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對稱下的「交往」陷阱──「鄭習會」如何反向侵蝕台灣安全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一、 前言：一個深層的病理現象
對2026年4月7日「鄭習會」的觀察與分析容易落入了一個盲區，即透過「尋求和平或穩定」來解讀兩位政黨領導人的會晤，忽略國民黨並不是一個能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平等戰略博弈的行為者。不幸的是，此一忽略有極大之風險會將台灣推向危險，而非帶往安全。
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也是一個有韌性的小國，但絕對不是強權。事實上，台灣高度暴露於風險之中；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讓台灣在面對一個從不放棄武力侵略它的北京政權時，永遠必須居安思維。因此，核心問題不在於「交往」（或「接觸」）能否為兩岸帶來和平或穩定，而在於一個居於劣勢的台灣，如何在不弱化自身安全立場的前提下，與居於相對優勢的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互動？歷史的實證經驗告訴我們，對於在安全情勢上居於劣勢的小國而言，跟對否認自己擁有主體性的強權進行交往，有很高的機率會得到反效果，也就是讓自己變得更不安全。
「鄭習會」的根本性問題並非是台灣在野黨的黨主席要和中國共產黨的黨主席會晤是有風險的，而是即便現在台灣的執政黨是國民黨，這樣的會晤仍一樣具有風險。「鄭習會」所體現出的是，台灣安全戰略中一種深層的病理現象：偏好以象徵性的安撫取代實質的作為，並將兩岸能有「交往」化約為兩岸能夠和平或穩定，誤認與中共高層的「會晤」會比自身實力的累積更有助於保衛國家安全。
二、台海兩岸的結構性不對稱
台灣海峽不僅是一個充滿政治爭議的地理空間，更是一個由三種相互加乘之差距（gaps）所構成之「不對稱戰略環境」。首先，是物質力量的差距；中國共產黨無論在軍事規模，還是經濟體量上，均取得壓縮台灣生存空間的明顯優勢。其次，互動關係之主從性差距；北京當局在多數時間掌握了與台北當局互動之主從性，也就是幾乎任何兩岸議題都會被北京操作或定性為「中國與台灣的主從關係」，並且北京是關係中的「主」，而台北則是「從」。第三，敘事能力的差距；明明台北當局沒有實際支配管領大陸地區，而北京當局也沒有實際支配管領台灣及其周邊附屬島嶼，但在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的敘事上，台灣的實質獨立就會被法律上台獨的爭議綁架，以致事實上明明已經獨立的台灣卻無法不去理會「一個中國」。
但基於相同的邏輯，為什麼在法律上已經變成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卻始終不需要提供詳細的解釋，或甚至總是提供背離事實的言論，將事實上沒有被自己治理的台灣說成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上述三種差距交織而成的環境下，兩岸的「交往」就如同學者David Shambaugh指出的，是北京刻意為之的「選擇性接觸」與「政治訊號」傳遞，其背後是滿滿的套路與算計，而非旨在尋求和平與穩定。此一情況對於位居弱勢的台灣來說，形成一個根本性的兩難：增加「交往」，極可能反而強化原本試圖管控之國安風險。而減少交往，通常就容易被妖魔化是台海局勢不穩定之兇手。
三、病灶的根源
為何國民黨的政治菁英與領袖偏好與中國共產黨「交往」？本文認為，答案在於對「能動性」(agency)的誤判。從4月7日會晤雙方的當事人立場來看，這種「交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鄭麗文主席證明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上擁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然而，國民黨究竟有沒有這樣的重要性應該是取決於自己和中國共產黨在台灣議題上的「能動性」是否對稱。由於「鄭習會」對北京當局之所以有價值，恰恰是因為這樣的兩岸「交往」並非對稱互惠的，反而是在向全世界展示，台灣在野黨領導人願意在中國共產黨所設定之條件下進行交往。因此，在台灣國內層次上看似國民黨具有能動性的表現，在兩岸實際互動層次上體現的是：若無共產黨這個「主角」，就沒有國民黨這個「配角」。
對台灣而言，與北京當局的「交往」不應該是政治作秀，而必須是維護生存安全的溝通。學術研究上已有汗牛充棟的文獻指出，台灣的安全高度仰賴於對北京釋放正確的訊息，對華府做出明確的保證，以及不斷強化自身民主社會的韌性。而「鄭習會」一次將這三件事全部拋諸腦後，為台灣帶來高度的不安全。因為，只要國民黨主席4月7日真的搭機前往上海，就意謂著台灣內部存在可以被共產黨分化的群體，而國際社會恐怕也會認為，即便在欠缺官方授權的情況下，台灣在野黨的領袖也還是會與中國共產黨接觸。這些「鄭習會」所傳遞出來的訊號都是台灣內部對於兩岸問題的分歧，而不是兩岸關係將因「鄭習會」而獲得穩定。
