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受難家庭相扶持──見證台灣美女外交
過去白色恐怖年代，政治受難者或家屬經常遭受親友的排斥，看盡人間冷暖，但受難者及其家屬之間卻常在患難中相扶助，共度難關。在二二八事件期間被國民黨槍殺的嘉義名醫潘木枝的遺眷，與白色恐怖鄒族受難者高一生的家人，就曾經彼此協助，建立深厚的情誼，在這過程中，潘木枝的四子潘英仁與高一生的遺孀高春芳形同母子，高一生的長女高菊花與潘木枝的遺孀許素霞亦然，兩家人在雙方父親過世之前雖然相識，但往來並不十分密切，其後一見如故，相互提供協助，甚至高菊花與潘英仁建立了如同姊弟般的深厚情誼，甚為可貴，在高菊花暫住潘家的短暫數月中，潘母與潘英仁也見證到殘暴的國民黨黨國體制如何欺凌壓迫高菊花這位年輕貌美、多才多藝的政治受難者家屬，把她當成美女外交的貢品，討好聯合國會員國的官員，以獲取黨國利益。
親眼見到父親被槍決後闔眼
我的父親潘木枝醫師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擔任嘉義市參議員，因為代表嘉義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到水上機場與守軍進行和談，遭到國民黨軍隊禁錮刑求，未經司法審判，於3月25日槍決於嘉義火車站前，當年我才十一、二歲，聽說此事，馬上奔跑到車站廣場，衝入層層蜂擁觀看的人群，擠到已被槍殺的父親身旁，跪在父親腳邊，親眼目睹父親斷氣在三哥潘英三的懷裡，這個畫面對我造成極大的衝擊，對母親、兄弟也造成很大的傷害，筆墨實難以形容這種突遭橫變的巨大傷痛。當時與父親同遭罹難的市參議員還有畫家陳澄波、牙醫盧鈵欽與戲院老闆柯麟。這些人的家屬和我們潘家一樣，籠罩在悲戚憤怒的情緒裡。
父親生前既是嘉義仁醫，又是市參議員，知名度相當高，和許多當時的嘉義名流皆有往來，也知道阿里山有個赫赫有名的鄒族領袖高一生，只是，潘家與高家雖然相識，往來並不密切。
二二八慘案之後，接踵而來的是白色恐怖，抓捕更多台灣菁英，其中一位是當時稱為吳鳳鄉的阿里山鄒族鄉長高一生，其後被槍決。高家遺眷和所有受難者家屬一樣，經歷一段極為難堪的磨難，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們兩家人相識，並建立了難能可貴的情誼。
初見高一生 一個會發光的人
我唯一一次見到高一生，是在二二八期間，當時我和三哥為了避開嘉義市區的紛亂，被父母送到鄰近阿里山的交力坪，住在交力坪火車站後面的斜坡邊，有一天，火車從山上駛來，其中一節車廂很特別，跟其他車廂不一樣，大家好奇擠過去觀看，裡頭只坐著一個人，太帥了，氣質出眾，相貌不凡，他穿著鄒族領袖戰鬥的服裝，氣宇軒昂，露出白皙的臂膀，像白人一樣，頭帶的皮帽後面斜斜插上幾根下垂的羽毛，很有精神，像極了美國印第安酋長。我從來沒看過那麼有威嚴而不露兇光的人，好像會發光一樣，一看就知非同一般，平地漢人根本看不到那種氣質的人。現在回想起來，我感覺第一眼看到他的那種衝擊還存在我的心裡。
當時我就聽說，他是阿里山酋長高一生，要下山去指揮鄒族部隊。在此之前，他已經派鄒族部隊下山，協助嘉義民兵攻打被國民黨部隊佔據的嘉義機場。不過，他不是傳統的部落頭目，而是日治時代日本人培植的台灣南部原住民領袖。
後來我們家跟高家有關係，是在高一生於白色恐怖時期被抓，並槍決之後，高家人把靠近嘉義市噴水圓環附近，中山路上的房子賣給我們家，中學時我就住在那棟房子裡，但那段時期我沒見過長我數歲，高一生至愛且賦予厚望的長女高菊花。（ 高家賣給潘家的房子是 " 阿里山鄒族民生商店" ，高一生生前以此為據點，協助阿里山鄒族族人銷售山上農產品，同時讓族人下山時期，得以短暫旅宿的地點，高一生被捕前後，長女高菊花剛辭去國小教職，住在二樓，補習英文，正為出國留學做準備。現址為兄弟照相館。)
因調查耕牛與高家結緣
