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為「趕超」意識付出代價

中國經濟從2021年以來陷入了困境。最突出的是大小城市的「水泥森林」房地產，或是價格大跌，或是爛尾。許多基建工程，如雄安新區或全國各地如八爪魚似的蔓延的高鐵，都成為不符成本效益的建設項目。爲何如此呢？

官方的説法是經濟正面臨轉型，而轉型期難免出現陣痛，所以外界無需過度解讀，應該展望經濟的光明面。然而，實際的情況恐怕要比這樣的輕描淡寫困難得多。對於外界的批評，中共也不能用「唱衰」或「唱好」的簡單二分法來區分敵友。

「趕超」意識根深蒂固

我們不妨從中國發展策略的歷史脈絡來探討造成當前困難的原因。這個歷史脈絡，簡單地說，就是八十年代中共雖然摒棄了以往强調重工業為重心的蘇聯模式和毛式大躍進的妄想與文革狂想，但建國以來那種「趕超」意識依然根深蒂固，不論是改革派所説的再不改革就會被開除「球籍」，或是保守派擔心有一天會被國際資本主義陣營吞併的擔憂，「趕超」的心態深植人心。

幸運的是，當時的國際氛圍十分有利，放棄了蘇聯模式，採取「比較優勢」的方針，依循農產加工業、消費品工業逐級上升的亞洲小龍「雁行」步驟，很快就產生可觀的經濟成果。在台資、港資牽頭的外來直接投資（FDI）挹注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私企和實爲私企性質的所謂鄉鎮企業，以及外資、合資產業迅速蔓延開來，生產出大量的民生用品和消費品，這些價格低廉的產品不但滿足了大陸居民的需求，而且還行銷海外去創匯。究其實，中國在八十年代初期，經濟是從一個很低的起始點向上爬升的。發展方針正確後，不但外資迅速湧入（2008年的數字是六千七百億美元），也攀升為超過日本的世界最大外匯存底國（2008年總額超過1.5兆美元）。從東亞地區大雁帶小雁的「雁行理論」來看，加入雁行列隊的中國，無疑是一隻超級大雁。但大陸學者避而不談的是，東亞的大龍小龍或大雁小雁，除了香港回歸後的沉淪外，最後在政治上都蛻化為民主體制的國家，唯獨中國這隻大雁未來的演變至今仍是一個未知數。

不均衡成長策略

以我粗淺的理解，八十年代初，中共放棄了蘇聯模式，卻並未放棄「趕超」心態。「趕超」心態落實在發展策略上，中共選擇的是一種不均衡成長策略。

隸屬不均衡發展理論這一門派的經濟學者，與世界銀行或聯合國的經濟委員會是有些淵源關係的。按照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經濟發展策略》一書中的説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强求均衡會分散力量，導致整體發展緩慢，所以把資源集中在重點領域是更有效的成長策略。此即中共領導班子喜歡强調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在資源配置上，不同於過往蘇聯模式的，是沒有那種過度偏重鋼鐵國防等重工業而輕忽消費品工業的極端作法。但重工輕農的傾向依然存在。理由是，農業是一原始階段，產生的聯繫（linkages）較弱。

赫希曼認爲不均衡成長策略的重點是先加强會產生聯繫的部分產業，所謂聯繫，可分前向聯繫與後向聯繫，投資某一產業能進一步刺激對該產業下游的投資，即爲具前向聯繫，投資某一產業能刺激對該產業上游的投資，即爲具後向聯繫。作爲領頭的標的產業和由其帶動的上下游產業自然形成推動經濟成長的產業鏈。對於不均衡策略的制定者來説，發展路徑基本上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發展初階段，可將有限的資本集中投資在具有强大產業關聯特定領域，以期經由這些領域的發展，帶動整體的經濟成長。其中的邏輯是：某一個經濟部門必定會比另一部門的成長快，因此就持續需要不均衡成長，因爲後續投資必會補償現存的不平衡。赫希曼的名言是，如果經濟是要保持向前進展，發展政策的任務就是要維持一種緊張狀態，維持不成比例與不平衡。採取這種投資策略，新的不平衡就可能出現，因而需要進一步的補償性投資。

由此可見，經濟成長是不需要以均衡方式推進的。經濟發展天生就是要打破均衡狀態，各部門的不平等發展往往會產生迅速發展的條件。較發達的工業部門，提供未開發的工業部門成長的誘因。譬如房地產行業作爲龍頭產業，它拉動的上下游包括鋼筋、水泥、建材、家電等，也創造了房屋買賣仲介等相關就業項目。

