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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修憲擴軍」對台海局勢的影響重大

鏡報

更新於 02月13日22:51 • 發布於 02月13日22:50 • 鏡報
中國近年來對日本的霸凌式施壓,無疑是日本民眾價值觀改變的「重要推手」。圖片摘自防衛省海上自衛隊臉書

戰略風格/世界特種部隊與軍武資料庫主筆

2026年2月8日的「第51屆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以創紀錄的結果完結,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率領自民黨(LDP)獲得歷史性大勝,自身獲得316席,執政聯盟共獲352席,不但之後施政幾乎毫無阻礙,更重要的是跨過了在眾議院發動修憲的門檻。

直言之,這場被譽為「平成以來最重要一戰」的眾議院大選,實質上是對「戰後和平憲法體制」的一次公投,而日本選民已經用選票做出了選擇:在日益險峻的安保環境下,和平不再是理所當然的恩賜,而是需要武力捍衛的權利。

這象徵日本將修正長期的基本國策,基於和平憲法的「吉田主義」(吉田ドクトリン,即將經濟成長和發展置於日本政府的首要位置,而美國則在日本憲法的限制範圍內,承擔了大部分國家安全責任)。

為何日本國民以絕對優勢的民意,要打破「戰後和平憲法體制」?對台海局勢又會有怎麼樣的影響?

中國霸凌成日本民意轉向重要推手

在過去三十年的日本選舉中,「年金」、「醫療」、「少子化對策」等等內政議題,始終是政黨爭奪選票的主戰場,任何試圖削減社福預算轉用於國防的政客,往往會遭到選民的懲罰,然而2026年的這場選舉,反對黨中道改革聯合(CRA)其主打的「凍結軍費、倍增社福」政見未能引起共鳴,甚至可說是崩潰式慘敗,反映了日本社會深層價值觀的劇烈改變。

究其原因,中國近年來對日本的霸凌式施壓,無疑是日本民眾價值觀改變的「重要推手」!近年來,中國海警船在尖閣諸島(釣魚臺列嶼)海域的常態化巡航已升級為準軍事對峙;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高強度演習,多次將彈道飛彈射入日本專屬經濟區(EEZ),已經讓日本民眾感到中國實質的軍事威脅。

加上在高市首相在國會中明確表示,若中國對台動武,將可能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後,中國更以宣告「敵國條款」等戰狼式外交語言恫嚇,加上對日本發動包含「稀土斷供」、「軍民兩用物項對日本管制出口」、「經濟制裁」及「觀光禁令」在內的多層次報復,更讓日本選民意識到,如果國家安全不保,再優渥的社福制度也只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於是將選票投給立場強硬的自民黨,視為對中國霸權的「嚴重抗議」。

日本選民的這一抉擇,等於給了高市內閣一張空白支票,將日本的國家資源配置從「民生福利型」強制轉軌為「戰備生存型」。

解碼「憲法第九條」修訂的戰略本質:從「自衛隊」到「國防軍」

日本憲法第九條長期以來被視為日本戰後和平主義的靈魂,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日本擁有世界上裝備最精良、預算排名全球前列的武裝力量,但在法理上,它卻不是軍隊。陸上自衛隊臉書

這一條款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奇特的現象:日本擁有世界上裝備最精良、預算排名全球前列的武裝力量,但在法理上,它卻不是軍隊,而僅是「警察力量的延伸」或「行政組織」。

高市內閣推動修憲的核心,在於將自衛隊(SDF)升格為「國防軍」(National Defense Force),絕非僅是名稱上的更迭,是日軍在軍事法理邏輯的根本性翻轉,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戰略層次:

軍隊行為從「正面表列」轉向「負面表列」的法理鬆綁

目前的自衛隊受限於《自衛隊法》的嚴格規範,行動準則採取「正面表列」(Positive List),意即「法律沒寫可以做的,通通不能做」。這在瞬息萬變的現代戰爭中是致命的僵化。

