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腦庫裡的「布魯斯．威利」──捐出大腦、解開神經病變之謎

以《終極警探》（Die Hard）系列動作電影名聞國際的好萊塢影星布魯斯．威利（Bruce Willis）2023年確診額顳葉型失智症*，即一種影響大腦額葉和顳葉的神經退化性疾病，逐漸失去說話和閱讀能力；日前，他的家人宣布，他過世後將捐出自己的大腦供科學研究使用，希望醫學界可以解開疾病的謎題。
額顳葉型失智症*：額顳葉型失智症（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是一種退化性疾病，大多是由遺傳以及額顳葉神經元退化所致，症狀包含行為改變、失去自我照顧能力，也會變得缺乏同理心和無法理解他人的情緒等
台灣也有一座「腦庫」，目前已有115人完成捐腦同意書。你知道，捐腦和捐器官有什麼不同嗎？大腦研究可以開啟哪些疾病的治療曙光？面臨的困境又是什麼？

台灣腦庫的起點，同樣也是來自病友的大愛。2013年，一名50多歲罹患遺傳性罕見神經退化疾病*的吳姓病患，對台大醫院神經部主治醫師謝松蒼說：「如果有一天走了，希望能把自己的大腦捐出來、做研究。」這名病患堅定的態度，讓謝松蒼一直放在心上。

遺傳性罕見神經退化疾病*：因為遺傳缺陷，導致神經系統功能逐漸喪失，影響患者的行動能力。

由一名病患遺願開啟的曙光

後來，這名病人離世前一晚，家屬來電告知情況危急。隔天，也促成台灣首次完整「取腦流程」的演練，以病理解剖的方式取出大腦後，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把病人捐出的大腦分區保存更是困難，所幸，台大醫院病理科醫師張克平曾赴美接受相關訓練，得以完成病人最後的託付，在極短時間內分區冷凍腦組織。

謝松蒼指出，後續的病理分析顯示，這位病患腦神經組織中類澱粉沉積的分子型態，與國外同樣疾病的研究呈現並不完全相同，代表台灣族群極有可能與國外有不同的差異。這個發現讓團隊清楚意識到，影像與數據可以跨國共享，但「屬於台灣的答案，只能從本土的腦組織中尋找。」

從病友的大愛開始，民間和醫界推動腦庫成立，卻一直沒有適用的法律，誰也不敢擅自取腦；2019年，主管機關以行政解釋，指示腦庫可納入人體生物資料庫體系管理，才讓捐腦意願首次有了可被承接的制度出口。直到2023年，台灣腦庫正式獲准成立。

讓「捐腦」具有合法性，這條路謝松蒼努力了20多年，2024年，終於完成首例跨院合作的成功捐腦。

「13年前那位吳姓病人奠定的流程基礎，成為一個制度的起點。」

捐腦怎麼進行？和捐器官有什麼不同？
【規範】捐腦和捐器官都不能買賣、必須是無償捐贈。
【目的】器官捐贈是為了進行移植手術，希望挽救生命或治療疾病；捐腦則為了進行神經系統疾病研究，希望能研發出治療疾病的方法，因為腦與神經相關的組織不能移植。
【捐腦流程】
確定捐腦的意願：捐贈者本人與家屬討論捐腦意願，並與家人一起完成捐腦同意書簽署
病危或臨終通知腦庫：家屬或醫護第一時間聯絡腦庫
捐腦手術前置作業：腦庫評估後啟動收案
進行捐腦手術：採集腦部與組織，復原大體後交給家屬領回
研究與後續運用：腦組織分區儲存以及做病理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腦庫

20多人完成捐腦、115人簽署同意書

台灣腦庫位於台大醫學院地下二樓，研究室分成兩個房間：一間是福馬林*固定與初步處理室；另一間是大腦分區切片的工作區，3座冰箱嚴密的上了數字鎖，安靜地排列在牆邊，由監視器與紅外線穩妥地保護著。大腦送進來後，也不能重複退冰，每一次取用都必須嚴格登記，確保沒有任何一部分被浪費。