其次，「鄭習會」削弱了台灣在戰略定位上的清晰度。對華府而言，台灣內部對於兩岸問題的分歧會使美國在「美台中三邊關係」上不得不保留相當程度的模糊，而一個始終難以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的美國，就自然很難用它的承諾來擊退「疑美論」人士之質疑。最後，台灣的民主制度把原本良性的政黨選舉競爭變成稀釋自我民主韌性的兇器；毋寧，那些受到選舉誘因驅動的政治人物，為了能夠獲得黨內提名或成功連任，將不惜以台灣集體變得不安全為代價，去交換自己在的政治牌桌上的籌碼。
「交往」常被人視為一種降低風險的手段；然而，對位居劣勢的行為者而言，「交往」更多時候既不能降低風險，還可能產生安全弱化的反效果。在一個互動關係裡，相對較弱的行為者是能動性不足的，而相對較強的行為者傾向透過低成本（相較於武力衝突）的「交往」方式來讓相對較弱的一方對自己「順從」。正因為如此，台灣難以因為即將舉行的「鄭習會」而獲得更多安全，但已然因為國內政黨政治的惡性競爭而對北京釋放錯誤訊息，讓華府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戰略模糊，以及導致自身社會的民主韌性流失。
四、結語：誘人的會談內容，致命的政治輸誠
在2026年全球能源市場動盪與中東區域戰爭的陰影下，「鄭習會」的談話核心將非常可能圍繞在「穩定」、「避戰」與「未來」。詳言之，國民黨主席應該會拋出台灣海峽非戰區的論述，強調台灣不應成為美中衝突的前哨站或犧牲品。同時，在伊朗戰爭引爆的能源危機壓力下，鄭主席會試圖說服習近平去維持台海現狀，以符合其政權當下的戰略利益（特別是在內政上的經濟成長壓力）。此外，鄭主席會提出兩岸應建立某種「經貿避風港」的倡議，作為確保台灣半導體與關鍵產業不被外國關稅恣意制裁或不被其它地區軍事衝突波及之策略，甚至針對能源與電力短缺的問題，尋求某種程度的兩岸能源合作可能性。一旦上述這些倡議獲得習近平的正面回應（哪怕只是口頭性的），國民黨就可以透過「鄭習會」像台灣人民邀功，收割選舉紅利。
反之，若得不到回應，鄭麗文可打「九二共識」的保底牌，向習近平承諾國民黨會在立法院「捍衛」中華民國的「一中憲法」，換取解放軍對台「不武」的保證，以此向國際社會證明國民黨具備與中國共產黨溝通之能力，同時瓦解民進黨在國內政治上的「抗中保台」論述。
少有人知道鄭麗文主席差一點就取得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的博士，並曾在任職立法委員期間擔任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成員。如此專業的學術背景和實務經驗，極可能讓她會想利用「鄭習會」為台灣尋求國際空間的「微型突破」；詳言之，她可能會請求習近平在某些政治性低但功能性強的國際組織（如WHA或ICAO）給予台灣用「觀察員」參與的空間，並特別指定要由國民黨籍的專業人士去代表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如果這一招真的成功，最快今年5月下旬的WHA就會為台灣的民主韌性投下震撼彈，屆時台北當局如拒絕參與WHA，必將招致非議與責難；惟若同意參與，實質上淪為稻草人，喪失參與國際組織身分的主動性，也喪失指派代表的行政主導權。
最後，世人千萬別忘記，中國共產黨的主席習近平不是慈善家，而是精於計算的政客。他一定會在形式上用高規格的接待來給足鄭主席面子，但在雙人會晤過程中一定會把「反獨」或「促統」的黃金約束衣穿在鄭麗文的身上。因此，「鄭習會」結束後若能帶回任何與台海和平有關的「成果」，在本質上均只是時光倒流的老調重彈，而非往前邁進的開拓新局。換句話說，「鄭習會」其實並無法許諾台灣一個更好的未來，但極可能將台灣封印在1992年的結界裡。
這樣的代價恐怕過於高昂，因為在美中競爭更加白熱化的時刻，國共兩位黨主席的會晤將被美國解讀成台灣內部的「轉向」，也就是身為小國的台灣既然沒有毫無懸念地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並且台灣的在野黨還試圖與長期威逼武嚇它的政權私下妥協。這樣的兩岸「交往」根本不是在做外交或爭取安全，而是在做政治豪賭與致命的輸誠。
綜上所述，我們已然高度預見國民黨的鄭主席會帶回一份看起來頗誘人的「鄭習會」合約，裡面會有許多看得到卻吃不到的美味大餅。這些大餅將會對台灣的民主韌性構成挑戰，社會可能變得更加分裂，政府可能執政更加艱辛。然而，這些「大餅」在中共對台的導彈、軍演、認知戰及灰色地帶行動面前，顯得異常諷刺。事實上，如果鄭麗文能夠以在野黨主席的身分從習近平手中拿到任何承諾，本質上都是以台灣「自我防衛意志」的去軍事化作為代價！當國民黨從對岸爭取到越多紅利，台灣的國家安全與社會韌性就越脆弱。北京正在用「交往」這根絞繩慢慢勒死台灣的「主權自覺」。這絕對不是什麼互利共贏的一家親，而是教科書級別的木馬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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