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奏曲》410教改大遊行30年 檢討過去或是看向未來30年？
今年適逢410教改大遊行30年，社會上又有一波「檢討教改」的聲浪，然而遺憾的是學界研究和參與者口述史紀錄中，已經對教育改革過程提出若干反省與回應，許多媒體與輿論對於教育改革的討論，仍然過度簡化地探討教育改革，將廣設高中大學歸咎於李遠哲。
這樣的說法除了忽略教改是一個持續進行的政治過程，也並非事實。本文將簡要地回顧教育改革的政治過程，包括社會運動、教改會與政府推動的教育改革，除了認為檢討教改應該基於事實評論，也認為由於教改涉及多項教育政策，刻板印象式地批評反而不利於評價和檢討過去教育改革的過程與內涵。
民間教改運動（1987-1994）
1987到1993年之間，在解嚴後的民主化進程下，不再是由國家獨斷制定教育政策，社會大眾開始提出自己的教育想像與要求，來自不同學校機構的教師、學生或家長，針對過去威權體制下各自的教育現場問題，分別提出改革訴求，一時之間對教育政策的討論和訴求可以說是百家爭鳴，許多民間團體訴求都在強調國家權力對教育機構的鬆綁，其中幾個重要的團體包括：主婦聯盟、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教師人權促進會、人本教育基金會、振鐸學會、澄社、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教師聯盟。
最後在1994年4月10日的「410教育改造全民大結合運動」，共有210個團體參與，並且提出四大訴求：「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促進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這個階段的教育改革由於由民間社團提出訴求，一般都稱為「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其中大家最琅琅上口的「廣設高中大學」，僅是運動團體的其中一項訴求，並不是整個教育改革的全貌，同時當時對於廣設高中大學具體要怎麼做，還沒有一個很清楚的想像。
另外還必須注意，除了民間團體以外，其實教育部在1988年後，也已經開始研議調整與增設大專校院，其中包括高等技職教育，所以說高等教育擴張並不完全發生在教改運動之後。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4-1996）
在1994-1996年之間，政府為了回應民間教改運動的訴求，因此由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並邀請之前並未參與民間教改運動的李遠哲出任召集人。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運作過程中，一開始共有各方諮詢委員共31人，包括：行政部門（孫震、韋端、劉兆玄、黃鎮台、張京育、陳其南、郭南宏）、縣市長（余陳月瑛、游錫堃）、大學校長（沈君山、林清江、鄧啟福）、中小學代表（林明美、周麗玉、萬家春）、學界代表（牟中原、黃榮村、曾憲政、楊國樞、曹亮吉、馬哲儒、劉源俊）、中研院代表（李亦園、李國偉、李遠哲、許倬雲）、企業代表（何壽川、施振榮）、傳播界代表（殷允芃），之後劉源俊、許倬雲、郭南宏請辭，後續再加入師範體系的簡茂發、陳伯璋，教育系教授黃丙煌、教育部代表楊國賜以及張清溪教授。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工作推動除了諮詢委員討論外，還包括研究委託案以及多項溝通協調用以收集民眾意見的座談會、研討會，甚至設有「社區聯絡人」制度。
可惜的是教改會的審議過程雖然辦了許多活動收集民間意見，但是在專業分工和時間壓力下，吸納的程度有限，然而就其出版內容來看，仍然是透明度相當高的政策審議過程，許多討論內容至今也仍可從網路取得。當時教改會提出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共有八大改革項目，分別為：一、修訂教育法令與檢討教育行政體制。二、改革中小學教育。三、普及幼兒教育與發展身心障礙教育。四、促進技職教育的多元化與精緻化。五、改革高等教育。六、實施多元入學方案。七、推動民間興學。八、建立終身學習社會。
其中八大改革項目下又有多項具體繁複的政策建議，此處無法贅述。其中雖然沒有明確寫出廣設大學的文字，不過仍有與廣設高中大學相關的項目，包括「朝綜合高中發展」（總諮議報告書頁摘13），以及「高等教育的鬆綁，包括高等教育容量繼續增加…」（總諮議報告書頁摘7），而對高等教育擴充的想像，則強調「…高等教育容量的適度擴充允宜持續；其中公立學校的成長宜減緩，私立學校則可以較大幅擴增。」（總諮議報告書頁60）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教改會提出《總諮議報告書》時，之前發動大遊行的410教育改造聯盟，也提出更具體的廣設高中大學目標，要求以公立高中大學為主，與教改會的立場並不相同。
官方推動的教育改革（1996-）
雖然由官民聯合組成的教改會，提出了《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但是到了行政院推動的階段，僅選擇性地採用建議，對民間運動進行收編。當時的教育部長吳京，主要採用「第二條技職國道」來擴張高等教育，也就是將現有的技專校院升格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這一手段相較於新設學校快且節省成本，也構成今天台灣高等教育的格局，由於這一做法明顯不同於教改運動團體的訴求或是教改會的建議，對教改運動人士或李遠哲而言，自然不能接受當前廣設高中大學的問題由他們來承擔。
檢討過去30年或看向未來30年？
以上對教育改革歷史的簡要回顧，除了看到教育改革涉及的政策面向廣泛以外，單就廣設高中大學這一改革項目，也能看到從教改運動人士提出廣設大學，教改會多方委員參與討論，到後來政府採取成本最低的升格技職校院策略來廣設大學，是一個多方行動者參與形塑，來回擺盪非線性的政治過程，確實很難說教改運動人士或李遠哲要為今天的廣設大學政策後果完全負責。
另外就事後的文字紀錄來看，教改運動一開始對於廣設大學的主張相對模糊，直到教改會提出報告書才強調應該要廣設公立大學，而教改會則更明確強調私立學校地擴張，這些意見確實可能表示我們過去錯過了一次推動高等教育公共化，追求更平等的資源分配的契機。
許多輿論在討論教育改革時，經常缺乏事實基礎，而流於印象式的批評與找戰犯，除了無助於釐清真相，也忽略與教育改革有關的政策其實相當繁多，各項政策成敗應該逐步清點，以少數政策來否定教育改革並不公允。我們也該注意到教改至今30年，不僅有許多目標至今仍然值得努力，同時還有新的挑戰，對教改的檢討，應該要能成為孕育下一代新的教育政策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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