後來我考上台大畜牧獸醫系，大二那年有一門課，需要調查台灣的耕牛，那是農復會畜牧組的組長李崇道主持的調查計畫，他是獲頒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的哥哥，這個計畫需要班上同學分工執行，我便自告奮勇認了阿里山這個區域。
之所以想到阿里山，是因為我的父親潘木枝醫師在二二八期間被國民黨政府槍決之後，接下來的白色恐怖又抓了很多人，其中一例便是阿里山鄒族領袖高一生、湯守仁等四人，不曉得為什麼，高一生過世之後，我就一直惦念著高家的情況，很想了解他的家人現在怎麼了。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我一直很關心弱勢者的處境吧。
其實我們兩家人過去並沒有太多私交，我只知道日治時代高家人會來給我父親看病。高一生是日本政府培植的鄒族現代菁英領袖，當然，他們必然知道嘉義向生醫院的潘木枝醫師。
所以當耕牛的調查定案之後，我就寫信給高一生的遺孀高春芳(Haluko)女士，告知我的調查計畫，並希望能借住在高家。她馬上回信說歡迎，所以我一到阿里山就住進達邦的高家，並請她協助我到各處作調查。
其後不知何時起，我也開始以日語喊高春芳「卡將」，就是日語母親的意思，她還為我取了鄒族的名字。我至今還記得她在紙上寫了兩個名字給我選，其中一個叫Avai，我看了便在心中自我調侃:「我長得醜醜的（台語），那就這個好了。」剛好跟她的兒子高英傑同一個名字。
在調查的過程中，我發現春芳的鼻子非常靈敏。當時我經常請她幫忙帶路，出發前她都會準備好飯糰讓我們在山上吃午餐。有一回，我們剛剛坐在一棵樹下，她突然說:「不行，趕快離開。」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有蛇。」我們只好慢慢的起身離開，果真發現有蛇出沒。她的嗅覺就是這麼靈敏，連蛇的味道都聞得出來。
她不但聞得到蛇的味道，家裡還有很多烘乾的蛇，她都把蛇繞圈起來燒烤，烤得香香酥酥的，吃的時候就一塊一塊撥下來吃，酥酥的。還曾經給我好幾串帶下山，說對身體很好。
我們很快就熟悉了，她待我就像一家人。當時她正在努力種植杉木，因為那時政府有一個政策，要求原住民在三年內盡量開墾，所開墾的土地可歸開墾者所有，所以她才會邁力的以植林的方式來開墾土地，可是當時她已經沒錢買樹苗了。
回到台北之後，我把這件事情告訴母親，希望能給高家一些幫忙，其實那時候我們家經濟狀況已經不太好了，因為潘家被人倒了很多債，但我媽媽還是決定幫助高家，我便聯絡春芳下山到台北來，我的母親便給她一筆錢買樹苗，但我沒有過問給了多少。
她怎麼種呢? 先從山腳環繞，一圈一圈往上種到山上，先圈地就是了，她還告訴我，已經留了一塊地的杉木給我。種了樹之後，有一天春芳到台北我們家來，我和母親還陪她一起到圓山動物園看動物。
不過二十幾年後，我從非洲賴比瑞亞回到台灣時，菊花告訴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英仁，你那一塊地的杉木被山火燒掉了。」那些杉木就這樣沒了。我只是「喔 !」的一聲，沒再過問。
有一件趣事，我差一點變成高家的女婿，不過對象不是高菊花，是她家的小妹妹。我大二調查耕牛住進她家時，春芳便帶我到達邦小學去看她的兩個女兒和一群小孩在打籃球，當時還是流著鼻涕的小學生，春芳說，其他姊姊都嫁了，我只剩下這兩個女兒，留一個給你。說完，我們相視一笑。
潘木枝醫師與其妻許素霞。（翻拍自潘家捐贈給二二八紀念館的家族照片）
與高菊花一見如故
和高菊花認識是後來的事，其實她跟我們家的一些人本來就有一些因緣，她是我大嫂在阿里山念小學時的同學，加上我們有一些親戚住在阿里山，大哥常上山玩，所以知道有她這個人。
當我的耕牛調查工作結束後，菊花聽她的母親春芳說，我上山期間借住她家，而且我母親提供一些經費給春芳買樹苗這件事。
