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時薪加成0.25 是對外送員的合理補償
台灣的食物外送平台在過去十年間經歷了爆發式的成長,外送服務已深度嵌入台灣社會的日常。然而,此一便利性的背後,卻是數以萬計外送員長期處於勞動保障的法律灰色地帶。隨著2025年勞動部與立法院朝野黨團積極推動《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以下簡稱外送專法),台灣正面臨一個重塑數位勞動規範的歷史性時刻。
自2012年Foodpanda與2016年Uber
Eats相繼進入台灣市場以來,外送平台在台灣取得了驚人的擴張。特別是在COVID-19疫情期間,外送服務成為維持社會運作的重要基礎。然而,這種快速增長建立在一個極不穩定的勞動基礎之上:外送員被(有爭議地)歸類為承攬人員、而非受僱勞工,這使得他們被排除在《勞動基準法》的保護傘之外。
2019年國慶連假期間發生兩起外送員致死車禍,引發社會對「血汗外送」的強烈關注,政府才開始透過行政指導原則介入。然而,這些非法律層級的規範缺乏強制力,平台業者雖然開始提供部分商業保險,但在核心的薪資計算與勞動契約終止權上,依然握有絕對的單邊決定權。
時至近年,隨著外送員人數突破14萬大關,且爭議頻傳(如片面砍薪、無預警停權),立法院朝野黨團與勞動部終於達成共識,推動專法立法。目前的草案版本聚焦於基本收入保障、保險權益、演算法透明與申訴機制及離線權。基於我自己在過去四年時間針對台灣外送產業的研究,我認為這部專法不僅是必要的,更是迫切的。
分配正義的危機:基本收入保障的必要
首先,食物外送平台市場進入兩大平台寡占階段,業者已利用其市場優勢,不斷下修每單報酬、任意調整獎金制度,使得外送員在扣除成本(機車、燃油、保養、保險、手機網路費)後的實質時薪,往往逼近甚至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構成了分配正義的深刻危機,也使得原本對外送員有利的「高收入」部分消失殆盡,只剩下缺乏保障的「高風險」。
在外送員無法平等議價(喪失承攬精神)、又自負所有營運成本的情形下,立法保障外送員應獲得高於最低工資的報酬實為必要。勞動部此次提出的草案「每筆訂單報酬換算時薪不得低於最低工資1.25倍」(以2026年預估最低工資計算約為245元),此公式具有堅實的實務基礎,絕非漫天喊價。這0.25的加成實質上是對外送員自備生產工具、以及無平等議價地位的補償。
因此,1.25倍並非加薪,而是還原勞動的真實價值。立法的目的不在於大幅拉高外送薪資,而在於設定一個防止向下競爭的底線。若反對此底線,是否間接承認平台商業模式依賴於勞工低於基本工資的剝削?
程序正義的修復:打破演算法黑箱
外送員時常面臨資訊不透明的困境,無法清楚理解平台的派單邏輯以及單價計算方式,喪失作為承攬者的知情同意權。其次,外送員在面對客訴、違規的判定,往往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就直接收到警告甚至是停權的懲罰。更嚴重的是,在消費爭議發生時,平台往往直接採信消費者的投訴,單方面警告或暫停外送員帳號,使得外送員缺乏話語權,缺乏有效的申訴與救濟管道。這些都是平台對程序正義的踐踏,急需公權力的介入矯正,而外送專法草案則提出了具體的解方。首先是草案規定平台在提供訂單時,必須明確告知重要資訊(如取送地點、單價構成等)。透明化不僅是為了方便接單,更是為了消除資訊不對稱帶來的剝削感。當外送員能清楚知道要跑多遠、單價怎麼計算時,勞資關係才能回歸到對等的契約基礎上。
其次是停權程序的正當法律程序。草案明定平台不得任意終止契約,且必須負舉證責任,並建立獨立的申訴處理小組。過去,停權使得外送員隨時面臨失去工作的恐懼。將停權決策納入正當程序審查,意味著外送員不再是隨用隨丟的免洗筷,而是擁有工作權保障的主體。最後則是確立「離線權」,賦予外送員拒絕接單或下線休息而不受不利處分的權利。平台透過獎勵機制或隱性懲罰(如降低接單率導致派單減少)來變相強制勞動,而離線權的法制化,將使演算法的控制力受到法律邊界的約束,保障勞工的身心健康與自主權。
社會共識與消費者責任
如果一個產業的繁榮必須建立在勞工低於基本工資與缺乏保險保障的基礎上,那麼這種繁榮本質上是由勞動者的風險所創造出來的。專法的介入,是為了矯正市場失靈,將被外部化的社會成本重新內部化為企業的經營成本。其次,關於漲價的擔憂。如前所述,許多外送員的實質收入在離峰時刻已低於合理標準。如果專法的實施導致運費微幅調整,這不應被視為通膨,而應被視為矯正價格扭曲。這是為了買單一份有尊嚴的勞動、一份有保障的安全。
消費者的態度與行為,直接構成了外送員勞動尊嚴的一部分。當我們習慣於追求極致的廉價與便利,甚至對送餐稍慢的外送員惡言相向時,我們便成為了剝削結構的共犯。作為消費者,我們應當支持這部專法。因為一個對勞動者友善的社會,最終將回饋給我們更安全、更穩定、更高品質的服務。我們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時,不應忘記螢幕背後那個在風雨中奔波的真實人類。
台灣外送產業走到今天,《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是台灣回應數位勞動挑戰的關鍵一步。它不僅是勞動法規的修補,更是對數位時代社會契約的重寫。我們期待,透過這部專法的通過與實施,台灣能成為亞洲數位勞動保護的典範,證明科技創新與勞動尊嚴並非零和遊戲,而是可以共存共榮的進步價值。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