福馬林*：甲醛（Formaldehyde）的35％至40％水溶液，具有強烈刺鼻氣味，主要用作防腐、消毒劑，例如浸泡動植物標本、醫學切片。

台灣腦庫最大容量可以儲存200個大腦，2025年12月中旬，《少年報導者》記者拜訪腦庫那一天，有22個大腦正在冷凍庫中；這些捐出的大腦，除了來自運動神經元疾病（俗稱「漸凍人」）、小腦萎縮症、失智症等神經退化疾病患者外，也有健康人的大腦、作為研究對照組。這些捐到台灣腦庫裡的大腦，提供許多研究團隊前來申請提取研究。

台灣有意願捐出大腦者愈來愈多，截至2025年年底，已有115人完成捐腦同意書、即願意未來往生後捐出大腦，腦庫平均每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就會進行一次捐贈，捐贈大腦的速度出乎謝松蒼的預期，但每一位捐贈者表達捐腦意願後，謝松蒼都會珍重的親自進行審慎評估。

與大腦凋亡速度賽跑的取腦作業

腦庫的一天，通常從一通電話開始。病人往生後，家屬或醫院立刻聯絡台灣腦庫團隊，時間常在深夜，甚至凌晨。訊息一送出，工作群組隨即啟動，神經科醫師、病理醫師、技術人員陸續回覆，所有人都在和時間賽跑。

因為人過世後，腦內的蛋白質與RNA會迅速分解，一旦超過10個小時以上，許多研究價值就會消失；因此，大腦必須「即時取出」。捐腦病友會由救護車送至台大醫院，急診室醫師依法完成死亡宣告後，病理團隊立刻接手進入捐腦手術的流程，小心翼翼地取出整個大腦。

大腦無法整顆冷凍，必須立刻分區處理，這個步驟是保存大腦最關鍵的程序。一直負責這項重責大任的張克平會站上操作台，依照既定座標，一一辨識運動區、感覺區、顳葉、海馬迴、腦幹等不同的腦分區；每一刀，都對應一個功能區域，也對應一個病人留下的問題。

一部分腦組織被迅速冷凍，保留分子與基因訊息；另一部分則固定，未來會進行切片、染色，由病理醫師在顯微鏡下判讀。這場取腦與分腦區冰存處理的流程，是與時間賽跑的接力，往往持續3到6個小時，直到每一個步驟完成，病人的最後心願，才算真正被妥善接住。

台灣腦庫裡3座零下80℃的大型冷凍冰箱，真正存放腦切片的只有兩台，另一台作為緊急備援。溫度只能容許上下變化1℃，只要出現異常，謝松蒼的手機警報就會立刻響起，「不論是真警報還是假警報，我都一定會到場確認，」他說，因為這些腦組織，承載的是病人對腦庫與醫學研究最後的信任與期待。

病理解剖後，有1～2成診斷與生前疾病不同

每一個大腦，都是一個病人用生命留下的問題，也是神經醫學前行的起點。有時病人捐出的大腦病理診斷，會推翻病人生前的診斷。

張克平指出，在國外腦庫的統計中，約有14％～20％的案例，臨床診斷與病理診斷並不一致；也有不少病人，其實同時罹患兩種以上的失智症型態，這些「翻案」，正是腦庫存在的意義，「只有回到真正的腦組織，才能確認疾病的本質。」

完成分區與病理診斷後，腦組織會正式收進腦庫，登錄於人體生物資料庫系統。未來，只要研究計畫通過倫理與審查，研究者就能取得樣本，用來探索疾病治療的原理與可能性。這些腦，會在不同實驗室裡，繼續回答人類尚未解開的問題。

