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韌性：民主臺灣與專制中國對比

韌性是一種綿軟的力量，或者說是難以脆斷的內在生命力，前總統蔡英文在美西時間8日出席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舉辦的論壇，以「新聞標題之外的臺灣：臺灣如何用民主建構韌性」為題發表演說，在蔡英文看來，臺灣的韌性，來自民主制度的保障、社會團結的力量、務實的安全防衛、創新的經濟基礎，以及持續自我更新的能力。臺灣的韌性，是人民選擇自由，並在挑戰中不斷前行的力量。

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威權韌性理論，曾經揭示中共制度化改革對於政權延續的重要意義。今天，隨著最高權力重新集中、接班慣例弱化、社會自主空間收縮，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當原先支撐威權韌性的制度化機制受到削弱，政權還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組織控制和行政動員應對新的危機？高度集中的權力能夠迅速作出決策，但如果缺乏真實的資訊反饋與有效的糾錯機制，也可能使局部錯誤演變為全局風險。

本文將就上述話題分別綜述與分析，以比照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社會的韌性及其可持續性。

臺灣的韌性：民主社會面對挑戰的力量

蔡英文在演講中分析了臺灣的韌性究竟是什麼？它不僅是面對外部威脅時的抵抗能力，更是一個民主社會在危機中保持自由、凝聚共識、維護安全並不斷發展的綜合能力。

蔡英文認為民主有時顯得吵雜與混亂，然而在真正關鍵的時刻，人們願意保持彈性、放下分歧、形成共同力量並尋找共識，這正是所謂的「民主韌性」。她同時強調，臺灣不希望外界僅因所面對的危險或外部威脅而認識自己，而是希望世界看見臺灣人民共同建立的社會。面對網路攻擊、假訊息操作、供應鏈中斷等日益複雜的挑戰，臺灣持續參與世界、為世界做出貢獻的決心不會動搖。

在兩岸關係上，蔡英文表示，處理相關問題需要充分準備與必要的克制。臺灣社會已形成「維持兩岸現狀、避免不必要挑釁、保護自身民主與安全」的廣泛共識；民主的韌性也要靠軍事實力維繫，蔡英文提到：「在我擔任總統的2016到2024年之間，臺灣也從不同面向強化韌性。國防支出增加超過八成，同一期間GDP成長將近四成；我們也投入更多資源，強化不對稱戰力以及關鍵基礎設施。」以強大的實力平衡兩岸關係，使臺灣和平不至於因武統力量的強大而被破壞。

她進一步提到，臺灣提供給世界的不僅是半導體與科技，更是一個有豐富經驗、有能力與他人分享的夥伴。她呼籲民主國家結合各自優勢，共同打造更具韌性的合作體系，讓安全、產業與民主得以相互支撐。

我認同蔡英文的演講觀點，要補充的是，臺灣民主韌性，不僅來自制度，也來自沒有割裂傳統人文道德倫理精神，我多次到臺灣參觀考察時，既能感受到民間社會的自由隨意，也能感受到特有的人情良善，傳統德性與現代政治體現了完美融合，臺灣不僅有現代政治文明帶來的自由平等紅利，也有傳統文化多元，社會高親善度的深厚背景。

地緣政治與國際政治上，臺灣與美國、日本等民主國家親善，形成文明國家共同體，保障了臺灣在戰略上的安全，臺灣不僅是臺灣人民的臺灣，也是第一島鏈居核心地位的軍事要津，並關乎印太特別是南中國海的航行安全。

本文還要進一步強調，臺灣制度的韌性，在外交領域也表現卓異，中共利用金元外交，使許多中小國家與臺灣斷交，但臺灣卻表現出不凡的外交智慧，既強化印太區域合作，與制度相同的國家、國家利益一致的國家形成合力，又與歐美文明國家議會或社會各界合作，使臺灣議題得以提升與關注。

無論政治、經濟、外交還是軍事位置，臺灣憑藉自身的制度韌性、經濟實力、國際合作及重要戰略位置，不僅增強了自身應對危機的能力，也成為影響印太地區安全與全球經濟穩定的重要力量。

