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降了，毒性也降了嗎？ 環境部擬納管苯駢芘 空污治理轉向成分風險

2026年7月，環境部宣布將展開法制作業，推動苯駢[a]芘（Benzo[a]pyrene，BaP）單獨納入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這透露台灣空污治理的新課題：PM2.5濃度下降後，還要辨認微粒攜帶哪些有毒成分，以及哪些來源帶來較高健康風險。

苯駢芘是有機物高溫不完全燃燒或熱裂解的副產物，常附著於粒狀污染物。環境部已要求設有石化製程的特殊性工業區進行監測，環境部透過新聞稿說明，2022至2024年雲林離島、林園與臨海產業園區的年平均濃度，均低於歐盟以苯駢芘代表多環芳香烴（PAHs）所訂的目標值每立方公尺1奈克，並將推動單獨納管。

測站看趨勢，個人量測捕捉生活裡的尖峰

過去數十年，台灣空污治理多以PM2.5為核心。環境部2024年將PM2.5年平均與24小時標準，由15、35加嚴至12、30（微克／立方公尺）。然而，PM2.5是粒徑分類，不是單一化學物質；相同重量的微粒，組成與毒性可能不同。

固定測站與個人暴露量測並非互相取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龍世俊接受《環境資訊中心》訪問時說，測站通常設在學校或公家機關，避開特定污染源，量到混合後的城市背景濃度，適合比較各地及歷年空氣品質；個人量測則跟著人在地面活動，記錄走路、騎車、煮食或燒香時近距離吸入的短時高濃度。前者看城市整體是否改善，後者顯示人在何處、做什麼事時吸入較多。

龍世俊團隊2020年在南投一處社區進行監測，發現人們在街道上實際接觸到的PM2.5，可能遠高於較高處測得的濃度。地面測點出現的最高一分鐘PM2.5濃度，曾是10公尺高測點的36.2倍。進一步分析污染來源後發現，即使距離只有3至5公尺，車輛走走停停、市場活動、寺廟及炸雞攤，仍會使PM2.5濃度分別增加4.38、3.90、2.72及1.80（微克／立方公尺）。換句話說，區域空氣品質看起來未必很差，但人只要靠近車流、攤販或燃燒活動，短時間吸入的PM2.5仍可能明顯升高。

同年另一項研究，則讓新北市26名不吸菸成人連續七天攜帶感測器，並同步量測住家室內、室外PM2.5與PM1。

受試者平均有91.6%的時間在室內，烹調是最常記錄的來源；燒香則使室內PM2.5平均增加15（微克／立方公尺），是各單一來源中增量最高者。研究也顯示，關窗可減少室外污染進屋，室內正在煮食或燒香時，開窗則有助污染排出。因此不能一律主張開窗或關窗，而要看污染主要來自室內還是室外。

龍世俊指出，煮飯時只開抽油煙機仍不夠；團隊量測曾發現，即便使用抽油煙機，微粒濃度仍可比背景高約七倍，因此最好同時開窗，讓油煙較快排出。若正逢空氣品質不良季節，也可短暫開窗10至15分鐘排散室內污染後再關閉。

2024年，團隊在高雄與印尼萬隆讓同一批受試者於不同時間反覆配戴感測器，記錄PM暴露與心率變異。高雄55人的結果顯示，社區小工廠、蚊香、農廢燃燒與燒香是重要來源；PM2.5或PM1每增加10（微克／立方公尺），多項心率變異指標在5分鐘內出現顯著變化。追蹤同一批人可減少個人差異干擾，但人數有限，且可能受未量測污染物影響，不能推論所有民眾。

龍世俊強調，大型煙囪排放擴散後會影響區域背景濃度，社區裡的小工廠、修車行、餐飲、神壇及交通排放，卻可能在尚未充分擴散前直接影響鄰居。她指出，《空氣污染防制法》已提供管制污染源的法源，不論業者是否立案，都不是完全無法管理；地方縣市環保局可依法介入、要求改善或裁罰。空污治理因此不能只有環境部訂標準，也要由地方環保局辨識社區中反覆出現的高暴露點並確實執法。民眾可以減少不必要燃燒、煮食與燒香時加強排煙，但鄰近污染源造成的暴露，不能只靠個人關窗或戴口罩承擔。