認識大腦分區的功能
人的大腦表面佈滿皺摺，這些凹凸並不是裝飾，而是為了在有限的顱骨空間中，盡可能增加腦組織的面積，如果把皺摺攤平，大腦會像一張巨大的薄片地圖，上面就是人類的思考、情緒與行為的解答。而且大腦是高度分工的器官，不同區域、各司其職。
額葉：位於大腦前方，負責思考、判斷、計畫與情緒控制，與「做決定」和「成為怎樣的人」密切相關。
顳葉：參與記憶與語言理解，是我們理解話語、保存回憶的重要區域。
頂葉：負責感覺整合，幫助人分辨觸覺、空間位置與方向。
枕葉：位於大腦後方，是視覺處理中樞，讓我們「看見」世界。
海馬迴：與記憶形成密切相關，是失智症最早受影響的區域之一。
基底核：與動作控制有關，帕金森氏症便與此區退化相關。

「當神經系統壞掉了，卻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也沒有好的治療，我們就得要回到腦組織去看。」謝松蒼說。「目前醫療進步，是解決了一部分的謎題，但是還有很大的謎團還沒有解決。」

阿茲海默症是最常見的導致失智症的原因。科學家最早注意到的，是病患的大腦中「類澱粉蛋白」的異常堆積，謝松蒼解釋，類澱粉蛋白真正的問題，不只是「有沒有堆積」，而是它對大腦造成了什麼影響。類澱粉原本就會被製造、也會被清除；當清除失衡，它會變成小分子，干擾神經細胞之間的聯繫，「這些變化最早出現在負責記憶的區域，所以許多病人的短期記憶區壞掉了，會記不住剛剛發生的事情。」

隨著病情惡化，神經細胞一個個失去連線，即使後來清除了類澱粉，功能也未必能恢復。這也是為什麼研究失智症，必須回到真正的大腦組織，這正是腦庫存在的原因，正是拼出答案的關鍵。

最需要被研究的失智症患，卻最難成為捐腦者

但謝松蒼提到一個「很矛盾的現實」，失智症是最需要被研究的大腦，往往來自最難完成同意程序的人。

「失智症研究，真正關鍵的是失智患者的腦，」謝松蒼說。但當疾病進展到一定階段，病人往往已經喪失決策能力，無法為自己簽署腦庫同意書。

依現行制度，腦庫收入個案必須建立在「本人清楚、自主、事前同意」的前提下。這在倫理上無可退讓，卻也造成現實困境，許多患者是在仍具決策能力的早期，尚未被正式診斷，甚至還沒意識到自己將走向失智；而一旦病情明確，法律與倫理已不允許再由本人做出決定。在現行倫理與法律框架下，難以避免地出現，「最需要迫切研究的失智症，反而最缺。」

面對這樣的兩難困境，謝松蒼尋求律師與專家的解釋，如果失智症家屬為了處置家庭事務和財務規劃，經過法院評估核准的監護宣告下，由法定代理人決定捐腦，就符合法規與倫理，當然這完全要尊重失智症病人家屬的情感與意願。

但謝松蒼指出，腦庫長程的規劃，在於長期追蹤的世代研究，目前簽署捐腦同意書的人中，真正完全沒有神經退化疾病的健康人比例僅三分之一，但這些人可能成為研究的關鍵，「因為沒有人知道，10年、20年後，他們是否會因為老化而走向輕度認知障礙，甚至失智症。」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條完整的時間線，」謝松蒼指出，從還健康的時候開始，持續累積資料。他希望未來能夠有足夠的經費，可以提供簽署捐腦意願的人，每3到5年接受一次固定追蹤檢查，包括生化檢驗、腦部MRI與認知功能評估，記錄大腦如何隨時間改變。

謝松蒼表示，根據國外腦庫的經驗顯示，完整追蹤一位捐贈者，每年每個平均成本可高達20萬元以上，是一條極度「燒錢」的研究之路，但這是疾病發生前後，最真實的生命軌跡；「這些參與者若檢查中發現血糖、血脂等異常，團隊也會即時提醒，協助捐贈者提早調整生活與健康管理，讓參與研究本身，成為一種回饋。」

「把最珍貴的大腦捐給社會，這件事本身是無價的，不能拿任何東西來比，」但謝松蒼認為，「提前討論」更重要，因為失智研究，不能只等到病人病重時才開始思考，必須在症狀尚早、甚至在高風險族群階段，就能預立捐腦決定，成為未來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