中共政權的威權韌性是否依舊？

中共政權是不是也有制度性的韌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於2003年發表《威權韌性》一文，黎安友最初認為，中共具備韌性是因為它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個人獨裁，走向了「制度化威權」——包括建立有規律的高層接班機制、黨內規範化協商、功能專業化的官僚體系，以及有限度的社會表達空間。

黎安友對習近平時代的分析指出，中共高層政治在集權化進程中發生了顯著變化。習近平上台後打破了許多此前相對制度化的安排，將大量權力收歸自身，通過強化集中領導和政治紀律壓縮公民社會空間，並把反腐與黨紀整頓轉變為由最高層直接掌控的垂直體系。從組織與紀律角度看，官僚機器因此顯得更為嚴密強大；但高壓環境也帶來資訊上的脆弱，基層與官員因畏懼而不敢如實反映情況，最高決策層難以準確掌握公眾與民間的真實想法，增加了決策脫離現實的風險。（美國之音2018年2月28日）

有限任期的修憲改變進一步放大了這種不確定性：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被廢除、終身化執政格局形成後，高層政治失去了可預測的接班規則，潛在的權力鬥爭與不穩定性隨之上升，這也使最高權力交接面臨新的不確定性。在經濟與政權存亡的關係上，黎安友並不認同簡單的「經濟崩潰論」，國際層面，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仍通過經濟、外交與軍事等手段積極擴大影響力。

我認同黎安友教授上述精闢的分析，我想進一步強調，在鄧、江、胡時代，政權的韌性主要依賴經濟的高速增長，而這與美國、歐洲對華政策相關。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美國及歐洲主要經濟體的市場開放、國際資本和全球產業鏈的深度參與密切相關。世界資本主義的血不僅使經歷文革大潰敗的中國獲得了生機，同時也成長為紅色巨龍，這是當年中共強有力韌性的前提條件。

當時中共內部不成文的規則：「七上八下」的高層退出機制與「隔代指定」的最高領導繼位方式的確立，使高層權力過渡平穩有序，也保證了高層的派系平衡。相比毛的終身制與習的修憲後連任，它使中共內政有了韌性，難以脆斷。

我們再看經濟，中共政權在兩個層面上均已失去韌性：一是國內經濟依賴的人口與地產紅利盡失，地方政府正在失去經濟支撐；二是世界工廠優勢的外向出口，因歐美相關進口關稅，使大量企業外移，隨著歐美強化關稅管控、甚至在高端技術與產品上實施禁運，為了經濟安全一步步與中共脫鉤，即便中共經濟一時不會脆斷，但已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內外動力，原有的經濟韌性，也隨之弱化。

還有就是中共體制性的脆弱性：體制內與體制外、城市與鄉村、發達地區與邊遠不發達區域，貧富分化加劇，使中國社會極易產生不穩定因素，一旦經濟或政治危機爆發，社會就會劇烈動盪，政權極易更替。

結語：真正的韌性，是制度能夠糾正自身的錯誤

比較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制度韌性，我們發現一個值得深思的政治現象：威權體制可以擁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能夠集中資源、控制社會、維持政權運轉；民主社會則通過權力競爭、公民參與、社會自治和公開討論，形成另一種制度適應能力。威權體制無法遏制通過集權走向極權的危境，可以說，集權度越高，剛性越強，韌性越弱，而這極大增加了威權體制的脆斷風險。

臺灣的經驗則提供了另一種觀察視角：民主政治不保證沒有爭吵、失誤和危機，但它允許人民批評政府、通過選舉更換領導人，並借助公民社會的自主力量參與公共事務。臺灣的民主韌性還與傳統人文倫理、現代經濟創新和國際合作相互聯繫，使政治制度之外的社會資源能夠參與危機應對，所以臺灣的韌性背後有更多的力量維繫與支撐，安全上有文明世界的協力、協防，政治上有更多的互信、互動，經濟上有更多的互利、互補。這使得臺灣的韌性是網狀的，而非集權政治韌性的單線模式（黨政一體）。

因此，判斷一種制度是否具有韌性，不能只看它維持了多少年的統治，也不能只看國家機器擁有多強的控制能力。我們還需要追問：面對錯誤，誰有權提出批評？面對危機，社會能否自主行動？面對權力失誤，制度能否實現和平糾正？

作者》吳祚來 獨立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