忘了是在哪裡，我跟菊花一見如故，好像是久別重逢的姊弟般開心的以日語聊了起來，雖然我生性好孤獨，但跟她初次見面卻可以敞開心懷談笑，完全沒有距離。
她是個長相漂亮，氣質兼備且風韻迷人的妙齡女子，腦筋非常好，家裡有一座鋼琴，可見她出身相當好的一個家庭，他的父親高一生在日治時代還曾被派到日本短期學習，在當時相當不容易，是日本政府特別挑選培植的南部原住民的代表領袖，戰後，蔣介石到阿里山時也是由高一生接待。
我認識她那段期間，她在歌廳駐唱。有一天，她特別邀請我到台北美軍俱樂部聽她唱歌，那是當時台北少數可以跳舞娛樂的地方。
當時她的藝名叫派娜娜，專唱英文歌，也唱一些西班牙歌謠，歌喉太棒，唱作俱佳，她不是只對著固定的麥克風唱歌而已，而是隨著歌詞自然流露一些動作，表情非常生動，是那種會逗人拍手歡笑的表情，英語也講得十分流利。
她最常唱的是Paul Anka的歌，Diana，有幾支歌我現在還想得起來。如果當時有電視的話，派娜娜無疑是台灣最紅的第一把歌手。
在那之後，我忘了經過些什麼事情，她暫時住到我家三個月，和混血兒兒子Tony跟我們全家一起擠在一頂蚊帳裡睡覺。那段時間Tony都跟我在一起，他非常喜歡白飯配一點砂糖加點開水來吃，不配菜，每天都這樣吃，我說不行，他就一臉不高興，媽媽下班回來還會跟媽媽告狀，說我不讓他這樣吃，菊花都會告訴我小孩子的這些童言童語，。
遺憾的是，這個可愛的Tony最後聽到的消息，是他當了船員，在南非船上喝酒掉到海裡過世了。
菊花跟我母親也很親，常談話，比自己的女兒還有話說，她都叫我母親歐巴桑，我母親也很照顧她，當成自己的女兒般照顧，當然我母親知道她的私生活是基於不得已，所以有一些話不方便對我說的，她會對我母親說。
她是個大辣辣不會斤斤計較的人，曉得某人騙她，也裝做不知，如果她像一般女孩子那麼會計算的話，早就是富婆了，我就是非常喜歡她這種豪爽的個性，所以兩人常在一起開玩笑，比如說，她的臉長長的，我就叫她馬面，他則以日本話叫我砂糖蟲(satohmushi)，因為我非常愛吃甜食。
1946年前（前排左一至右）高英傑和媽媽高春芳、高英輝、高英明、高英生和高一生，後面則是（左至右）高貴美、高澄美和高菊花和。（高英傑提供）
高菊花為台灣賺了兩隻軍艦
我和大哥中學畢業之後都考上台大，在我就讀台大農學院畜牧獸醫學系期間，我們家已經從嘉義搬到台北來了，就近在台大校園旁的舟山路上租一間田間農舍，地點就在台大農工系的工廠再過去一點，我每天都沿著田間小徑走路去上課。
後來高菊花和兒子Tony短暫住到我們家數月期間，Tony還很小，晚上菊花去上班，Tony就跟著我，一直到隔天早上菊花下班回來，才接手照顧Tony。偶而她一整天都沒回來，Tony也都跟我在一起。
有一次，早上七、八點鐘，我帶著Tony走過水田間的小路到舟山路上等菊花，看到她和一個美軍坐三輪車回來，不過那時候我並不覺得奇怪。
另一次清晨，她一回來馬上趴在桌子上哭，一直哭，一直哭，哭不停，我問她怎麼了，她也沒反應，哭了一陣子之後就說，昨天晚上唱歌的時候，國防部參謀總部接待了來台做軍事交流韓國的參謀總長一團人，吃完飯來聽歌，那個韓國的參謀總長指定說要她，台灣方面陪同的軍人就叫她晚上陪他，她不願意，說不要，但最後還是不得拒絕，被帶到北投去。
接著她還說：｢台灣的那一隻軍艦是我賺來的，還有那一隻也是。」我就不忍心再問下去了。當時菊花有告訴我軍艦的名字，但我忘了。
大家都知道台灣有金錢外交，除此之外，也有美女外交，在這方面菊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像台灣的農耕隊也是，都是為了討好聯合國會員國的一種方式。會到美軍俱樂部那種地方聽歌的，也都是美軍顧問團以及國民黨軍政裡的高級幹部，他們對台灣的女人予取予求，尤其對像菊花這種政治受難者的弱勢家屬更是如此。
