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怪獸家長、正義魔人圍攻，日本老師怎麼辦？
銀幕上的新聞標題閃現：「殺人教師」。家長哭喊、鏡頭追逐，媒體急著把人推上斷頭台──觀眾還沒反應過來，這就是電影《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一開始營造的震撼。
身兼老師的我，看著這一幕，心裡其實一驚。因為那狼狽的身影，不只是電影裡的角色，也可能是任何一個在教室裡努力撐著的我們。尤其作為觀眾，在那一瞬被拉進那個充滿道德恐慌的氛圍裡──彷彿我們不需審判，社會就會把你定罪。
2003 年，小學教師藪下誠一（綾野剛 飾）被學生冰室拓翔的母親冰室律子（柴崎幸 飾）指控對其子施加體罰。這起事件被《週刊文春》的記者鳴海三千彥（龜梨和也 飾）發掘，並以實名報導的方式刊登在雜誌上，文章以煽動性的語言描寫事件，引起社會極大震動。
上圖／光年映畫 提供
隨著劇情推進，法庭裡雖然逐漸浮現另種有利教師的說法，但校方與教育委員會卻已率先逼著主角低頭道歉，他的家庭也早在壓力下支離破碎。這部電影不斷追問我們：在媒體、官僚、司法多重夾擊下，誰能承受「未審先判」的代價？
而看似遠在日本的真實案件改編，其實正照見臺灣社會的角落陰影。
媒體浪潮與「正義中毒」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媒體成為第一個揮舞石頭的人。
《捏造》一開始便鋪天蓋地打上「殺人教師」的大字標題，放任家長在鏡頭前哭喊：「這樣的老師怎麼能繼續帶孩子？」這般情緒不是毫無理由，而是源自家長對孩子安全的恐懼──只是，當這份焦慮被媒體放大、操弄時，便容易轉化為另一種傷害：攝影機開始追逐著老師逃脫人群的狼狽身影，他的臉與姓名不斷被公開散佈，職涯與家庭也全數攤在鎂光燈下。
於是，真相尚未查明，他早被迫戴上罪人的枷鎖。這種集體的「正義中毒」，看似路見不平，實則在沒有完整證據前，就把人推入萬劫不復。不只撕裂了雙方當事人，也讓原本應當冷靜的司法程序被外力推著走。
電影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當案件被推上媒體大舞台，氛圍中充滿了對體制的不信任，捲入的集體社會極度渴望嚴刑峻罰，偵查和審判跟著變得搖搖欲墜，難以堅持獨立判斷的個性。就算日後判決無罪，過程中失去的信用、家庭的裂痕、社區的排擠，往往也無法被彌補。
上圖／光年映畫 提供
更嚴重的是，當媒體把「有罪推定」渲染成社會共識，檢察官與法官也難免受到輿論牽動，證人亦可能順從社會期待，冤案就可能在這樣的搖籃中誕生。這也是《捏造》故事最悲劇之處：老師不是被證據擊倒，而是在被判刑之前，就已被輿論吞沒。
這種現象，臺灣並不陌生。2013 年「媽媽嘴咖啡」案中，因員工涉入八里雙屍命案，媒體瞬間將店主呂炳宏塑造成兇嫌代表，咖啡館也被貼上「殺人咖啡館」標籤。雖然最後真兇另有其人，呂炳宏卻早已被輿論重創，生活與名譽迄今難以完全回復。這與《捏造》中教師的遭遇相互映照：一個在校園，一個在社會，都因未審先判而背負不該承受的代價。
就連相當守護言論自由的大法官，都在司法院釋字第 623 號與 509 號提醒過：言論自由雖然重要，但當報導過度侵害名譽與隱私，國家就有責任設下界線。否則，一則新聞換來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多方沉淪，只剩媒體獲利。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捏造》還告訴我們：輿論的壓力從未止步於審判，它還會逼迫官僚體制急著切割，把涉案的人推出去當代罪羔羊。
官僚體制的冷漠與自保
在《捏造》裡，最讓人窒息的恐怕不是媒體的喊殺，而是教育官僚的無情切割。
電影中，校長與教務主任沒有選擇調查真相，反在第一時間冷冷說道：「老師請現在道歉，事情就能結束。」滿腦子只想逼屬下在第一時間「認罪」，換取自以為是的風平浪靜。這種自保，正是官僚文化的縮影：切割責任，以防來自媒體的種種爭議；只會嚷嚷依法辦理，卻從不在乎冤案的代價。
結果既沒有真正守護學生安全，也沒有給家長圓滿交代，只是把矛頭推向第一線老師，讓所有人都陷入失望與不安。
上圖／光年映畫 提供
場景的另一邊，還記得 2025 臺北「四邊包繩不打洞」的世壯運布條嗎？原本只是施工提醒，卻像一紙寫給行政文化的病危通知。從「Taiipei」拼錯，到「Next Day King」的志工證，錯誤一再發生，背後來自同樣的官僚機轉：基層怕多做多錯，乾脆噤聲；上層為了形象，只求快速止血，把責任努力往外推。
