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香吟專欄：以筆代花的紀念
小說家鄭清文（1932-2017）逝世消息傳來，令人愕然。每次見面，鄭先生總是親切，爽朗，7、80歲依然寫得順手，一個永康公園在他眼中故事百生。鄭先生談起文學，從來不是大口氣，笑稱自己用筆寫稿，寫得多了，讓代勞打字的外孫女嫌累呢。
如此的鄭先生，讓人忘記了歲月。這些年，讓人措手不及的作家之死，先是郭松棻先生，今是鄭先生，敲痛人我懺悔之心，來不及表達對他們的尊敬。
這個秋天，我去過一趟多洛帖墓園（Dorotheenstädtischen Friedhof）。除了同行者關心的黑格爾與費希特（Fichte），我注意到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隔幾個腳步，則是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這個墓園位於柏林市中心，自18世紀逐漸形成，許多哲學、建築、藝術領域的傑出名字長眠於此。布萊希特二次戰後結束流亡，回到東柏林，選擇傍此墓園長居，直到身故。該空間現改造成紀念館，參訪者看完布萊希特文稿，臨窗便能眺望作家墓旁那一株大樹。
那一天，布萊希特墓前，斜擺著一朵鮮艷紅玫瑰，大概是哪個探訪者在早晨放的，還沾著剛下過的雨。此外，彷彿東方上香的概念，濕潤土地圍插著多支日常書寫的筆，還有幾片黃葉，幾顆此地秋天常見的馬栗。
我們後來在墓園踅了半圈，恍若置身上世紀柏林文化的黃金年代，人人墓前各有追思，不過，倒是沒有看到有如布萊希特這般，以筆代花的紀念，直到取捷徑打算離開，才見轉角處，一座白色墓前，也插著滿滿的筆。
我走近端詳，墓碑上頭刻著：
Christa Wolf，1929-2011。
克里斯塔沃夫，是一個和鄭清文先生差不多同時代的女作家，儘管分隔世界兩端，文筆也不相同，不過，他們的青春成長所迎接的，同樣是戰爭廢墟，同樣經歷國家體制變革，飽嘗政治意識型態對人心的衝擊與教化。我遲至克里斯塔沃夫的訃聞才知曉這位作家的文學聲譽。作家這一行常因其死才得世人評價，命定的寂寞。不過，換個角度說，亦是冷戰把世界切成兩半，知識因政治阻絕，台灣對戰後德國文學的認識多重西德，東德付之闕如，無論是布萊希特或克里斯塔沃夫，都不是公眾熟悉的名字。
無論從出身或學經歷來看，克里斯塔沃夫很有理由作為東德菁英黨員，進入文化核心，事實上，她也確實有過這樣一段歲月，不過，當政治尺度橫向藝術，她終究挺身反對審查，失去了她的利益位置。東德時期克里斯塔沃夫的最後身影，出現於圍牆倒塌前夕的亞歷山大廣場，她對著近百萬群眾喊出民主呼聲。這樣的生涯與作為，與其將之評論為跟著政治風向走，不如檢視作品本身：克里斯塔沃夫的小說執著於自省與尋找答案，呈現的並非冷戰時空下所需要的道德偶像，而往往是帶著問號的人物。另一位同代人，成名於西德的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於克里斯塔沃夫的葬禮致辭，先以「虔誠地誤入歧途」形容同代人青年時期的精神狀態，又以「懷疑自己的勇氣」稱許了克里斯塔沃夫的一生。
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終生如何思考？如何犯錯？如何相信？一個人，在政治的長夜裡，如何對黎明懷抱希望？如何不厭棄理想與人性？這些問號，說來是廢墟世代文學的重要價值。即使在統一之後的新德國，克里斯塔沃夫的精神生活亦非一帆風順，她人生最後一部大書，在安靜的暮年，追憶備受爭議的史塔西告密者主題。之後，她長眠於多洛帖墓園，純白色大理石墓碑，簡潔，新的死亡，人們對她追思未減，同樣玫瑰，更多的筆，以及據說有著微微毒性，不可食用的馬栗。
鄭清文先生離世後的幾日，布萊希特或克里斯塔沃夫墓前，以筆代花的紀念，經常縈繞我的腦海。我真希望，屬於我們的作家，也有真正安靜的悼念。世界在變，詮釋與價值也在翻轉，如鄭先生與克里斯塔沃夫這樣的作家，應該會從文學史的冰層浮升出來：不揭櫫使命也不歌頌英雄，而以人生堅忍給我們啟示，敏於觀察，敢於懷疑，即使那懷疑的對象是自我。說來奇妙，愈是嚴格自疑的作家，對外界他人往往帶著更寬透的視野，更深沈的關懷。鄭先生為人行文，謙沖溫和，可其小說藝術甚嚴，字斟句酌。他寫了一生，看似不沾政治，實是不落痕跡，把他沈痛的時代意見都灌注到生活細瑣裡去了。
寫作，確實如葉石濤所說是一種勞動，作家握筆如礦工把心靈的詞語從黑暗中鑿切出來。花或凋謝，字語長存，一個作家，一生要寫盡多少墨水呢？從這個古典意象來說，我很願意在下回經過墓園的時候，帶一枝自己的筆，放在心儀的作家墓前。
※作者為作家，著有《文青之死》、《其後それから》、《史前生活》、《霧中風景》等書。