我只知道她都跟美軍相處，尤其是美國的空軍，民間人士好像沒有。外人看她，好像很浪漫、很多情，其實是一種無奈，因為她有一種使命感，要保護家人，所以她被國民黨威權政府當成國防外交的性道具這件事，都沒有對她的家人講，之所以對我說，是因為我們兩人感情很要好，她很信任我，所以只要我問，她都會跟我談。
對了! 美軍俱樂部那個樂團好像是從菲律賓來的，後來我聽說她跟樂團裡的一個樂手要好了一段時間。
但高家的姊弟有些人對菊花敬而遠之，覺得她亂交男友，是一種恥辱，他的弟妹不知道大姊是在保護他們，也矇昧於真實的情況，因為菊花如果不跟軍方配合的話，他們家會很慘。
雖然高家人不清楚菊花的處境，但對於自身的危機還是感受得到。當時在山上，像嘉義阿里山裡的山村，最有權有勢的就是警察，所以一些人就會儘快跟警察或軍人結婚，求得保護。
菊花的大妹貴美就嫁給飛官，後來成為美國的空軍，嫁到美國去了。當時菊花還跟我抱怨過，貴美一去不回。第三個妹妹澄美則嫁給一個警察，後來離婚，住在台中。這幾個姊妹們都長得很漂亮，各個皆是雅尚的美人。
後來我去日本留學、工作十幾年之後返台去找菊花，當時她已經嫁到士林施家，在那裡我碰到她另一個十幾歲的兒子施勇男，長得相當高大，還有小女兒施昭伶。由於我和菊花一碰面就聊得很開心、很親切，這個男孩在一旁非常不高興，好像把我當成他母親以前的男朋友。
在此之前，菊花的妹妹們也曾經懷疑菊花生的第二個小孩施玫玲是我的孩子。有一回我在達邦做客，她們又提起這個疑問，菊花的弟弟英傑或英輝在旁邊則很生氣的說：「不是啦。」他們知道孩子的父親另有其人。
春芳的小米酒
如前所說，我和菊花的母親高春芳的感情也很好，情同母子。差不多1982或1983年，我四十來歲的時候，一次返台探親，帶一位東京大學的教授同來台灣，調查寄生在雞的口腔裡的細菌，因為我們需要的雞隻，必須是沒有碰過抗生素的雞，只要是餵飼料的就不行，所以我想達邦的雞很適合，就寫信告知春芳，她說歡迎，我便帶這位教授友人再度上山來到達邦。她從家裡出來迎接我們，我看到她，興奮的一把就把她抱起來，她很不好意思，咯咯的笑了起來，當時我們已經相隔很多年沒見面了。
她為我的再度來訪，釀了小米酒，還特別計算好我們抵達時，正是風味最佳的時刻，放到冰箱裡。
在此之前，菊花曾經告訴過我，小米酒如果釀造得好，就像香檳酒一樣，那個晚上，我和那位日本同事就享受著如同香檳酒般的「春芳釀的小米酒」，喝得歡暢淋漓，整晚我們都坐在庭院裡，倘佯在山林的大自然中，聽著春芳吟唱的歌，歌聲美妙，非常難忘。
在那之後又過了許久，有一回，我回到台灣，到嘉義拜訪菊花的弟弟英傑，他當時已經退休了，因為擔心母親在山上沒人照顧，便把媽媽春芳從達邦接到嘉義市區來同住，但這對春芳十分不好，結果一下山來，整個人很快就衰退了，最後一段期間住進天主教醫院裡，英傑說她當時幾乎認不得人了。
我請英傑陪我到醫院探望春芳，我看到她蜷縮在病床上，便一直叫她:「卡將! 卡將! 」她都沒理我，後來回頭，凝視著我，突然認出我來了，顯現出驚訝的表情，馬上把頭轉過去，她似乎感覺到自己變得蒼老難看。
我當時很難過，那種大半生在大自然裡生活的人，很難適應市區的生活啊！沒多久，就聽聞春芳卡將過世了。
高春芳（左）、高菊花。（高英傑提供）
和菊花的最後一面
我長年旅居日本，跟菊花難得見上一面，每次見面她都會提想念山上的生活，她過世前的那幾年，真的搬回達邦老家定居了，只要我在台灣，她偶而就會打電話來聊天，我退休之後也回到台灣搬到淡水，最常想念的就是她，一直想去看她，總是拖延。
好像是2015年吧，有一天，她打電話告訴我已經搬到山美了，還說 :「我被趕出來了，一個人住。」那時我才趕去看她，由嘉義一位姓吳的朋友陪同，距離上次在士林碰面已經相隔很多年了。我很納悶，她是為了什麼、被誰敢出來的。
她要我帶白蘭地給她，不需要國外的，台灣的就可以了，還要一大桶肯德基大雞腿，我就準備兩瓶白蘭地，也買了一桶炸雞腿，和姓吳的朋友一起到她家。
她的家很簡單，一個睡房，一個廳，然後廚房跟浴室。我一進去，她正坐在客廳的長沙發椅上看電視，看到我就說：「我沒有喝酒，你看你看，我只喝茶。」其實她茶杯裡面放了酒，桌子底下還放了一支酒瓶。