然而，在策略的實踐上，這個發展階段應該維持多久？何時應該適可而止？ 有沒有一個期限？這就要看一國經濟的要素稟賦，決策層對此有無共識。屬於這個門派的學者如辛格（Hans Singer）、史特利登（Paul Streeten）並不認爲不均衡成長策略能夠無限期持續下去。赫希曼雖認爲理想的投資方案是不平衡的，但他也絕不主張這種策略可以不顧民生福利。在他看來，理想的情況是發展到了一個地步，消費性生產與投資性生產幾乎達到同步進展。但要達到這個理想並不容易。

中國經濟從2021年以來陷入了困境。最突出的是大小城市的「水泥森林」房地產，或是價格大跌，或是爛尾。

「過時」因素

赫希曼後來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不均衡成長策略也有「過時因素」。從好的方面看，這種策略有相輔相成的互補性，亦即某一產品或服務生產的增加，會積累對第二種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從而引起的一系列效應會接續引導新的投資項目。扮演「領頭羊」的是具有最大互補性的產業。但問題是，投資計劃進展到一個地步，就會達到一個轉折點，也就是當投資變成了「非生產性」投資的時候。通過投資渠道不斷挹注資金，可是在許多方面開始出現成本大於效益，債務超過償債能力等「非生產性」特徵時，就須考慮改弦易轍了。否則就是浪費資金，枉抛財富。由此產生的經濟活動，表面上拉抬了GDP增長率，實質上國家財富並未增加。

以中國的情況來説，2007年溫家寶總理就已承認中國經濟嚴重失調、失衡、不平等，因此有再平衡的迫切需要。當時經濟失調、失衡表現最突出的是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民間消費不足。與投資的增長相較，民間消費支出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政府長期抑制工資增長的政策，加上缺乏社會安全網，迫使民間長期保持高儲蓄率；過度依賴出口，使得出口在GDP中的占比過高（接近30%），總體經濟的穩定性易受外在因素和國際景氣的影響；社會貧富差距大，區域發展不均衡；以製造業為重心的第二產業固然推動經濟的高速成長，但在資源配置方面排擠了其他部門的健全發展。最欠公正的是，政府爲了招商，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在政策上有意使得農民工在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等方面受到歧視待遇，形成「二元勞動力市場」（吳介民，2019：238）。在城市做工的農民工無法取得戶籍，子女無法受教育。按國家統計局頒佈的數字，全國農民工人數幾乎達到三億之多，對官方宣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説，這不也是一大諷刺？

很可惜，在溫家寶倡議發展策略「再平衡」的時候，因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風暴，迫使中共採取應急對策，「再平衡」的構想沒有落實。

如今回過頭來看，要實現再平衡，經濟學界明白人的處方簡單明瞭，就是結束已經過時的不均衡成長策略，過渡到由消費驅動的需求側模式。新策略的首要步驟當然就是資源的再分配。

消費需要「刺激」，需要「提振」嗎？現在不要説低收入群體不敢消費，就是返貧的中產也不願消費。大陸學者縢泰和張海冰就指出，中國居民的總收入，扣除所得稅、社保等開支後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從八十年代一度達到63%的高點後，便逐年下滑，近年維持在43%至44%之間。相較之下，美國人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為72.23%，2020年達到85.53%，2021年為82.18%。整體看來，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長期偏低，近年更呈下降趨勢。（ 縢泰、張海冰，《觀察者網》，2025/3/18）。2023年，中國GDP雖然已居全球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不僅比美國相去甚遠，比多數歐盟國家（占比為65%）的差距大，比一些開發中國家的占比（如巴西62%、土耳其60%、墨西哥60%、馬來西亞61%）也差距甚多。「中國經濟奇蹟」 基本上並未反映在居民收入的增速上。這是一個客觀現實。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喜歡彈什麽「江山就是人民」之類的高調，但我們從財政支出中民生支出的占比來看，中國居民獲得的轉移性收入是嚴重不足的。1998-2010年期間，政府在公共醫療、衛生、公共教育和社保項目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在發達國家中，法國為35.82%，德國為33.48%，荷蘭為27.46%，英國為27.45%，日本為23.07%，美國為19.61%，加拿大為18.72%；在東歐轉型國家中，波蘭為27.9%，匈牙利為26.74%，捷克為23.19%，斯洛伐克為22.06%；中國只有5.33%。

