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香港最近的一天，她在出境大廳整整痛哭了三個小時……

文／陳映妤

看著窗外的光／分不清是路燈還是太陽／仔細搜索著自己的身體／試著找出一道合理的傷／卻還是得說謊

──草東沒有派對，〈床〉

我記得那個灼燒的氣味，也記得那種撕裂的恐懼。二○一九年十二月，我自告奮勇飛到香港報導。只因為無法接受自己身為一名記錄者，卻躲在台灣，隔著新聞畫面看著香港直線墜落。

那是反送中後的第一個聖誕節。

抵達香港後，我先和我在英國一起讀書的香港朋友 Tiffany，約在重慶大廈裡的一間印度餐廳。當時台灣正逢二○二○年的總統大選前夕，選情如火如荼，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成為該次選舉的關鍵。我送她台灣立委候選人吳怡農的競選小物，讓她體驗一下當「農婦」的小確幸；她則塞給我一塊小方巾和一罐清水噴霧。

「這幾天我們會用到，因為不論有沒有到前線，在香港出門吃個飯都有可能被催淚彈嗆到。」她語帶輕鬆地說。

那個當下，我一時語塞。看看香港，台灣真是幸福，選舉吵吵鬧鬧，還有時間垃圾話比較哪個候選人比較帥。

香港的攝影同事，在我和 Tiffany 還在一間「黃絲」餐廳吃著熱騰騰的西多士時，直接拎著印有「PRESS」字樣的防彈頭盔和粉紅色的防毒面具走進來。

「拿去。」他將裝備遞給我。「等下有一場聖誕的抗爭集會，妳可以跟著我。」

傍晚六點，集會從九龍尖沙咀一間海濱購物中心開始。一身黑的蒙面示威者先在商場和平繞行，有些戴著聖誕帽應景。他們喊著「愛比暴力強，與警暴割蓆」等口號，呼籲港民抵制藍貨和中國貨，並在各個知名品牌店外貼上抗爭標語，在模特兒身上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

接著，本來在外頭的鎮暴警察開始進到商場，我們跟著示威者衝進衝出。他們像城市裡的忍者，輕盈快速地在室內外切換。相形之下，我笨拙得像一台當機的機器人，光是戴好豬嘴就花了老半天。示威轉往室外，同事熟練替我調整好面具位置，便領著我往街頭走去。

街上，很快聚集了近百名抗爭者。速龍小隊#32排成整齊陣式迎面而來，手持槍枝，一步步逼近，像一台慢速行進的坦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一聲高過一聲。示威者試圖勸退鎮暴警察，對方不為所動，只是換上不同顏色的旗：黃旗——「你現正違反法例，你可能被檢控」；藍旗——「這集會或遊行乃屬違法，請立即散去，否則我們可能使用武力」；黑旗——「警告，催淚煙」。兩邊以廣東話激烈對峙，我一句都聽不懂，只看得懂黑旗上的警告字樣。

就在最接近鎮暴警察的那一刻，我看見身旁的香港人像集體接到無聲指令般，身體已經進入起跑姿勢。下一秒，槍聲連發，催淚煙朝四面八方炸開。我像回到小學百米賽跑，腎上腺素從身體裡竄出，跟著前面的黑衣情侶狂奔，躲到一棟大樓的屋簷底下。

催淚瓦斯釋出的白煙很快蓋住我的視線，不知道是豬嘴在疾跑時歪掉，還是我哪個環節疏忽，催淚氣體還是不費吹灰之力鑽進面罩，從我的呼吸道直衝鼻腔、咽喉，很快我就感覺到氣體正灼燒著我的肺。我躲在角落不斷咳嗽，眼淚瘋狂往下掉。我已經分不清那是催淚彈逼出的眼淚，還是我恐懼的眼淚。

那一刻，我和香港同事走散了。他留在前線，我一路往後逃。對他來說，這只是反送中半年來再普通不過的一夜；對第一次站在這樣前線的我而言，卻難以平復。

整座城市瀰漫在催淚煙霧裡，恐怖又迷幻，但行人仍沒有忘記過聖誕節。轉一個彎後，我看見一對夫妻推著娃娃車逛街，頭戴聖誕鹿角，臉上掛著微笑，逗弄車裡的孩子。白煙從他們的鹿角上飄過，像從一部失控的電影裡走出來卻面不改色。地鐵停駛，公車停開，催淚彈爆裂聲卻沒有停。行人聽見了，卻沒有抱怨，也沒有四散奔逃，只是默默接受這個城市的失序，並在失序裡摸索出新的秩序。

