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美術館（Tate Modern）至今面臨參觀人數下滑與財務赤字：機構如何應對後疫情時代的營運轉型
作為全球參觀人數最多的現代與當代藝術博物館之一，倫敦的泰德美術館（Tate Modern）長年是藝術文化機構的國際標竿。然而，在疫情與英國脫歐（Brexit）影響持續發酵下，該館正面臨觀眾流失與財務赤字的嚴峻考驗。根據外國媒體的多篇分析報導，泰德美術館於2024年通報了嚴重的參觀人數下滑與預算赤字，進而引發對其策展方向、觀眾結構及經營策略的深層關注。
《媽媽》（1999），露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作品，展出於泰德美術館渦輪大廳（Turbine Hall）。圖/取自artnews
根據泰德所公佈的年度數據，相較2019年疫情前的高峰，2023年全館參觀人次仍明顯偏低。具體而言，泰德美術館參觀量下降約25%、泰德不列顛美術館（Tate Britain）下降32%、泰德聖艾夫斯美術館（Tate St Ives）近40%。至於泰德利物浦美術館（Tate Liverpool）因整修將停館至2027年。雖然本地觀眾人數已恢復至疫情前的約95%，國際觀眾特別是16至24歲的年輕歐洲族群出現明顯減少。2023至2024年度，泰德美術館接待來自歐洲的16至24歲觀眾約為35.7萬人，遠低於2019至2020年的60.9萬人。此年齡層長期被視為泰德的重要核心群體，特別對於當代藝術館而言，其存在性遠大於傳統歷史性博物館。
館長瑪麗亞．巴爾肖（Maria Balshaw）指出，這一觀眾結構的斷層與英國脫歐與新冠疫情影響密切相關。她表示：「脫歐改變了歐洲年輕人赴英就學與工作的結構機會，疫情則更加深了他們對未來的焦慮與出國意願的下降。他們不但旅行頻率變少，生活方式也轉變了。」然而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數據，在2015至2019年間，來自歐盟的遊客數每年約為2400萬人次，但到了2023年卻已降至2200萬人次，此數據的對比結果顯示出 結構性旅遊模式變遷。學者Ross Bennett-Cook也指出：「Z世代與千禧世代受到生活成本危機衝擊遠大於嬰兒潮一代，因此他們在旅行與文化消費上的行為更加保守與選擇性。」
瑪麗亞．巴爾肖（Maria Balshaw）。圖/取自artnews
儘管部分媒體將責任歸咎於泰德的展覽策略過於政治導向、強調社會議題、疏離大眾，泰德則引用內部與外部多項數據指出，觀眾流失並非單因展覽內容，而是綜合性社會結構與行為轉變的結果。泰德觀眾與創新總監利亞姆middot達爾邦（Liam Darbon）表示，過去十年來的觀眾輪廓轉變十分明顯。年輕觀眾開始偏好更多互動、數位化、可參與的展演型態。他指出：「16至35歲的觀眾對於藝術空間的想像不同於過往。他們不再滿足於純粹觀賞，而希望進入一個能引起社交參與、文化反思與自我對話的空間。」
倫敦的泰德美術館（Tate Modern）。圖/取自artnews
為此，泰德近年推出多項調整措施。包含延長展覽週期（如Zanele Muholi展為期七個月），設置「夜間開放日」、「青年策展導覽計畫」及與在地創意社群合作的沉浸式活動。這些行動都在回應年輕觀眾對多元體驗的渴望。尤其在2025年3月，泰德美術館慶祝開館25週年，舉辦名為「Birthday Weekender」的活動，短短一週吸引超過7.6萬人次參與，其中逾七成為35歲以下年輕觀眾。這個活動不僅是宣傳亮點，也被視為回溫年輕觀眾信心的重要信號。
英國遊客人數接近新冠疫情前的水準，但海外遊客仍下降近 40%。圖/取自artnews
然而，即便觀眾有回流跡象，泰德仍面臨財務壓力。並且館方計畫裁撤7%的職位，並重新審視未來的展覽規劃與人力配置方式。這反映整個文化機構系統面臨資源縮減與社會預期的雙重張力。值得注意的是，泰德屬於英國四大國家級藝術機構之一，約25%預算由政府資助，其他來自商業贊助、門票與藝術基金。隨著通膨上升與政府支出緊縮，即便是國家級文化機構也需自籌部分資源，並面對更複雜的經營風險。
儘管挑戰重重，泰德美術館仍穩居全球第五大藝術館，僅次於羅浮宮、梵蒂岡博物館、大英博物館與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其在現代與當代藝術領域的影響力，仍為國際藝術圈關注重點。總結而言，泰德美術館當前所處困境不僅是經濟層面的赤字，更是文化機構在後疫情時代面對世代差異、全球流動性下降、策展美學再定位與觀眾參與轉型下的集體縮影。
它所面對的，已不只是「誰來參觀」的問題，而是「如何建立新的觀看與參與倫理」。如何平衡社會正義與藝術本質？如何在財政壓力下維持品質與公共價值？如何透過數位轉型創造更具回應力的文化場域？這些問題，不僅是泰德的課題，也是全世界博物館與藝術機構的當代表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