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儀：「畢」日成名

去年，在拍賣行的鎂光燈下，英年早逝的日本藝術家石田徹也作品《運輸帶上的男人》以逾千萬港元破其身價紀錄；當時大家見證的並非單純的藝術品交易，而是一場精心編排的死亡崇拜儀式。

走筆至此，我不禁問了自己一個問題：若這些藝術家仍在世，他們真能獲得同等認可嗎？畢卡索、達利等在世時即獲成功的例子證明，市場完全有能力識別並獎賞活著的天才，但前提是藝術家必須具備某種藝術史不斷重複這弔詭現象：梵高生前只賣出一幅畫作，死後《向日葵》卻成為無價的藝術象徵；常玉在巴黎閣樓潦倒而終，如今作品動輒上億；王俊傑在抑鬱中自殺身亡，隨即被冠以「現代梵高」的標籤推向神壇。這些藝術家的共同命運揭示了一個殘酷的所謂藝術市場邏輯：對活著的天才視而不見，對死去的靈魂趨之若鶩。這種「身後富貴」現象，是資本主義美學體系對藝術家生命最徹底的諷刺嗎？

在藝術市場，怎樣理解「懷才不遇」？答案或許只有上帝說了算。「上帝」卻不是形而上的哪一位，而是莊家，他們運作著一套精密的價值計算公式。其中，象徵資本需要經過「聖化儀式」才能轉化為經濟資本。

對早逝藝術家而言，他們的死亡本身成為最有效的聖化儀式、最有故事、最能成為成名的資本。石田徹也 31 歲意外身亡，使他的 100 餘件作品立即成為「絕版孤本」，觸發了藝術品作為稀缺商品的投機屬性。最近他的另一幅作品《空置大廈內的經理座位》以 762 萬港元落槌，成為他第三貴的作品，並引發我對死亡經濟學的異想浮思。

藝術市場的死亡經濟學

死亡為藝術家作品賦予了不可複製的敘事價值。王俊傑去世後五年內作品價格暴漲 30 倍，正是資本對「悲劇天才」敘事瘋狂投注的結果，市場以吞噬藝術家的生命來維持運轉。

石田徹也畫作中那些被異化為工業零件的人體，在 1990 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初期被視為過度悲觀，卻在 2008 年金融海嘯後被重新「發現」其前瞻性；梵高扭曲的星空與麥田，在 19 世紀被譏為瘋子塗鴉，到 20 世紀卻成為表現主義的先軀。弔詭的是，當社會終於準備好理解這些作品時，它們的創造者往往已不在人世，藝術家的精神痛苦被市場轉化為消費符號。

走筆至此，我不禁問了自己一個問題：若這些藝術家仍在世，他們真能獲得同等認可嗎？畢卡索、達利等在世時即獲成功的例子證明，市場完全有能力識別並獎賞活著的天才，但前提是藝術家必須具備某種「可合作性」。石田徹也內向陰鬱的性格、梵高的人際障礙、王俊傑的精神狀況，都使他們難以參與藝術市場的社交儀式（開幕酒會、媒體訪談、藏家應酬）。更關鍵的是，活著的藝術家意味著作品供應量不穩定，死亡為藝術家的創作劃上明確句點，使市場可以安全作飢餓營銷或歸邊炒作。

畫廊系統篩選出「足夠痛苦」的創作者，將他們推向崩潰邊緣；拍賣行則等待適當的死亡時機完成最後的價值兌現。

弔詭是，當藝術徹底淪為死亡驅力的遊戲，或許我們都成了石田徹也畫中那些面無表情的旁觀者 ―― 既是異化系統的受害者，也是共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