成為「國防軍」後,行動準則將轉軌為國際通用的軍隊標準「負面表列」(Negative List),即「國際法與國內法未禁止的,皆可執行」,這將賦予前線指揮官在遭遇灰色地帶衝突或突發狀況時,擁有符合交戰規則(ROE)的即時裁量權,不再需要層層請示文官系統。

「交戰權」的恢復與武器系統的解禁

雖然修憲草案可能仍會保留「放棄侵略戰爭」的條文,但明確寫入「國防軍」地位,將從根本上解除對持有攻擊性武器的法理封印。

過去日本為了避嫌,不能擁有「攻擊性武器」,尤其是正規航艦、長程彈道飛彈或戰略轟炸機等,而修憲後,這些武器將被重新定義為「積極防禦」的必要手段,日本將不再受限於「專守防衛」的被動解釋,而是能合法擁有對敵方源頭進行打擊的完整軍事能力。

而日本針對武器與技術的出口限制,也應該會再度放寬,甚至不排除全面開放,以利用外銷與國際軍火市場接軌,從而使武器開發案能在外貿收入與技術交流,使用者反饋的支撐下更為順利。

能主動行使「集體自衛權」

過去雖然透過安倍晉三時代的安保法制解釋,有限度容許集體自衛權,但仍存在極大的法律爭議與違憲風險,修憲後日本將能夠像英國、澳洲一樣,在盟國(如美國)遭受攻擊時,名正言順地發動反擊,而不必等到日本本土受襲。

這對於美日同盟的運作至關重要,在台海衝突中,美軍若遭到攻擊,日本國防軍將有充分的憲法依據直接介入,與美軍進行聯合作戰,而非僅止於後勤支援,正因如此,許多人認為美國官方會阻止日本修憲,但目前觀察美國官方明顯屬於「樂觀其成」的態度。

日本將從美國的盾變成第一島鏈的矛

高市內閣在選前強勢提出的「防衛費倍增計畫」,即提前達成國防預算佔 GDP 2%的目標(約十一兆日圓),獲得了選民的背書,這筆龐大的預算將不再受到國會反對派的技術性杯葛,確保了日本防衛省制定的《防衛力整備計畫》能夠如期、甚至超前執行。

具體而言,數項關鍵的跨年度軍購案獲得了絕對保障,例如:

1、F-35 戰機採購案: 日本採購一四七架 F-35(包括具備短場起降能力的 F-35B)的計畫將加速交付,確保日本在第五代戰機的數量上維持對區域對手的抗衡能力。

2、距外飛彈庫存: 大量採購美製「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以及國產的一二式反艦飛彈增程型,不再受限於財政赤字的藉口。

3、無人機與太空戰力: 預算結構將大幅向不對稱戰力傾斜,包括攻擊型無人機群與太空監察系統的建置。

日本軍事戰略最引人注目的轉變,莫過於「反擊能力」(Counterstrike Capabilities)的實質化。航空自衛隊臉書

至於核武部分,由於太過敏感,因此高市內閣應會推動先針對「無核三原則」的修訂,例如不再堅守「不運進核武器」原則,以免妨礙美國核動力艦艇停靠日本港口,從而影響日美同盟的威懾力。

隨著修憲障礙的掃除與預算的到位,日本軍事戰略最引人注目的轉變,莫過於「反擊能力」(Counterstrike Capabilities)的實質化,即長久以來,美日安保條約的分工邏輯是「矛與盾」:美軍負責攻擊(矛),自衛隊負責防守(盾)。

但隨著解放軍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的提升,美軍在第一島鏈內的運作風險急劇升高,舊有的分工模式已無法形成有效嚇阻,高市內閣推動的軍事改革,旨在讓日本國防軍具備獨立的「矛」之功能,這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硬體方面的打擊能力延伸,與軟體方面的指揮體系統合:

打擊能力延伸

日本正加速部署射程超過一千公里的長程飛彈,重點項目包括三菱重工主導研發的「一二式地對艦誘導彈能力向上型」(12SSM-ER)以及正在研發的高超音速滑翔載具(HGV)。