原本抗爭集會的地點，離我住的青年旅館只有五分鐘路程。那一夜，我絕望地一人走在路上，在封路與繞路之間來回折返，足足走了將近三小時才回到旅館。路上遇到的每一位香港人，都溫柔而平靜地幫我指路。

二○一九年的聖誕夜，截稿後我躺在尖沙咀青年旅館狹窄的床鋪上，一遍又一遍問自己：是怎樣恐怖至極的政府，才會把一座城逼到這個地步？

香港人所經歷的抗爭衝突場景，在當時可能已經足夠讓人心痛，但在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北京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之後，所有街頭感受到的熱血振奮，血淚交織，竟都成了難以再現的夢境。加上新冠疫情的催化，示威群眾從街頭退去，抗爭的標語海報從牆上消失，城市如中共所預期的迅速「安定」下來了。曾經可以大聲說出的話，被迫藏進每個人的喉嚨深處。所有的憤怒與絕望，也被迫壓在水泥叢林的地基底下，不被允許探頭。

有人被捕入獄，有人選擇隱退，有人默默以個人之力守護已經面目全非的城市，也有人，悄無聲息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二○一四年占領中環發起人之一的學者陳健民，在接受《香港不屈：不能被磨滅的城市》作者林慕蓮的採訪中形容，香港人開始患上「放棄生存症候群」（resignation syndrome）。這個疾病最初是在瑞典的難民兒童身上發現，他們的症狀包括吃不下飯、不想說話，或是無法下床等對生存失去力氣的反應。這些症狀似乎也出現在像西西這樣的年輕抗爭者身上。

西西不確定自己是否後悔離開香港。

落腳台灣後，那份對獄中手足的愧疚感更猖獗地吞噬她。她難以消化自己如此倉促地離開那塊滋養她的土地，那群她用身體守護過的人。她一邊承受內心的壓力，一邊還是得面對新生活的繁複挑戰。

她想繼續為香港做點事，不論是繼續談論香港，還是幫忙手足翻譯文件。但每天早上從陌生的飯店床上醒來，總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把她往深不見底的地方拉，讓她幾乎無法起身。

她沒有力氣找工作，更沒有力氣在剛畢業後，再申請學校，為此取得在台的居留身分。她自嘲在台灣過著「退休生活」——她學習盆景，到離島散心，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發作時，她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如果手還有一點力氣，她就抄寫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那樣一遍又一遍地抄。「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她讓自己與痛苦之間，至少隔著一首心經的距離：「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但現實生活裡，卻無法真的如心經所言：「能除一切苦。」

首先在台灣，西西也無法感覺到安全。中國的觸手要伸進台灣確實不難。在台的親中勢力，也足以對像西西這樣已被香港政府盯上的人產生威嚇作用。

二○一九年，香港知名歌手與社運人士何韻詩訪台參加台港大遊行，被公開支持統一的「大陳島鄉情促進會」成員潑漆。在這樣的氛圍下，西西在台灣搭計程車時，仍會習慣性回頭看後座與車外，確認沒有被跟蹤。因為擔心被監控，她半年內換了至少四間飯店；住在飯店時，她多半拉緊窗簾，不讓外頭有任何可能窺視她的縫隙。

從二○一九年六月到二○二二年十二月，根據內政部統計，有超過三萬五千位香港人來台。台灣因為沒有《難民法》，大部分的人根據《移民法》來台居留，但也有部分像西西的示威者，急需離境尋求庇護。

台灣政府因此以《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八條，#33提供港人一套類庇護機制。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政府先以「個案」形式提供有需要的港人人道援助。自二○二○年七月起，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簡稱交流辦），提出「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與各部會聯合審理，並提供有政治庇護需求的個案「專案身分」。此身分得以讓他們在台短期居留。據民間組織統計，二○一九年到二○二二年初，有超過千名港人透過該專案尋求協助，包括西西。

即使得到「專案身分」，當時#34只能確保他們不會被遣返回香港，但無法確保他們可以長期居留在台灣。

西西仍要定期到交流辦報到，若想取得定居身分或甚是中華民國國籍，對她來說相對可行的移民途徑是透過就學後就業。首先，她要先申請一個學位。順利畢業後，要連續在台合法居留五年，並找到工作，且最後一年平均每月薪資必須是基本工資的兩倍，才能申請在台定居。#35這也只是取得申請資格，最後還不一定能夠得到核准。