正如經典《誰讓公務員生了病？》一書提醒我們，冷漠不是天生，而是長期防衛的結果。當上層傳遞的訊號是「照流程走就好，誰管其他那麼多」，久而久之「不聞不問」就成了下屬的職場生存智慧。電影中的教師，也就這樣成了體制的犧牲品；我們在現實生活看到的布條笑話，更是制度只想著安穩自保的寫照。
而《捏造》中這股盤旋在行政體系的極度冷漠，一路延伸到審判現場才得到緩解──要等到法庭介入整起案件，整起事情才出現轉機。
法庭能帶來真相，卻也止於相對
在《捏造》裡，劇情的轉折點正發生在法庭。那裡不是單純的真理殿堂，而是一個交錯著不同說法、證詞互相衝突的場域。
老師終於有機會開口，不再只是被輿論壓在地上磨擦。但他的聲音並無法立刻被聽見，而是要歷經質疑、證據與輿論的拉扯下，才能一點一滴地被採信。
這提醒著我們，犯罪真相並非像數學計算一樣能得到唯一答案。記憶會扭曲，說詞可能摻雜謊言，甚至法律的解釋也會隨價值觀而擺盪。就像電影中各種證詞的矛盾一樣，「真相」其實更像是一個被重組的樂高積木，而非能百分之百還原的絕對實體。
因此，我們更需防範媒體帶來的正義中毒，要小心審判中所建構的「相對真相」，它不是絕對地還原過去，而是現行程序下最能被社會接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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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法院的重要性才更加凸顯。它的價值，不只是產出一紙判決，而是把社會上零散的指控與情緒，轉化成有規則的辯論，讓爭議得以充分審議，不再只是口水與謾罵。
看回臺灣，社會同樣也有一碰到社會新聞就大聲咆哮，而難以好好討論的困境。如何讓大眾理解並支持這種「相對真相」，而不是讓判決每每被輿論淹沒，國民法官制度正是其中的關鍵嘗試──透過民眾參與，讓判決不只是專業法官的認定，更成為社會打造集體共識的嘗試。種種如此，都是要讓審判重拾信任的努力，值得被關注議題發展的你看見。
《捏造》提醒我們，司法並不是這齣悲劇的最後一站。當媒體的正義中毒、官僚的切割、法庭的相對真相層層交疊，最終承受一切的，仍是苦撐於教學現場的老師。
教師的現場壓力，與若有似無的教師節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最讓人心痛的，是鏡頭下那位被迫獨自承受一切的教師。課堂上，或許他才剛安撫完一個哭泣的孩子，手機卻又馬上響起，劈頭就是家長質問：「你敢保證我的孩子沒有受傷害嗎？」
這樣的壓力每天不斷襲來，老師並非故事裡的英雄，而是最脆弱、卻又被推到火線最前面的人。身為同行，我完全懂這種壓力。因為我們的日常，往往就在「安撫孩子」與「應付質問」之間來回。
日本稱之為「怪獸家長」的現象，臺灣同樣存在。
上圖／光年映畫 提供
當投訴變成武器，輿論也經常先行定罪，教師專業尊嚴被一點一滴侵蝕。讓更多人選擇在下班後低聲抱怨：「少做少錯，否則就等著被鬧上新聞。」這樣的氛圍不僅削弱了教育品質，更讓教學現場逐漸成為高風險職業環境。
片中老師孤立無援的身影，彷彿訴說：教育不是只靠個人韌性就能撐起，更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
也因此，教師節不該只是一場形式化的慶典，而是年度提醒：除了口頭的讚美，我們是否真的給了老師們足夠的支持？
孩子的安全、家長的信任、老師的尊嚴，本來就是一體的。如果只保護其中一方，最終崩解的會是整個教育共同體。
教師節之所以重要，從來不在於全國要不要放假，而在提醒我們：媒體若持續正義中毒，官僚若習慣冷漠切割，法庭也因為頂不住壓力而無法找到可供支持的真相，在未來無盡的校園爭議裡，教師終究再度成為那個被推出獻祭的人，進而引發無止境的失衡。
那該如何反轉這股連鎖反應？我們須試圖讓媒體懂得克制、讓官僚願意承擔、讓司法守住程序，也讓社會願意作為老師真正的後盾。而當我們同時選擇心疼老師的同時，也是正在守護許多孩子的未來。
或許，可以從去看看這部電影開始──看見老師的痛，是一種心疼的方式。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影評：怪獸家長、正義中毒，日本人怎麼拍出了臺灣現況？》，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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