台灣2022年在財政支出中，社福開支（包含全民健保、老人福利、社會保險）的比重占23.91%，教育、科學、文化開支占比為21.7%，此外，還有醫療衛生項目占比為6%至7.5%。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經濟發展的目的何在？為了民生幸福，除了有形的硬體建設之外，還要培養無形的人力資本。中共的「國師」王滬寧，憑著早年在美國旅游期間的粗淺印象，推出「東升西降」的論説，成爲内宣的題材，究其實，是一種「假大空」的渾話。以國民受教育程度相比較，在世界上衆多國家中，中國國民的教育程度極低，只有6.9%的人擁有大學及以上的學歷。中國人歷來歧視的印度，比率要比中國多出一倍有餘。有歐洲矽谷之稱的愛爾蘭，比率為52.4%，英國為43.6%，美國為40%，南韓為39.4%，台灣為38.9%，日本為34.8%。

有一位討了美麗的杭州姑娘為妻的美國學者Scott Rozelle，在中國農村做了四十年的田野研究。他熱愛中國，在《看不見的中國》一書中，他坦率指出巨大的城鄉差距會成爲中國崛起的阻礙，廣大的農村未受教育人口無法撐起後工業轉型所需的人力資本。如果只有8%的適齡年輕人在讀高中，只有30-40%的在職成年人擁有高中文憑，這些非技術工人的前景將會如何？

今後中共會將政府的財政收入增撥到教育支出，提升人力資本？會增加居民收入，改善社保，增進消費的用途嗎？

換言之，中共領導層有無可能改弦易轍，放棄「產業革命」的玄想，從過度依賴投資出口，壓抑消費的供給側模式，過渡到消費驅動的需求側模式？從2025年10月中旬中共高層商討2026至2030年政策方針的會議顯示出，他們雖承認未來的發展環境複雜多變，有許多「難預料的因素」。但他們仍會奉行以製造業爲主導的發展道路。似乎還是打造强國，實現中國夢那一套。前幾年話不離口的所謂「新三樣」（鋰電池、光伏電池、電動車），究其實，也只是占GDP的10%，占2023年出口總額的比重不到5%，並且由於政府補貼的傾銷問題違反世貿規定而受抵制，近年銷售雖有大幅增長，但仍然不能發揮像過去老三樣（服裝、家電、家具）那樣的促進就業的作用。然而，產能過剩不得不靠削價傾銷的出口以維持就業數字，由此衍生出的「一帶一路」，靠貸款補助性的失血輸出，利弊如何，MIT 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已有精闢的分析評估。

今後中共會將政府的財政收入增撥到教育支出，提升人力資本？會增加居民收入，改善社保，增進消費的用途嗎？

發展六階段

研究經濟發展史的羅斯托（Walt W. Rostow) ，早年曾提出一套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成長階段：非共產主義宣言》，1960）。他心目中的經濟發展可分六個階段。從傳統社會的初階段，進展到一個邁向起飛的過渡階段。繼而從開展工業化，在工農業中大規模推廣應用新技術，令投資率上升，進入工業主導部門迅速增長，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的起飛階段。然後是經濟走向成熟發展的階段，現代科技普遍推廣應用，經濟持續增長，投資擴大，新工業部門迅速發展，國際貿易大幅增長。接下來就是晉級到「高額群眾消費」的第五階段，經濟主導部門轉到耐用消費品生產。最後，正式進入「追求生活質量「的第六階段，主導部門為服務業與環境的提升。

羅斯托後來在《政治與增長階段》（1971）一書中認爲，「起飛」和「生活質量改善」是兩個關鍵性階段。按照他的預測，從起飛到成熟，須經大約六十年的時間。就此而言，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從起飛到成熟，只用了四十年的時間，成果確實斐然。但並沒有邁進到第五和第六階段。

爲什麽呢？因爲習近平上台後仍要繼續戀棧於不均衡成長策略，不顧這個策略有它的「過時」因素，因而就構成了陷阱。

陶醉於產業革命，以產業升級與創新為重點的發展模式，其實是 「趕超」意識的體現，也是中共領導人的一種難以扭轉的執念（idee fixe)。 這種執念從中共建國初始到改革開放，一直左右人心。要强國，要稱霸，要成爲區域強權，世界霸權，卻忽略了為人民謀幸福才是應有的初心。他們拒絕資源財富的再分配，唯恐那會阻礙「趕超」的速度，失去製造業的重心。唯恐那會阻礙强國夢的實現，卻無視於消費驅動的需求側發展模式的實踐，會開啓一片廣闊的天地。

享受「特供」，衣食無慮的中共領導人要年輕一代繼續「吃苦」，年輕一代的答覆是「躺平」。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誰怕吳國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