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專欄：中國市場經濟繼續減少　直到完全被消滅

2026年10月9日，新華社受權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意見》。這份文件在當前中國經濟轉型與外部環境劇烈變化的背景下，無疑具有極高的政策份量，值得我們推敲並據以分析未來中國發展趨勢。

這份文件，表面上看是要確認科技創新作為「新質生產力」在中國經濟佈局中的重要地位，並明確提出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在重點領域組織實施製造業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和產業創新工程」，但整篇文件最核心的部分， 應當是六個字：「國家戰略需求」。

在文件中，「國家戰略需求」被反覆提及，成為衡量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的最高準繩：「文件要求」發揮國家實驗室組織國家重大科技項目…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並提出「將符合國家戰略需求的企業研發項目按程序上升為國家項目」。文件傳達出的信號非常情緒：既然一切都以「國家戰略需求」為核心，那麼國家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的統治性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

必須指出，這種以政治使命連接經濟發展的做法，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並非突如其來，而是其一貫的頂層設計邏輯的延續。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被套上的「政治緊箍咒」：經濟發展的目標，從未脫離」中華民族偉大覆興」以及鞏固執政基礎這一政治目標敘。當產業規劃與國家政治議程深度綁定時，經濟效率只能且必須是政治目標的服務對象。實際上，所謂「國家戰略需求」，不在經濟領域，而在政治領域，經濟政策，包括產業佈局，都要服務於這樣的「國家愛戰略需求」。

最近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國家介入經濟領域的程度正在進一步強化：在所謂「國家戰略」的旗號下，經濟領域正在出現令人擔憂的傾向。例如，在汽車行業，尊界V800被賦予了「最貴國產MPV」和「遙遙領先」的政治光環，然而當權威平台對其進行基本的制動安全性測試並暴露出嚴重設計缺陷時，隨之而來的並非技術改進，而是視頻（影片）被封禁，官媒撤稿，甚至是輿論場上的「抹黑」與「辯護」。這種「出了問題先解決提問題的人」的模式，恰恰是政治引領經濟的典型表現。按照這樣的模式發展下去，外界原本期待的市場經濟因素——鼓勵創新的民營企業，公平的競爭環境，尤其是勇於進取的企業家群體，都將面臨被逐步消滅的風險。

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共政策的自相矛盾之處：關於新質量生產力的文件特別提出：要「營造有利於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良好發展生態」。然而我們都知道，真正的創新需要自由的環境，需要一個可以對政策質疑和爭辯的言論空間。在一切不能影響國家發展戰略的前提下，北京當局已經再三強調必須要唱響「經濟光明論」，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不同意見的經濟學家，即使被認為是體制內的專家，也面臨被消聲的處境。這樣的環境，如何進行真正的優化產業布局討論？這樣的矛盾，我不認為中共制訂和實施政策的人看不清楚，而明知道矛盾存在仍然堅持這樣的發展路徑，唯一的解釋就是矛盾的某一方其實只是騙局。

總而言之，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經濟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政治問題，即通過強化黨的領導，試圖用頂層設計來完成向一種新型計劃經濟的轉軌。換句話說，「計劃經濟」，或許是具備新的特色的計劃經濟，才是真正的國家戰略需求的實施路徑。而在實施這個戰略的過程中，我們將看到國家──其實本質上是黨──對經濟領域越來越多的介入，我們會看到市場經濟的因素逐漸地減少，直到完全被消滅。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