我拿起兩瓶白蘭地對她說 : 「我帶這個給妳啦! 」她好高興，久別重逢，還是跟以前一樣熟悉。臨走前，我對她說 :「下次再來看妳。」結果竟一別成永別，如今想來，很後悔當初沒常上山去看她。
2016年2月20日那天，我跟她約好要再去看她，那是上回約好的第二次再訪。我一樣準備了白蘭地，買好一桶炸雞，搭上高鐵到嘉義站，打電話給那位姓吳的朋友，他正在來高鐵站接我的途中，在電話裡他告訴我：「我現在在路上快到了，不過我告訴你，你要有心理準備，聽說，今天早上高菊花過世了。」
我感覺晴天霹靂，嚇壞了，直接趕到嘉義天主教醫院，菊花已經被送進太平間冰櫃裡了，只好請管理員打開來讓我看看。聽說是氣喘發作，藥都吃完了，從阿里山趕到嘉義市的途中就過世了。
告別式的時候我發燒，人不舒服，但我還是下嘉義來參加，告別式在醫院的地下室舉行，淚水模糊中，只看到他弟弟英傑，一位妹妹，還有小女兒施昭伶。一個原本教養極好的女子，受盡國民黨的利用與壓迫折磨，就這樣走完坎坷的一生。我責備自己為什麼沒能早一點，多幾次去看她，因此成為終身遺憾。
我和菊花的兄弟姊妹都很熟，她的兄弟姊妹是從家人的角度看菊花，卻不知道菊花是為了保護家人，撫養年幼的弟妹，而有許多犧牲，很多委屈。
我從另一個角度看她，一個既是朋友，又是姊弟的角度看她，就看出她的辛酸，並慶幸在這世上能與她建立純粹的友誼，而且是有如姊弟般的感情，這種關係，世上極少有啊。
兩家人感同身受
我和菊花同為政治受難者家屬，過去人生幾十年回憶父親成為一種精神上的痛苦，我如此，菊花亦然。我大半生都在孤獨中度過，即便現在也經常如此，過去我沒想到這種孤獨感與父親受難有關，一直到二二八平反運動開始，我才逐漸釋放這些痛楚。
大概是兩年前，促轉會成立之後，我認識了彭仁郁委員，她的專業就是研究心理創傷，從她那裡我得知可以輔導受難者及家屬進行心理諮商，那時我才開始想，我能不受到父親慘死的影響嗎？更何況我是親眼目睹。我也問了每一位兄弟姊妹，他們也都是這樣，為二二八所造成的家庭悲劇還在哀傷。可以想見，菊花當然也是如此。
今年初總統大選當天一早，投票所還沒開張，我就發一個line訊息給促轉會彭仁郁委員，我說：『我沒有選舉權，但我要我的故鄉，燦爛著由「自由」所象徵的「民主、人權」。「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這普世價值，必須死守。』
「不自由，毋寧死」，這是我的家庭在經歷過國家暴力之後，所立下的決心。
有人說，已經那麼多年了，可以走出二二八的陰影了。我要說，這些人沒有資格講這種話，只有家屬說可以達到那個程度才算數，現在還沒完了呢 ! 像中正紀念堂怎麼還在那個地方，應該藉著促轉會趕快轉型，拿掉威權時代的銅像及個人崇拜才對，然後把它轉型為台灣自由民主的殿堂，或紀念為國家犧牲的人，不管是軍人、官員還是平民，這樣才有價值。我和菊花這樣的政治受難者家屬內心的創傷也才可能撫平。
※口述者潘英仁1935年生於嘉義市，乃嘉義二二八受難者潘木枝之四子，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學系，取得農學士、獸醫師執照，早年赴東京大學大學院取得科學碩士（MS）以及農學博士（Ph.D.）。後來遠赴頼比瑞亞（Liberia）共和國，並於該國農業水産森林部擔任國家畜牧發展局總獸醫官，兼國家附屬中央農業研究所家畜衛生處處長，並領導頼比瑞亞國與獅子山國山羊發展計劃，其後入籍日本，改名藩英仁，於日本大學生物資源科學部擔任獸醫學科教授（目前已退休），專攻於動物傳染病的診斷、控制，及畜群的重建，以及熱帶畜產的發展。現往來於日台之間，從事於民間的「日台親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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