同是PM2.5 彰化、台中、台北的高風險來源並不相同

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陳裕政團隊的一系列研究，逐步把這張成分地圖展開。2016年發表的彰化研究，選在大城、芳苑等鄰近重污染工業區的農村測點，分析PM2.5所攜帶的PAHs、季節變化、污染來源與致癌風險。

2019年發表的台中研究，則以梧棲、沙鹿兩處鄰近燃煤電廠與鋼鐵廠的住宅區為採樣地點，分別在2014年夏季與2015年冬季採集PM2.5及PM10。研究發現，附著於PM2.5的PAHs冬季平均濃度為4.7（奈克／立方公尺），約為夏季1.7奈克的2.8倍，且超過九成的粒狀PAHs集中於PM2.5；來源分析顯示，交通排放呈現最主要的來源訊號，其後依序為未燃燒石油、鋼鐵工業與其他固定污染源，以及燃油與烹調油煙。

研究也指出，兒童經由吸入暴露而啟動芳香烴受體（AhR）毒性路徑的潛在風險高於成人，冬季尤其值得關注。

到了台北，污染來源又不完全相同。2019年研究把細、粗微粒中的有害金屬與PAHs，連同氣流軌跡一起分析，評估東北季風長程傳輸的影響。

2023年發表的密集觀測研究再往前一步：研究團隊自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在古亭測站每三天採集一次24小時PM2.5樣本，共取得119件樣本並分析22種PAHs，透過正矩陣因子法、分子診斷比值，以及結合氣流反向軌跡的潛在污染來源貢獻函數，辨識污染來源。結果顯示，總PAHs年平均濃度為0.79（每立方公尺奈克）；交通排放占31.3%，其後依序為工業排放29.2%、蒸發或未燃燒油品22.3%，以及生質與燃煤燃燒17.1%。除本土污染源外，中國東北地區的工業活動，以及黃海、東海周邊的航運排放，也可能隨東北季風與長程傳輸影響台北。

治理視角因此改變，「來源占多少」已不夠，必須把來源與毒性接起來。台北的研究中，交通排放不僅是最大來源，也是健康風險最高的來源；苯駢芘則貢獻總苯駢芘毒性當量53.63%。這說明污染物的質量占比與風險占比並不必然相同——某來源排出的微粒未必最多，但若含有較高比例的高毒性PAHs，仍可能是優先管制對象。也因此，彰化、台中、台北研究不能被拼成一個簡單的「全台平均」；它們更像不同地區、季節與產業結構下的風險剖面。

苯駢芘納管是起點，全台暴露仍缺長期拼圖

PM2.5濃度下降，不代表微粒所攜帶的毒性成分也以相同比例減少。2024年加嚴的PM2.5空氣品質標準，管理的是每立方公尺空氣中的微粒總量；苯駢芘納管則把治理焦點推向其中的特定致癌成分。

但「低於國外目標值」，也不等於治理已經完成。環境部公布的數據僅涵蓋三處設有石化製程的特殊性工業區，無法代表全台都會區、交通熱點及一般社區的長期暴露；苯駢芘也是PAHs風險的代表性指標，不是PAHs的全部。陳裕政在訪談中指出，PM2.5內含多種物質，組成不同，健康風險也會不同；若要從流行病學研究中直接拆解單一PAHs造成的健康效應，仍相當困難。相較於PM2.5總濃度，苯駢芘更需要透過長期監測，觀察居民累積暴露與潛在致癌風險。

20多年來，台灣空污研究從環境測站走進個人生活情境，也從PM2.5總量深入化學組成、來源辨識與致癌風險。苯駢芘納入有害空氣污染物法制作業，是科學走入政策的一個節點。

這也成為下一階段治理的分水嶺。政策若要走向健康風險治理，還需要穩定的跨區域、跨季節監測，建立PAHs、重金屬等毒性成分的長期趨勢，並把排放清冊、來源解析、個人暴露與本土健康資料銜接起來。空氣中的微粒變少固然重要，但最傷害健康的那一部分是否也同步下降，才是毒性成分治理真正要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