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滲透3-3》羈押共諜標準不同？馬德、朱政騏「證據差異」成關鍵
〔記者劉詠韻／台北專題報導〕同涉共諜案，卻有羈押與否差異，外界常誤解標準不一，但關鍵在於證據結構與風險評估。以中天記者林宸佑與曾任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執行長的朱政騏為例，前者因檢方掌握其與中方窗口、軍方等收賄金流證據，認定仍具持續接觸與滅證風險，因而獲法院裁准羈押；後者雖涉及密級資料外流至海峽導報相關人員，但檢方查扣關鍵通訊設備後，整體風險評估較偏向事後既成犯罪，未達聲押必要。
檢方與法院一般檢視三項要素，是否存在明確金流或對價關係、是否具備具體指示鏈或任務分工、以及是否仍有即時串證或滅證風險。以馬德案為例，檢調除掌握素材製作、指示審核與金流對價外，其聯繫對象涵蓋中方窗口、軍方人員與金流中介，檢方據此認定仍具持續接觸與串證風險，法院審酌後裁准羈押。
相較之下，朱政騏刺探並翻拍密級文件，透過專用手機傳送中媒《海峽導報》採訪主任王煒，事後收受人民幣2萬元作為對價。依目前證據樣態研判，朱政騏多停留在接觸關係、訊息往來或間接線索層次，且檢方已查扣手機，整體較偏向已完成、事後回溯型犯罪，因此並無聲押必要。
換言之，是否羈押的關鍵，在於被告是否仍持續與共犯聯繫、是否仍持有手機或其他對口聯絡管道、是否具備進一步滅證或串證的可能性，以及在搜索或偵查當下，是否仍處於持續犯行或延續風險狀態。同時，檢方也會綜合考量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所定之逃亡、串證或滅證之虞，以及第101條之1所規範反覆實施犯罪可能性等要件。
至於外界感受到的「是否羈押落差」，在司法邏輯上講究證據密度與風險，包括是否具備具體對價關係、金流或指示鏈的完整性，以及是否存在現實上的串證、滅證或持續接觸共犯的可能性。也因此，即便同屬反滲透或共諜相關案件，在證據發展階段不同的情況下，法院在羈押與否的裁量結果，仍須個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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