這些武器的射程不僅覆蓋釣魚臺與台灣海峽,甚至能觸及中國沿海的軍事集結區與內陸飛彈基地,使日本將具備在敵方準備發動攻擊的階段,就先發制人摧毀其發射平台或指揮中樞的能力。日本不再是被動等待攔截飛彈,而是有能力打擊「射手」。

指揮體系統合

日本防衛省成立的「統合司令部」(Permanent Joint Headquarters, PJHQ)是「指揮體系整合」關鍵一步,過去日本陸海空自衛隊各自為政,與美軍的協調也多限於單一軍種。

新的統合司令部將由一名統一的指揮官直接向首相負責,並與美軍印太司令部建立常態化的聯合作戰機制,實現美日軍隊在指揮鏈上的無縫對接。

換言之,修憲後的日本,其戰略定位將從美軍的「後勤補給基地」與「本土防衛者」,轉變為第一島鏈上具備獨立遠程打擊能力的「攻擊手」,這種角色的轉變,將迫使潛在對手在計算攻台成本時,必須將日本的飛彈火網納入風險評估,極大增加了其軍事冒險的不確定性。

對台影響:區域聯防紅利與台灣自身的責任

對於台灣而言,日本自民黨跨越修憲門檻並建立「國防軍」,無疑是地緣戰略上的重大利多,但也伴隨著不容忽視的隱憂。

日本在側翼掩護增加台海戰略縱深

日本在西南諸島(琉球群島)的軍事要塞化,客觀上為台灣提供了強大的側翼掩護,隨著日本在與那國島(距離台灣僅110公里)、石垣島、宮古島部署反艦飛彈與防空部隊,並進駐電子戰單位,這條島鏈實際上封鎖了共軍艦隊穿越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對台灣東部實施包圍的通道。

日本的情報監偵能力(ISR)升級,讓台灣能透過美日台情報交換機制,獲得更即時的戰場動態,換言之,日本國防力量的強化,更讓「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從一句政治口號,具備了實際執行的可能性。

日軍強化介入的實質能力

過去外界對日本介入台海衝突的最大疑慮,在於「法律授權不明」與「攻勢能力不足」,修憲解決了法律問題,擴軍解決了能力問題。

當日本擁有長程打擊能力與交戰權後,一旦台海爆發衝突,日本不僅能提供後勤支援,還能以「存立危機事態」為由,對攻擊美軍或威脅日本生存的敵方目標實施打擊,這種潛在的介入能力,是維持台海現狀最強有力的嚇阻變數之一。

台灣避免成為「無效盟友」

然而,台灣必須警惕民眾產生搭便車心態:當日本展現出破釜沈舟的改革決心,將國防預算拉高至 GDP的2%,甚至不惜修改憲法以承擔更多安保責任時,台灣若仍陷入朝野內耗、國防預算審查延宕、或是不對稱戰力建置牛步化,將在美日安保體系中形成強烈對比。

在國際現實主義的邏輯下,盟友的價值取決於其自我防衛的決心與能力,如果台灣被美日視為「扶不起的阿斗」或防線上的「破口」,那麼日本強大的國防軍可能會轉而採取「防火牆策略」,例如優先確保日本本土或重要航線的安全,而非積極介入台海泥淖。

面對日本已跨越修憲門檻的歷史機遇,台灣方面不應沾沾自喜於「日本能幫忙」。陸上自衛隊臉書

因此面對日本已跨越修憲門檻的歷史機遇,台灣方面不應沾沾自喜於「日本能幫忙」,而應將其視為最後的警鐘:我方必須加速通過相關國防特別預算,落實國防自主與後備戰力改革,展現出與美日同盟「同頻共振」的防衛意志。

唯有自助,而後人助,換言之唯有台灣自己成為一隻吞不下的刺蝟,日本這把剛磨亮的「第一島鏈之矛」,才能真正發揮唇齒相依的聯防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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