「台灣就是先讓你脫離一個危險的地方，我先把你救上來，讓你上船，但不會告訴你目的地是哪。」西西形容。她對台灣作為那塊浮木滿是感謝，但不安全感也同樣真實。

西西的擔憂也真實存在於部分在台港人的心中。

二○二一年，我也訪問了數位以投資移民途徑來台的香港人。他們反映，由於自己在中國出生、曾任香港公務員或曾在中資機構任職過，而無法通過定居申請。

其中一位是曾在香港公立大學任職的六十歲退休女士，因為任職機構被視為與港府關係密切，她被拒絕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國家利益」。另一位是四十出頭的母親薇拉，二○一九年底她帶著兩個小孩以投資移民身分來台。一年後她申請在台定居，卻遭內政部拒絕。訴願決定書上的理由是「出生地在中國」。即使她長年生活在香港，仍被貼上疑似間諜的標籤。

「如果擔心我滲透，危害國家安全，可以讓我交出我所有的社群軟體帳號，你抓到間諜罪要判我死刑我也都可以，但為什麼要讓我承受這種莫大的罪名？我們只是想要簡簡單單地過生活。」薇拉在電話裡激動地和我說。

即使定居申請被拒，他們仍然可以留在台灣，只是若香港護照到期，恐因此被困在台灣，無法出國。薇拉和丈夫最後選擇帶兩個孩子先返回香港。

薇拉在台灣時，曾發現兒子的書桌墊下壓了一張白紙，紙上畫了一把雨傘，上面寫著「光復香港」四個字。薇拉很感動，卻也知道，回香港後，這會是很危險的訊號。

「我要教他們，回去（香港）以後，都不能跟別人說你真實的想法，要隱藏自己，不論那個人跟你有多親近……我要教會他，要用你的能力武裝好自己，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是不是很悲哀的父母？」

還有一位，是在二○二○年初到台灣的愛書人羅良君。到台灣不久，他決定接手西門町一間香港人經營的書店，並改名為「意念書店」，希望在台灣打造一個香港人與台灣人交流思想的空間。羅老闆溫文爾雅，曾在香港某間書店工作多年，熟悉當地出版社，意念書店很快成為在台香港人，或是關心香港的台灣人，尋找香港獨立出版品的少數據點。

然而數月過去，他的定居申請遲遲未獲批准。他說，依據其他在台港人的經驗，如果在內政部網站上，申請進度三個月以上都停留在「審核中」，往往意味著變相的拒絕。

羅老闆擔憂在台灣待不下來，嘗試申請在英國的庇護簽證，沒想到五天內就收到核准。考量孩子的未來，他與妻女決定離開台灣。

「這真的很可惜，我想要扎根在台灣，甚至開始感覺到我已經做了一些事。」羅先生相當不捨地說。「但這一切都要結束了。」

在書店關門的前一刻，他一如往常低調，沒有在臉書專頁上公告，把最後一天當成平凡的一天。他一邊細數在書店裡讓他感到溫馨的小片刻，一邊將那些在台灣不容易找到的香港出版品，包括李立峯編輯的《時代的行動者》和戴耀廷的《愛與和平》，一本一本打包進箱。

二○二一年十二月八日，他拉下鐵捲門，與台灣暫別。

台灣政府對香港人的歡迎，並非無上限。一位曾經從事援助香港人業務的官員匿名向我們透露：「政府沒有那麼多的能耐接受那麼多的香港人，（台灣政府）站在前線對抗中國，所以選擇用最保護自身的方式。」

陸委會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擔心香港成為中共滲透來台的管道，因此提高對「涉陸因素」的審查強度，「這是對台灣人民的責任感」。

對西西來說，這些港人被拒的案例，也讓她不確定最後是否可以永久留下來。

「能不能在台灣拿到永久居留，攸關政府當時和對岸（中國）的關係。如果下一次大選換黨了，我們還能繼續待在台灣嗎？如果有一天中國真的打過來了，我還留得下來嗎？」西西說出留在台灣更深一層的擔憂：害怕成為二次難民。

「台灣政府是真的沒有義務幫香港人。」西西很清楚，她並沒有責怪台灣。

她也坦言，並不是不想融入台灣，而是真的太想念香港。

有一次，她默默買了一張回香港的機票，拖著行李一個人來到桃園機場。幸好朋友從她的訊息裡嗅出異樣，火速趕到機場，把她攔在出境大廳。

「我在機場哭了三小時，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整整哭三個小時。」西西苦笑。當時她距離香港，只有一個航班的距離，但她形容，那就像是永別，她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再回到自己深愛的土地上，擁抱她心愛的人，她也永遠無法知道，在另一個平行宇宙，坐上那班飛機之後的自己過得如何，如果要在獄中挨過幾年的歲月，是否仍覺得值得。

※ 本文摘自 《難民也有派對》，原篇名為〈8.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來自香港的年輕政治工作者，如何克服她的「放棄生存症候群」？〉，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