多有趣。不斷宣揚賦權，也許就是文化理論家勞倫．貝蘭特（Lauren Berlant）所謂的「殘酷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在網路上分享感受不算一種自戀。沃倫堅持：「女孩的悲傷並不是被動、自私自利或膚淺的，而是一種解放的姿態，鏗鏘有力又有見地，是重新掌控我們身體、身份和生活能動性的一種方式。」
沃倫從性別的角度解讀悲傷，將情感視為女性在情境中的回應，進而將悲傷轉為一種政治武器。不過，就某種意義來說，這種武器已經被卸除了。如今，悲傷被壓縮成程式碼，成了一種科技傷感（techno-sentiment）。沃倫承認社群媒體基本上會濫用情感，以達到「正面」的可量化結果。「悲傷變成一種俏皮話。」她寫道。「我會發推特說我有多沮喪，而不是用抑揚格五音步（iambic pentameter）寫一首十四行詩。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社群媒體上說想自殺，但你上一次跟所有朋友聚在一起哭是什麼時候？我們仍在共同維持『幸福』的觀念，將其視為值得努力的目標或對象，認為幸福是你『賺取』來的，而不該只是安於痛苦。」
有一些感覺會伴隨著悲傷出現，我們因此得以察覺。這些感覺是：無價值感、茫然、無趣、對無聊加劇的恐懼、虛無感、在試圖擺脫藥物依賴時明顯的自我厭惡、自尊喪失、早晨的低落感、被恐懼和疏離感籠罩的時刻、深陷極度焦慮的狀態，然後就會自暴自棄、恐慌發作，伴隨著深深的沮喪，直到絕望感再次出現，一直不斷往復循環。我們會進入俄語中稱為「toska」的深層情感境界，或者可以將網路上的悲傷視為文學家卡繆想像中，上帝創造地球之後的某種宇宙孤獨時分。我希望每次聊天都永遠不會結束，但當你無力回應時，你會怎麼做？你傷心欲絕，把對話刪除。在又一次不得不「參與」那些殘酷的按讚、愚蠢的留言、空洞的文字訊息、冷漠的電子郵件和空虛的自拍後，你感到百無聊賴又厭世，猶豫了一會兒，隱約有些不滿意，你想保持冷靜，卻開始坐立難安，對自己的臉書回顧感到厭惡。但剛剛傳來的訊息是什麼？怪了。他們回覆了嗎？
焦慮（Anxieties）若不加以處理，就會累積到一個臨界點。但跟倦怠（burn-out）的不同之處在於，悲傷是一種持續的心境。當後續的事件開始變得無足輕重，悲傷的感覺就會冒出來──現在你又一次陷入困境了。永恆的當下無法再被留住，讓我們孤立無援，成為一群分散的線上個體。當靈魂被困在永遠的此刻（permanent present）會發生什麼事？這就是哲學家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erardi）所說的「未來正被逐漸取消」（slow cancellation of the future）嗎？我們這些飢餓的幽靈靠著滾動、滑動和翻閱等動作，試圖填補存在的空虛，瘋狂尋找某個決定性的徵兆，但都未能如願。當手機開始讓你感到痛苦，你們一起哭泣時，那就是科技帶來的悲傷。「我好想念你的聲音。打電話，別發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