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學運與佔房運動：柏林的紅色歷史

（德國之聲中文網）柏林從來都不是一個好管理的城市。當年戈培爾擔任納粹地方黨部負責人時就曾說過，柏林是莫斯科之外“最紅的歐洲城市”。從1830年的裁縫革命、1848年的街頭鬥爭，直到19世紀後期工人階級的興起，革命、抗議和造反可以說貫穿著整個柏林的歷史。

日後成為德國哲學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家的馬克思還在普魯士萊茵省讀中學的時候，柏林就已經成了德國工人運動的中心。

1848年爆發的“三月革命”，目的是為德意志民族建立一個民主國家。這場革命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卻催生出了“全德工人兄弟會”，這也是德國最早的工人組織。

1870至1880年代，柏林湧現出了一大批機械制造、鐵路工程以及成衣制造的大型工廠。而隨著工人隊伍的不斷發展壯大，這座城市的政治文化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紅色柏林》一書的作者、歷史學家魏波特（ Axel Weipert）對德國之聲表示：“從積極角度來看，柏林變得更大眾化了。它擺脫了長期主導柏林的資產階級政治精英，普通民眾得到了更多的參與權。至少男性居民成了重要的選民。”

激進工人運動的興起

柏林的工人運動變得越來越激進。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帝國宰相俾斯麥鐵腕統治的回應。俾斯麥建立起了第一個現代福利國家，試圖以此遏制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與此同時，他還頒布法律，禁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組織、報章和集會，並取締了獨立工會。

1890年，隨著俾斯麥宣布辭職，反社會主義法規也隨之被廢除。卡爾·馬克思及其革命伙伴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思想得以迅速傳播，也為魏波特筆下所謂“真正群眾運動”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1875年，全德工人聯合會與社會民主工黨宣布合並，成立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 ，這也是德國歷史最悠久的政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社民黨在柏林的得票率一直遠遠高於德國其他地區。

1914年，社民黨和工會高層決定不反對德皇威廉二世的戰爭計劃，從而使工人運動的聲譽大受影響。但從1916年開始，柏林逐漸成為反戰大罷工運動的中心。而最早的罷工行動之一，就是為了抗議對社會主義反戰活動家李卜克內西的審判。李卜克內西同羅莎·盧森堡及其他激進左翼人士成立了柏林斯巴達克聯盟，這一地下組織也就是日後德國共產黨的前身。

在厭戰情緒、食品短缺和經濟崩潰等因素的交織作用之下，1918年1月，大約50萬柏林工人發起了大罷工。這場反戰罷工運動由“革命工長”（Revolutionary Stewards）領導發起，並受到斯巴達克聯盟的支持。“革命工長”是由軍工廠和鋼鐵廠工人和工會代表組成的秘密組織。該組織也是1918年11月9日推翻德皇統治的核心力量。

左翼組織從團結走向分裂

戰爭和暴力革命使柏林陷入了無休無止的混亂。1919年，這裡又爆發了“斯巴達克起義”，起義者試圖推翻德國臨時政府，建立一個由工人掌權的共和國。起義遭到暴力鎮壓，並造成數十人死亡。 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均被右翼民兵組織的士兵所殺害，左翼組織也從此走向了分裂。

作為新成立的魏瑪共和國的首都，在一戰結束和二戰爆發前，柏林一直都是激進政治運動的中心。這一點在擁有大量出租公寓樓的城區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魏丁、克羅伊茨貝格和新克爾恩等城區，成千上萬的工人生活在條件惡劣的公寓樓中。與此同時，擁有眾多大型工廠的柏林，也容易促成工人階級的共同利益，從而為集體行動奠定了基礎。

1919年，非法的“五一游行”遭到血腥鎮壓，造成30多人喪生，史稱“血腥五月”。當時，社民黨籍的柏林警察局長下令五一期間禁止一切示威活動，而共產黨則拒絕接受這一禁令。最終，警察向街頭示威者開槍，一些居民樓甚至也遭到槍擊。暴力事件主要發生在工人聚居的魏丁和新克爾恩等城區。

在1929年至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在失業人數激增的柏林，社民黨失去了大量選民。美國羅德島大學歷史學家斯維特（Pamela Swett）表示：“失業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這些失業者失去了同社民黨主導的工廠和工會的聯系紐帶。正常生活節奏被打亂之後，這些男子開始尋找新紐帶、尋找新途徑，以便重新贏得自尊和歸屬感。”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共產黨，以至於共產黨一度也被稱為“失業者政黨”。另一些人則加入了納粹沖鋒隊等極右翼准軍事組織。

學生靜坐示威與住房危機

1922年納粹掌權之後，大量工人運動領袖要麼被殺，要麼流亡境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柏林一分為二，分別進入不同的政治陣營。東柏林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首都。而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其他地區相隔離的西柏林，則隨著去工業化的進程，工人運動逐漸衰弱，社民黨也漸漸向右轉。

冷戰期間，為了逃避兵役，很多左派青年搬到了西柏林。這些年輕人進一步助長了以柏林自由大學為中心的學生運動。為了抗議他們認為的專制統治以及昔日納粹仍身居高位的現象，大學生們經常舉行靜坐示威。1967年，為反對波斯國王到訪西柏林而舉行的抗議活動中，警方開槍打死了大學生奧內佐格（Benno Ohnesorg）。該事件使學生們變得更加激進，並最終引爆了1968年席卷全德的抗議浪潮。

1970年代早期，嚴重的住房短缺問題，促使一部分大學生、學徒工以及年輕的移民家庭開始佔據西柏林的空置房屋。柏林自由大學工運史專家霍夫洛格（Ralf Hoffrogge）表示：“佔房運動參與者當中，既有移民工人，也有年輕工人，因此這也是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住房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

現如今，隨著所謂“士紳化趨勢”橫掃柏林，柏林也形成了全德最強勁和激進的租客運動。根據2021年的一次民調，59%受訪者支持將大型私營房地產公司的房產收歸國有。霍夫洛格本人也參加了租客運動，他在《喧囂的柏林》 (Das laute Berlin) 一書中寫道，住房危機正在成為柏林“社會主義復興”的催化劑。

霍夫洛格表示：“這並不是一場柏林租客反對房東的鬥爭，而是租客同全球資本之間的抗爭。我認為，人們已經意識到了矛盾所在，而這也就是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政策重新受到歡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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